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大選：第五共和國的陷落

"激烈的法國2017年第一輪總統大選投票周日晚結束。根據IPSOS民調顯示，兩周來在民調中領先的馬克龍位居第一，民調中位居第二的極右翼瑪麗娜.勒龐也順利進入第二輪，右翼大黨共和黨候選人菲永被淘汰，社會黨候選人阿蒙也被淘汰。"

每個人都在問，法國會迎來一位川普式的總統嗎？瑪麗·勒龐和她所代表的極右勢力，從不久前被群嘲，到如今殺入第二輪總統大選，崛起速度之快讓人驚訝。

如RIF(法國國際廣播電台）所言，「首輪選舉的重大啟示可能是傳統大黨被選民拋棄，左翼社會黨，右翼共和黨，在第五共和國輪流執政，這次一舉被淘汰，法國政局發生重大變化。」

現居巴黎的作家Andrew Hussey昨天晚上就法國大選發表了一篇文章，他的紀錄片《Culture, Class and LePen》（《文化，階級和勒龐》）將於BBC2台播出。這篇文章中，他走訪了全法最窮的小鎮魯貝，從這個極右勢力佔據主導的地方透視法國，會產生怎樣的思想碰撞？法國，是否會像大家預想的那樣，繼續在黑暗中匍匐，不復往日輝煌？

二月下旬一個寒冷的周六，我騎車返回位於巴黎南部的公寓時，不小心撞上一夥小流氓。他們翻箱倒櫃，四處搞破壞，把街上昂貴的摩托車全部踹一遍，很顯然，興頭上的他們想找人打一架。

這不是我第一次遇上這種事，即便我住在這個城市的富人區。一般來說，最明智的舉動是立馬停下來，讓這夥人過去，把剩下的事交給警察。但在這個有些特別的夜晚，我雖然能聽到頭頂上嗡嗡作響的警用直升機，但路上卻沒一個警察。當我緊張地意識到這點時，這群小混混中的一個，站在離我不到五碼的地方吼，「你他媽的是誰？」 他的同伴轉過身，慢慢圍過來。我可以說是非常恐慌了，我看到他拿著一把螺絲刀對著我。

我開足馬力往家方向狂奔，心跳快的要蹦出胸口，這夥人在我身後窮追不捨。我太緊張了，以至於到達公寓大門時連續兩次輸錯密碼。終於到家了，我是安全的了，但依然非常害怕，不停出汗，我很明白今天如果不跑快點會發生什麼。

這群人是巴黎地方幫派中的一個，他們已經從以往正常活動區域被清掃出來，那些地方泛濫著大麻交易和各種齷齪的事情。警察用直升機和便衣警車把他們攆出來，現在他們來新地盤報仇了。當他們看到我，一個高大的白人男性，便緊緊盯著我的自行車（我那個傻了吧唧的深藍色自行車看起來很像警用自行車）。因此他們認定：我是一個警方的探子。換句話說，是他們最痛恨的敵人。

在過去的幾個星期里，巴黎乃至整個法國，對單獨執行任務的警察來說出現了一種新的威脅，一種被幫派挑起的威脅。這是因為Affaire Théo（迪歐事件），之後警方與城鎮青年人之間的緊張關係一觸即發。二月二日，巴黎東北部的聖丹尼斯，四名警察野蠻地襲擊了一名被認定「有罪」的無辜黑人男青年。整個過程剛好被攝像頭記錄下來，據悉，其中一位警察還涉嫌用警棍強姦Théo。

這個案子的細節部分引起了公眾極大的憤怒。在城市郊區，許多年輕人感到被排除在法國主流生活之外，他們中的一些人燃起了報復之心。即便他們的憤怒牽扯到一個具體案件，但四月二十三日首輪總統大選之後，社會各個階層的憤怒情緒卻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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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目前處於政治混亂狀態。上個月二十日，在法國電視一台舉辦的首場總統候選人「辯論」中，這種混亂非常明顯。

當晚一戰，最大輸家莫過於2007-2012年擔任法國總理的右派共和黨領袖弗朗斯瓦·菲永。一份對菲永涉及內部金融交易的指控，使他徹底被排除在總統職位之外。依據這份報告，菲永的妻子和其他家屬一直在吃政府空餉，每年要吃掉納稅人80萬歐元。雖然菲永極力否認任何不法行為，他自己也被指控在2013年未能償還法國商人貸款5萬歐元（他表示已經償還完畢）。辯論期間，菲永不斷審視自己，試圖讓自己看起來威嚴，具有總統范兒。但無疑，他已成為各方蔑視的對象，包括他自己。

