披露塵封多年真相：蘇聯二戰光榮史大翻案

　　俄國學者、莫斯科首任民選市長波波夫著書披露塵封多年的真相，指蘇軍在二戰中雖光榮打敗德國法西斯，但也犯下貪污戰利品和淫辱戰敗國婦女的醜行，而斯大林維持專制體制，延誤國家民主化半個世紀。貪腐與極權有著本質的聯繫，若不遏制，會亡黨亡國。 　　反省國家與民族的歷史瘡疤，是高尚的行為，但也會受到「愛國者」的口誅筆伐。今年初，中國學者袁偉時撰文批評義和團的愚昧落後，顛覆官方史觀，受到「愛國」網民的圍攻。俄國學者、首任莫斯科民選市長波波夫，因披露紅軍在反法西斯戰爭中大肆劫掠與貪污，在學界與民間也引起對他「愛國與否」的極大爭議。在電台的辯論中，有人把波波夫的觀點視作賣國主義、為叛徒張目，儼如俄國版「袁偉時風波」。 　　在慶祝衛國戰爭勝利六十周年前夕，波波夫同時在國內外發表關於衛國戰爭歷史真相的著作《一九四一─一九四五戰爭雜論》。書中驚人披露聞名遐邇的衛國戰爭大英雄朱可夫元帥曾瘋狂搶掠戰利品：一九四八年元月，國家安全部派員到他家搜查，查抄七車廂傢俱，三百二十三件貂皮、一百六十件水貂皮、四千米絲料和呢料、四十四張名貴畫毯、五十五張古典名貴油畫、七大箱水晶和名貴餐具等。 　　波波夫說，他揭示真相只想證明：不能按斯大林方式、蘇聯方式，去紀念戰勝法西斯六十周年。俄國對這段歷史需要新的思考，真實的、民主的考量：戰勝法西斯不是靠社會主義優越性，而是戰爭性質轉變為人民戰爭；戰勝希特勒專政沒有引發斯大林專政的「洗心革面」；斯大林擴張社會主義造成冷戰；從德國運回的賠償沒有用來發展民生經濟，而是用來擴大軍備；這一切把蘇聯引上一條死胡同。 　　波波夫還披露，早在二十年代內戰結束後，蘇共立即著手準備發動「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大戰，打算用武力把共產主義推向歐洲。四一年蘇聯基本上準備好打一場大戰，當時紅軍已擁有二萬六千輛坦克、二萬架戰機、十二萬門火炮，實力超過德軍。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希特勒德軍突然入侵蘇聯，並在十天內逼近心臟地區。長期以來，對於蘇聯失利的主要解釋是「戰爭突發論」、「裝備落後論」等，但波波夫指出，其實是斯大林本人、斯大林式共產黨、斯大林式社會主義導致的失利。斯大林強制實行的集體化導致蘇聯農民破產、饑荒、日用品匱乏、生活緊張等等，國民壓抑，當然抵抗不住德軍的強力推進。當時就全國來說，老百姓私下議論極多，德軍的進攻曾被一些人視為「擺脫專政、得到解放」的機會。蘇聯西部地區和波羅的海地區一些老百姓曾捧著鮮花歡迎德軍，這些都是官方史學界閉口不談的尷尬真實。 　　但蘇聯為何能扳回敗局？因為戰爭的性質變了。戰爭初期的一九四一年七月三日，斯大林發表講話稱抗戰「關係到蘇維埃國家的生死存亡」及「沙皇制度復辟」。到四個月後的十一月六日，斯大林發表講話紀念十月革命，已不提抗戰的「階級」性，而大談抗戰的「民族性」，號召打倒妄想消滅俄羅斯民族的敵人。「這些人喪心病狂竟然號召消滅偉大的俄羅斯民族！」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七日，斯大林宣布抗戰任務已告完成。這時，蘇聯面臨歷史轉折。波波夫認為，蘇聯這時有三種選擇：一是戰爭「到邊境為止」，這樣可以保存實力，重建國家，汲取一九四一年社會主義體制失敗的教訓，實行改革。二是越界解放歐洲，然後返回蘇聯，榮獲「解放者」稱號。三是在蘇聯周圍建立一個由「友好」國家組成的「安全圈」。斯大林作出的是第三種選擇，用武力建立一個由親蘇衛星國組成的陣營。波波夫說，這一選擇不僅使國家多喪失了近百萬俄國人的生命，更重要的是「使不符合當代生產力和文明發展的國家官僚社會主義體制的苟延多出五十多年」。 　　