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是滋潤啟蒙思想的重要外部資源

18世紀的「中國熱」告訴我們什麼?2015-02-05 09:24　來源：大眾日報作者：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文化走出去協同中心副主任　張西平中國思想和西方思想的第一次真實相遇是16－18世紀中國古代文化經典在歐洲的傳播和影響,由此開啟了18世紀歐洲的「中國熱」,中國文化成為啟蒙思想家重要的思想來源。但當下中國學術界在理解西方啟蒙思想和中國思想的關係時,要麼從後現代主義出發,否認中國文化對當時啟蒙思想的影響,把西方近代思想的形成說成一個自我成聖的過程；要麼將啟蒙思想與中國跟傳統思想對立起來,無法揭示二者之間的歷史和思想的聯繫,從而賦予儒家思想以現代意義。因此,從歷史與思想的角度,釐清18世紀西方啟蒙思想和中國文化的關係,無疑是一件非常有必要的工作。西方的強大是近代以來的事情,而這種強大原因之一就是西方不斷地向東方學習在19世紀後由西方所主導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西方文化被認為是人類思想的中心,代表著人類的未來。其根據是現代化的社會發展模式和思想都是由西方人所確立的。西方所以取得現代化的顯著成就,獲得這樣的地位,那是因為西方有一整套的思想文化傳統。文化的優越導致了發展的優越,文化的先進導致了社會的先進。這樣,西方文化的這種地域性的經驗就成為全球性的經驗,放之四海而皆準；西方文化的自我表述就成為全球各類文化的統一表述。西方成為所有非西方國家的榜樣:希臘、文藝復興、地理大發現、啟蒙運動,西方的道路應是全球各個國家的發展道路；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文化觀念應成為全球所有國家的制度和理念。於是就有了目前被人們廣泛接受的「東西之分」、「現代與傳統之別」的二元對峙的模式。東方是落後的,西方是先進的；西方代表著現代,東方或者非西方代表著傳統。這樣東方或者非西方國家如果希望走上現代之路,就一定要和傳統決裂,就一定要學習西方。「化古今為中西」,只有向西方學習,走西方之路,東方或非西方國家與民族才能復興。不可否認西方文化中確有許多有價值的東西,為人類的文明與文化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和理念,也有不少經驗和理念的確值得東方去學習,但中西對峙、現代與傳統二分的模式顯然有著它的弊端。僅就歷史而言,這樣的思路美化了西方的道路,把西方文化與精神發展史說成了一個自我成長的歷史,把在漫長歷史中阿拉伯文化、東方文化對其的影響與貢獻完全省略掉了。特別是西方在啟蒙時期的東西文化之間的交流與融合的歷史完全看不到了,當然同時,自大航海以後西方在全球的殖民歷史以及對其他文化的滅絕與罪惡也都通通不見了。從全球化史的觀點來看,這是有問題的。西方學者弗蘭克和吉爾斯在《世界體:500年還是5000年?》一書中提出:「當代世界體系有著至少一段5000年的歷史。歐洲和西方在這一體系中升至主導地位只不過是不久前的一段也許是短暫的一事件。因此,我們對歐洲中心論提出質疑,主張人類中心論。」世界的歷史是各個民族共同書寫的歷史,西方的強大隻不過是近代以來的事情,而這種強大原因之一就是西方不斷地向東方學習。文藝復興前幾百年中,世界的中心是阿拉伯文明,文藝復興啟始階段就是義大利人學習阿拉伯文,從阿拉伯文中翻譯回他們已失的經典。在佛羅倫薩的頂樓上發現了希臘文獻的手稿以後,文藝復興的重點才回到義大利本土。有了這樣一個長時段、大歷史的全球化史觀,有了對西方文化自我成聖的神秘化破除,我們就可以接著討論16－18世紀啟蒙時期與中國古代文化的關係了。啟蒙運動從伏爾泰到孔多塞,走過了一個完整的過程,對中國也從讚揚變為了批判從社會側面來看,啟蒙時期中國古代文化對歐洲的影響就表現在18世紀的「中國熱」。當時的歐洲上流社會將喝中國茶、穿中國絲綢的衣服、坐中國轎、建中國庭院、講中國的故事作為一種使命的風尚。來華耶穌會士的關於中國的著作在歐洲的不斷出版,特別是柏應理的《中國哲學家孔子》的出版,在歐洲思想界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來華耶穌會士的這些介紹儒家思想的著作,所翻譯的儒家經典引起了歐洲思想界的高度重視。