社會黨候選人貝諾蒂·哈蒙（Beno?tHamon），與即將離任的總統弗朗索瓦·奧朗德（Fran?oisHollande）來自同一個陣營。他整晚表現糟糕。哈蒙來自左翼政黨，贊成基本收入政策，同意大麻合法化與安樂死。2014年，他辭去奧朗德政府中的職位，聲稱總統拋棄了社會黨的價值觀念。但在每個公共場合，哈蒙依然看起來對自己參與到這場總統競選表示驚訝。他把自己定義成一個「反奧朗德者」，倒也不奇怪，奧朗德的民眾支持率是史上最低的，低於任何一位前任。甚至哈蒙的支持者也承認，他對社會黨並沒有表面那樣真誠，低票數的民意支持也反映出這一點來。

最近幾周，左翼黨派-不屈法國的領導人，退伍軍人讓呂克·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在民調中支持率飆升。他巧舌如簧，反歐盟，反北約，親俄羅斯，這些觀點與極右黨派領袖瑪麗·勒龐的主張相似。

而候選人中的明星，中間左派領導人，現年39歲的伊曼努爾·馬克龍（Emmanuel Macron），曾任經濟部長。但在2016年，這位奧朗德前部下與老東家（社會黨）分道揚鑣，宣布自己將作為一名獨立候選人，參選2017總統大選，並且提出了自己的競選口號，「勇往直前！」（En Marche!）馬克龍給大眾的印象是溫文爾雅，充滿學識，他捍衛歐盟與歐元區，是一位赤裸裸的自由主義者。

但是，大眾對馬克龍也愛不起來：他的敵人形容他是個自私的傢伙，一個投機主義者，不可信任，更糟的是，他沒有什麼執政經驗！在那場口水對戰中，面對來自勒龐的攻擊，馬克龍傾盡全力地反擊，卻毫無斬獲。

在許多方面，馬克龍簡直就是上帝贈予勒龐的禮物。勒龐指責他高高在上，與民眾脫節，有時根本無人能聽懂他的說辭。即使不是國民陣線的支持者，即使不同意勒龐關於安全與移民的看法，也必須承認瑪麗·勒龐的演說令人信服。我的鄰居是一位堅定的社會黨人士，上次他告訴我，勒龐是當晚唯一的政治家，她的雄辯讓你不由自主聽信她的話。勒龐的勝算漸漸變大了。

所以，現在是不是可以想像一下不可想像的事情：那就是，瑪麗·勒龐在第一輪投票中贏了，而她不會止步，第二輪投票的勝利也即將被她收入囊中？如果真被我說中了，她不僅是法國歷史上第一位女性總統，也將徹底改變法國政治格局，威脅歐盟的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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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把投票結果拿給讓皮埃爾·羅格朗看時（Jean-Pierre Legrand），這位曾經的法國北部小鎮魯貝的國民陣線領導人，搖了搖頭。他希望勒龐好，但擔心在第二輪選舉中，主流黨派會聯合起來，推選一個反對者，「這肯定會發生的」，他和我說，「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說法國民主實際上是一種獨裁。你永遠不會碰觸到權力，權力只屬於精英，像馬克龍這樣的精英。」

羅格朗，69歲，幾十年來一直都是極右黨派國民陣線的支持者。他笑容可掬，和藹可親，但也喜歡說狠話，和他當老闆時一樣。羅格朗非常欣賞勒龐的領導方式，即散布一些老派的新納粹陷阱。但他也忠誠於老勒龐，瑪麗勒龐的父親，2002年時老勒龐殺入總統候選人第二輪選舉並最終落敗。所以我問他，他是不是一個真正的民主人士，同時像老勒龐一樣，也是個納粹。他說，「我不害怕被叫做納粹，或者戴高樂主義者。我真正相信的是秩序和權威。這正是法國最需要的。」

我來到魯貝，因為它是全法最貧困的城鎮。根據大部分媒體的報道，它也是最麻煩的一個。魯貝離巴黎並不遠，做高鐵90分鐘即達，但這裡會讓你感覺與巴黎天差地別。火車站非常破舊，沒有那種法國人常有的戴高樂式公民自豪感；鎮上主要街道崎嶇不平，寂寂無聲，與多數法國城鎮有很大不同。