斯大林的這一選擇，在蘇聯領導層得到支持，除了政治上的考量之外，主要是貪慾的動力。部隊進入德國，令使蘇軍將領和政要得到「大發戰利品之財」的機會。波波夫在書中披露了官方二戰史絕口不談的歷史真實。 　　蘇軍攻佔東歐期間出現搶掠當地居民財物的現象，蘇方曾嚴厲追究。一九四五年頭三個月，四千多名紅軍軍官受到檢控。但蘇軍進入德國後，蘇軍在默許下，大肆洗劫德國，直到一九四五年六月九日才停止掠奪。 　　書中引用的官方數據和研究人員的數據。紅軍原本就設有戰利品總局，該局公布的資料是：六萬台鋼琴、四十六萬架收音機、十九萬幅地毯、九十四萬件傢俱、二十六萬五千台座鐘和掛鐘和一百八十六車皮名酒。在這場劫掠中，蘇軍官兵的「待遇」也分等級。士兵可擁有以准許郵寄為限的小件物品。將領的「戰利品」標準則由斯大林欽定：每人一部賓士轎車，中下級軍官每人一部摩托車或自行車，可低價購買鋼琴、收音機、獵槍、手錶、若干地毯、裘皮、全套餐具、照相機等。 　　一九四八年，斯大林下令逮捕傑列金，從這個擔任朱可夫元帥副手的將軍家中搜出十六公斤銀首飾、二百一十八塊呢絨和絲料、二十一枝獵槍、大量名貴的法國和佛拉德斯畫毯，等等。從內務部西德涅夫少將家搜出近百件黃金和鉑金製品、從帝國銀行里偷來的全金坤包、三十二件裘皮衣、一千五百米料子、四百零五雙絲襪、七十八雙皮鞋、二百九十六件衣服等。 　　蘇軍進入德國以後，像法西斯佔領軍一樣大量強暴戰敗國婦女。波波夫教授指出，蘇軍佔領柏林以後，單是柏林一地，近十萬名德國婦女在被強暴後看醫生，含垢忍辱、不敢聲張者更不計其數。英國蒙哥馬利元帥在回憶錄里說：「蘇軍的作為，特別是對婦女的態度，令人髮指。」 　　波波夫指出，紅軍對德國的掠奪是蘇聯官僚體制本質決定的。正像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說的：「不信上帝的話，就可以無法無天。」 　　蘇聯紅軍從德國運回數不清的戰利品。據紅軍戰利品總局統計，單是一九四五年一年，就從德國運回七萬四千車皮建材、一百二十萬件男女大衣及一百萬頂帽子等，總共四十萬車皮的物品。二百三十萬噸糧食，五十萬噸奶油、魚、動物油脂、五十萬噸食糖、一百萬噸馬鈴薯和蔬菜、二千萬升酒精；到一九四八年一月止，從德國運回五十五萬四千匹馬、五十四萬一千頭牛、二十四萬頭羊；二千八百座工廠的設備。二百萬德軍戰俘在蘇聯無償勞動。 　　二戰結束後，蘇聯政府大量徵用德國先進科學技術。蘇聯航天之父科羅廖夫院士受蘇聯政府指派，於一九四五年到達德國，負責研究布勞恩火箭中心的人員和技術進展情況，擬訂擄走德國科學家的名單，同時運走大量德國火箭、遠程導彈發動機和實驗設備。蘇聯原子能專家庫爾恰托夫院士說，蘇聯政府曾派遣專門小組到德國尋找氧化鈾，找到後運往蘇聯三百噸，大大加快蘇聯製造原子彈的進程。 　　六十年過去，被封殺的二戰真面目浮出水面。波波夫指出，一九四三年著名的庫爾斯克會戰，紅軍第一天就損失一萬軍人和三百四十一輛坦克；而德軍僅損失八百四十二人和三十輛坦克。當時，蘇軍處於半包圍圈之內，形勢嚴峻，重演蘇德戰爭初期的形勢。就在這時，希特勒忽然下令停止會戰。原來是艾森豪威爾將軍發動登陸西西里島戰役，義大利軍隊崩潰。為了穩住義大利戰場，希特勒於七月十五日命令停戰撤回原地。紅軍宣布會戰大勝。著名的斯大林會戰的情況也很相似。一九四二年十月初德軍逼近伏爾加河。為了援助紅軍，邱吉爾下令英軍在北非登陸，十天後紅軍得以開始在斯大林格勒發動反攻。 　　波波夫認為，戰勝法西斯不是某一個國家的功勞或某一個黨的功勞，而是世界各國人民共同浴血奮戰的結果。