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是當時歐洲最關心中國的哲學家,而且他和來華傳教士有著直接的接觸和聯繫,他見過閔明我(Grimaldi),與白晉(Bouvet)保持了長期的通信,出版了德國歷史上第一本關於中國的書《中國近事》,在禮儀之爭中明確站在耶穌會一邊,寫了《論尊孔民俗》重要文獻,晚年還寫下了其哲學生涯中關於中國研究的最重要文獻《中國自然神學論》。從思想而言,中國思想在兩個關鍵點上是和萊布尼茨契合的:其一,他對宋明理學的理解基本是正確的,儘管他並沒有很好看到宋明理學中「理」這一觀念的倫理和本體之間的複雜關係,但他看到理的本體性和自己的「單子論」的相似一面；其二,他從孔子的哲學中看到自己自然神論的東方版本。如果說萊布尼茨從哲學和宗教上論證了孔子學說的合理性,那麼伏爾泰則從歷史和政治上論證了孔子學說的合理性。衛匡國的《中國上古史》、柏應理的《中國哲學家孔子》一書中的中國紀年,在歐洲出版後引起了思想的轟動,中國的這些紀年徹底動搖了中世紀的基督教紀年。《風俗論》是伏爾泰的一部重要著作,在這部著作中,伏爾泰第一次把整個中國文明史納入世界文化史之中,從而打破了以歐洲史代替世界史的「歐洲中心主義」的史學觀。如果中國的歷史紀年是真實的,基督教的紀年就是假的,梵蒂岡就是在騙人,歐洲的歷史也就是一部謊言的歷史。藉助中國,藉助孔子,啟蒙思想家們吹響了摧毀中世紀思想的號角。而伏爾泰這位18世紀啟蒙的領袖是穿著孔子的外套出場的,他的書房叫「孔廟」,他的筆名是「孔廟大主持」。魁奈也是推動18世紀法國「中國熱」的重要人物。他從孔子學說中找到自己經濟學說的思想基礎——自然法則,重農學派的自然秩序理論主要受益於中國古代思想。魁奈說:「中華帝國不是由於遵守自然法則而得以年代綿長、疆土遼闊、繁榮不息嗎?那些靠人的意志來統治並且靠武裝力量來迫使人們服從於社會管轄的民族,難道不會被人口稠密的中華民族完全有根據地看作野蠻民族嗎?這個服從自然秩序的廣袤帝國,證明造成暫時的統治經常變化的原因,沒有別的根據或規則,只是由於人們本身的反覆無常,中華帝國不就是一個穩定、持久和不變的政府的範例嗎?……由此可見,它的統治所以能夠長久維持,絕不應當歸因於特殊的環境條件,而應當歸因於其內在的穩固秩序。」這個內在固有的秩序就是「自然秩序」,而這正是他的學說核心思想。在啟蒙運動中始終有兩種聲音,從孟德斯鳩到盧梭,啟蒙思想也在不斷的演進與變化之中。這種變化最終在1793年孔多塞的《人類精神進步史表綱要》中表達了出來。此時以進步為核心的啟蒙觀念確定了下來,中國成為與進步對峙的「停滯的國家」。如他所說:「我們就必須暫時把目光轉到中國,轉到那個民族,他們似乎從不曾在科學上和技術上被別的民族所超出過,但他們卻又只是看到自己被所有其他的民族一一相繼地趕超過去。這個民族的火炮知識並沒有使他們免於被那些野蠻國家所征服；科學在無數的學校里是向所有的公民都開放的,惟有它才導向一切的尊貴,然而卻由於種種荒誕的偏見,科學竟致淪為一種永恆的卑微；在那裡甚至於印刷術的發明,也全然無助於人類精神的進步。」這樣我們看到,啟蒙運動從伏爾泰到孔多塞,走過了一個完整的過程,對中國也從讚揚變為了批判。其實中國仍是中國,這種中國觀的變化是歐洲自身思想變化的結果。那麼我們究竟應該如何看待啟蒙時代的這種變化的中國觀呢?中國思想在啟蒙時代的影響又應該如何評斷呢?中國知識和思想在啟蒙運動中引起了巨大的思想震動,這本身就是歐洲思想內部的原因所造成的,但正是在耶穌會士所介紹的儒家思想的觀照下,儒家自然宗教的傾向,中國歷史編年的真實性,中國政治制度在設計上比歐洲的合理性,例如科舉考試製度等,才會引起了歐洲思想的震動。如果中國思想文化不具備一定的特質,就不會引起啟蒙思想家如此大的興趣。如學者孟華所說,「毋庸諱言,伏爾泰論及中國、宣傳孔子,在一定程度上是出於實際鬥爭的需要,即所謂的『托華改制』。這一點,尤其在『反無恥之戰』中更顯突出」。但儒家本身的特點無疑是重要的,「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它的基本含義是『愛人』。而伏爾泰終其一生不懈追求的,正是這種將人視為人,能夠建立起人際間和諧關係的人本主義。」中國思想和文化在16－18世紀的傳播是一個複雜的歷史過程,歐洲啟蒙時期對中國古代思想與文化的接受也是一個複雜的歷史過程,中國思想和文化在16－18世紀產生如此大的影響,以至於在歐洲形成了持續百年的「中國熱」。