魯迅開的書單

魯迅開的書單

◆樂朋

眾所周知，魯迅是反對青年讀死書、死讀書的。1925年初關於「青年必讀書」的那場風波，因為魯迅繳白卷，說了要少看或「不看中國書」的意見，而招致許多非議。有說周氏兄弟自己讀了非常多的中國書，「偏不讓人家讀」的；也有說魯迅太武斷，「冤枉了中國書」的；更有如警官高等學校的柯柏森那樣，指責魯迅為「賣國」的。但魯迅不為所動，不要青年去啃胡適開列的多達兩百部的「國學書目」，一頭鑽進「活埋庵」，耗費青春。

事實上，魯迅也沒有完全否認讀中國書。要不要讀中國書，尤其是所謂「國學」書，那得看具體對象，因人因時而異。1930年，在上海的魯迅就給老友許壽裳之子許世瑛開列了一張書單，共計十二部。其中有：王充的《論衡》，葛洪的《抱朴子外篇》，劉義慶的《世說新語》，王定保的《唐摭言》，計有功的《唐詩紀事》，辛文房的《唐才子傳》，嚴萬均的《全隋文》，丁福保的《全隋詩》，胡應麟的《少室山房筆叢》，吳榮光的《歷代名人年譜》，以及清乾隆朝編的《四庫全書簡明目錄》等。

這張書單，有史，有論，還有工具書，可稱學習中國文學的基礎，是青年人學習中國文學很好的入門指導。特別可貴的還在於，魯迅為有些書的閱讀指明了要義、著眼點。如，從《論衡》見漢末的風俗迷信，由《抱朴子外篇》看晉末的社會狀態，從《世說新語》見晉人清談之狀，由《唐摭言》觀唐文人取科名之狀態，等等。對工具書，魯迅也提供了須留心的地方。如讀《歷代名人年譜》，因「其書為表格之式」，簡捷明了，從中「可知名人一生中之社會大事」；但「作者所認為歷史上的大事者，未必真是『大事』」，因此須參考日本三省堂出版的《模範最新世界年表》，互為對照，使學習者具備世界眼光。再如看《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一方面要懂得，它是現存的較好的「書籍之批評」，另一方面，又須「注意其批評是『欽定』的」，代表清朝官方立場，帶有歷史的、時代的局限。不難看出，魯迅開這份書單，是很用心，耗了不少腦筋的。

魯迅為什麼要這樣認真地開書單呢？倘以一言蔽之，曰：高情難卻。他得向老朋友的懇請負責，也希望對老友兒子的學習有所助益。

許壽裳是魯迅一生中最要好的朋友。他忠厚樸實，既是魯迅同鄉，又是一塊留學日本的同學，而且與魯迅一起在國民政府教育部共事多年。雙方過從甚密，交往不斷，互視對方為知己。因此，當許壽裳請魯迅給自己讀清華大學中文系的兒子許世瑛開張必讀書單，魯迅是不能推託的；況且，魯迅在多所大學開過文學課，講過中國文學史，給他讀中文的孩子作點讀書指導，也算輕車熟路，得其所哉。

魯迅之所以如此用心開書單，更出於 「誨人不倦」的為師之道。這是因為，魯迅曾是許世瑛的「開蒙先生」。1914年2月5日，許世瑛五歲，許壽裳按照浙江鄉風，要替兒子選一位品學兼優的老師做「開蒙先生」，便買了本《文字蒙求》，敦請魯迅在教本封面上寫下兒子姓名，希望能得到先生的真傳。魯迅當日的《日記》載，「上午季市將其大兒世瑛來開學。」據許壽裳回憶，那天魯迅只教給他兒子認兩個漢字，一個「天」字，一個「人」字。而這「兩個字的含義實在廣大得很，舉凡一切現象(自然和人文)，一切道德(天道和人道)都包括無遺了」。如今許世瑛上大學，讀中國文學，作為「開蒙先生」和文學家的魯迅，自然要悉心指導，以期他學有所成。給自己的學生開書單，不是天經地義么？

一張書單，顯現著魯迅真摯的朋友之情，師生之誼，還有嚴謹治學的拳拳之心。魯迅在百年前開的這張書單，對於今讀中文的大學生仍可做必讀書吧？或者讀通了這十二部書，還可以當文學博士，乃至做半個「國學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