他指出，俄國的三大戰役：列寧格勒保衛戰、莫斯科保衛戰和斯大林格勒會戰，紅軍取得的勝利，與盟國的援助、世界反法西斯戰各戰區的協同作戰是絕對分不開的。他談到紅軍在二戰中部署的更動與全球戰場有關。例如，紅軍在二戰初期保有大量部隊駐紮在遠東地區，以防日本從東線攻擊紅軍後方。只有在美軍積極展開太平洋戰區和中國的抗日戰區，使斯大林得以抽調主力部隊前往西線作戰。 　　波波夫要求俄國現領導人在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時，不要否認二戰期間西方盟國向紅軍提供的支援，尤其不要忘記向蘇聯運送戰爭物資而捐軀的盟國軍人。 　　所謂蘇聯衛國戰爭「叛徒」問題也被波波夫提了出來。這個問題觸動許多敏感的結論，作者用專章《叛徒的真實》的篇幅提出討論，詳細分析。斯大林當年下令，凡是被敵軍俘虜的紅軍官兵一律定性為叛徒。這當中有因傷昏迷被俘的；有因彈藥供應不上而無法全體一起按照斯大林指示飲彈自殺的，只有極少數是自願投降。而投降者當中有因為了養家□口而去的；有被德軍強行送往德國服勞役的（其中許多俄國婦女在解放時又被紅軍官兵施暴）；有為了逃避饑荒的。這些人當中有仇恨蘇維埃政權的地主資本家；有受政治迫害或者冤獄的；有刑事犯。 　　這個問題已成為當下熱門話題。如二零零四年第十一期的《歷史問題》雜誌發表克林科的論文《偉大衛國戰爭年代裡蘇聯領土上的附敵活動及俄國史學對其研究情況》、果孔的專著《處於希特勒與斯大林之間》等等。重點問題之一是對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班德拉的評介。斯大林把他視為死敵，最後派特工將他殺死。他一生追求的是烏克蘭的獨立。為此目標他同希特勒作戰，他同紅軍作戰。後共產主義的烏克蘭為他平反樹碑立傳。 　　一九四一年戰爭爆發後，幾乎所有的蘇聯加盟共和國都有代表同希特勒政權合作，組織了各種軍隊同紅軍作戰。據丘耶夫的《遭詛的士兵》和德羅布斯科的《德軍里的東方部隊》透露，約有二十三萬人的部隊站在希特勒一邊。波波夫認為蘇聯的離心力當時就已形成。斯大林宣布許多少數民族是「叛徒」，種下了民族矛盾的禍根。 　　斯大林的愛將弗拉索夫被德軍俘虜後曾組織俄國解放軍，同蘇軍作戰。弗氏的活動並不單純，支持他的是希特勒的反對派領軍人物施特里克．菲爾德，目標是爭取俄國獨立，反對希特勒的褐色專制，也反對斯大林的紅色專制。波波夫認為，應當給予弗拉索夫適當的正面評價，因為他頭一個看清了俄國未來與斯大林的極權社會毫無共通之處，他最早反對斯大林式的共產主義體制。 　　波波夫的這本書，同時在國外出版。國外版本用名《斯大林的三場戰爭》，兩個版本比較，在俄國出版的版本少了一些負面資料，同時也少了一項政治結論。波波夫說，在德軍逼近莫斯科時，老百姓中有過一種朦朧的期待，期待從斯大林迫害下解放出來。貪腐與殘酷的極權統治有本質上的因果關係，必定導致亡黨亡國，這是他寫本書的要旨。 　　另外，從歷史進程的視角來看，波波夫認為老一代反法西斯戰士無疑是解放人民的功臣，但在另一領域，也是歷史的「罪人」。因為他們可利用卻不利用衛國戰爭勝利的時機。在當年那樣的歷史轉折關口，反思蘇聯走過的道路多麼恰逢期時，但他們不去開闢改革體制的道路，因而失去了半個多世紀的發展機遇。 　　第二次世界大戰過去六十多年，俄國學界與學人更加理性，以普世價值來認知和評說這場戰爭的內涵，更從歷史長河的角度來審視這場衛國戰爭，這也是俄國當代史學界的新氣象。而教授波波夫告別共產極權主義，轉向社會民主主義，以良知為俄國學界作出了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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