這既是歐洲自身社會發展的一個自然過程,也是中國思想文化融入歐洲社會發展的一個過程；既是歐洲思想變遷的內部需要的一個表現,也揭示了中國思想文化特點所具有的現代性內涵。而不能僅僅看成歐洲精神的自我成聖,完全否認了中國知識在啟蒙運動中的作用,完全無視中國思想文化的現代性內涵對啟蒙思想的影響,將此時的啟蒙的發展完全歸結於歐洲思想自身發展的邏輯,這不僅違背了歷史,也反映出了這種觀點對歐洲思想自身成聖的神話的相信和迷戀。另一方面,孔多塞最終所確立的以進步為核心的啟蒙觀是歐洲思想走向自我中心主義的開始。當啟蒙思想家以進步史觀設計歷史時,在歷史事實上就出現了問題。即便當時中國相比於歐洲發展慢了一些,但並未停滯,啟蒙後期的孔多塞、馬嘎爾尼把中國說成停滯的帝國肯定是不符合事實的。歷史是一個長期段的發展,100年是一個短暫的瞬間,今天中國重新崛起,其道路和特點都和西方的道路與特點有很大的不同,歷史已經對啟蒙後期開始形成的歐洲中心我們可以從啟蒙思想家當年對中國文化的跨文化理解中,糾正其偏誤,賦予儒家文化以符合現代生活的新意啟蒙思想還是中國傳統思想?看起來似乎有些對立。但一旦我們進入實際的歷史境遇,就會看到將啟蒙與中國傳統思想對立起來的認識是值得反思的。從我們上面所介紹的啟蒙思想家對中國文化的接受來看,儒家思想和啟蒙思想並不對立,儒家思想曾是滋潤啟蒙思想的重要外部資源,它與啟蒙精神相連,而又有別於西方啟蒙思想。因此,在重建中國文化傳統的現代意義時,我們不能完全將儒家思想和啟蒙思想對立起來,而是可以從啟蒙思想家當年對中國文化的跨文化理解中,糾正其偏誤,賦予儒家文化以符合現代生活的新意,開出啟蒙思想之新意。例如,啟蒙思想家利用中國文化的理性精神來解構中世紀的宗教,這說明儒家思想中的理性精神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啟蒙思想家在理解儒家的理性精神時並不全面,啟蒙思想所確立的理性最終演化成為工具理性主義。這樣他們並未深刻理解儒家思想的理性精神和宗教精神的融合、儒家思想的半哲學和半宗教特點。儒家的理性主義和啟蒙思想的工具理性之間有著契合與差別,這樣如何在保持啟蒙理性精神的同時,發揮儒家理性與神聖性合一的資源、人文理性主義的資源,克服啟蒙以來的工具理性之不足?同時,如何學習啟蒙精神,將儒家實用理性轉化成為不同於工具理性的現代理性?這都給我們留下寬闊的學術空間。又如,啟蒙思想家通過耶穌會士所介紹的中國富足的世俗生活,讚揚了個人主義。因此,將中國傳統文化說成是一個壓制個人的專制文化史是說不過去的。但中國文化中對個人的肯定又不同於啟蒙所開啟的物質主義的個人主義,或者說凡俗的個人主義,乃至人類中心主義。儒家的人文主義正如陳榮捷在《中國哲學資料選》中指出的:　「如果有一個詞能夠概括整部中國哲學史,這個詞會是人文主義,不是那種否認或淡化至上力量的人文主義,而是承認天人合一的人文主義。在這個意義上,人文主義從一開始就主導著中國思想的歷史。」　按照這樣的理解,中國的天人合一的人文主義,既不是啟蒙思想家所倡導的世俗的個人主義,也不是後來由此演化成為的人類中心主義的個人主義。自然,孔多塞等後期啟蒙思想家所提出的「進步」觀念也有其合理性,進步總是比落後要好。但這種進步不是一種以歐洲為中心的線性進步觀,不是一種人類中心主義的無限索取自然的進步觀,不是以西方文化取代其他多元文化的進步觀。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傳統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觀、「和而不同」的文化觀,都可以作為修正孔多塞所代表的啟蒙思想家進步觀的重要思想資源。歷史是智慧的源泉,通過對中國傳統文化在啟蒙時期的傳播和影響的研究,我們可以從根源上對啟蒙做更為全面的反思,可以走出啟蒙思想與中國傳統思想對立的思考模式,克服後現代主義對啟蒙片面批判和固守在啟蒙思想內部發展思想的兩種傾向,從中國的歷史和啟蒙的歷史做出新的解釋,將歷史重新激活,將中西思想重新融合,這是我們的祈盼。主義和19世紀主導世界的西方中心主義做出了最好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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