魯貝有大量移民人口，主要來自北非，60多個不同民族共居一處。這裡曾作為加來難民叢林而名聲大噪，然後又接收大量被英國拒絕的非法難民，到現在，變成一個培育伊斯蘭激進化的溫床。去年五月，保守派周刊《Valeurs》將這裡形容成「法國的莫倫貝克」。莫倫貝克是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的郊區，2015年發動巴黎恐怖襲擊的幾位主要恐怖分子都來自那裡，那次襲擊造成130人死亡。

羅格朗和他國民陣線的同事，帶我在鎮子周邊轉了轉，就像他們帶著《Valeurs》周刊的作者那樣。那篇文章被來自北部的報紙《北部之聲》猛烈抨擊，說它通過極右黨派的視角描繪了一個法國當代幻想。我聽說過這個論戰，但依然接受了羅格朗他們的散步邀約，必須承認，透過極右人士的雙眼審視法國，這個機會是多麼難得啊。

我挺喜歡魯貝的。灰矮的建築，空蕩蕩的工廠，鐵橋與髒兮兮的河流，讓我想起了1970年的索爾福德。即便街道破敗不堪，這裡依然井井有條。街上小商小販依然忙碌，阿拉伯語書店，土耳其烤肉店，茶檔，還有法國傳統的咖啡館和小酒吧。

羅格朗很為魯貝自豪，或者說，為從前的魯貝自豪，他在這裡居住了大半輩子。年輕時，他也是個藍領工人，他敬佩高貴的野心和建造了這座小鎮的人們。他們都是最初的獨立人士，富有希望的工人階級，被國民陣線看重，這些工人相信努力奮鬥的價值和公共服務。但羅格朗和我說，今天他再看魯貝的街道，並沒有看到什麼21世紀多元文化的法國，而是「領土被占」的混亂生活。

魯貝面臨嚴峻問題：45%的當地居民，收入在官方規定每月977歐元的貧困線以下。羅格朗用「赤貧」（misere）一詞描繪小鎮的貧窮。居高不下的失業率（40%），每天下午都有無數年輕人閑坐在一起無所事事。

我們開車穿過一些危險區時，羅格朗給我指了指所謂的薩拉菲派清真寺，它們多數遠離街道，修建在高牆之內的廢棄工廠里。這些地方不被外人所知，也讓魯貝背上了激進化地區的名聲。

的確，魯貝在過去出現了許多激進分子。最臭名昭著的應該是萊昂內爾·杜蒙（Lionel Dumont），一位白人工人階級，被看作是法國監獄系統中激進伊斯蘭的領袖，他犯下諸多罪行，包括96年試圖在里爾G7峰會期間放置汽車炸彈，最終他被判處25年徒刑。像杜蒙這樣的人，實際上超出了刑事當局的控制，因為法國法律禁止以種族或宗教為由對囚犯進行監視。巴黎一位沮喪的監獄主管和我抱怨說，法國刑事制度，正是「法國激進化的原因之一」。

魯貝還出產了一位恐怖分子，Mehdi Nemmouche，他在2014年布魯塞爾猶太紀念館裡開槍殺死了四個人。而魯貝能『』盛產這些恐怖分子的主要原因，並不是移民，而是地理位置。魯貝被法國媒體成為「安全黑洞」，部分原因在於它靠近比利時邊界。開車十分鐘就能從比利時到魯貝，國境線只是個不受監控的交叉路而已。法國和比利時的情報部門相距幾分鐘的路，但彼此並不交換和分享信息，這得以讓2015年巴黎恐襲案的主謀發動完襲擊後，逃之夭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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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過邊境線進入比利時，你會發現街道旁排列著屬於亞馬遜或者其他技術公司閃閃發亮的新倉庫。兩者一比，魯貝就像是一塊20世紀早期的殘骸。受到來自法國南部精英和北部新經濟發展的雙重衝擊，魯貝人很難不感到被欺騙與拋棄。

「如果你住在魯貝，你很難覺得自己是與法國其他省份相連的」，一位叫Hélène·Robillard的初級公務員說。我在市中心遇見過她。當時她正帶領一群年輕姑娘歡快地打著鼓，吹口哨，大聲喊口號。她們在向當地議會抗議辦公條件糟糕。帶著歡笑的抗議。

我問這位女士沒有沒看過剛剛上映的電影《我們的土地》。電影描述了在一個像魯貝這樣的虛構小鎮，一位年輕女子Pauline Duhez的故事。Pauline Duhez被誘導加入了國民陣線，並代表黨派在議會中佔有一席。當她接觸到黨派的真實目標時，她感到憤怒與失望。影片結束時，女主人公回到社會黨派支持者，她父親的身邊，以全家人一起觀看當地足球隊比賽為結束鏡頭。

這些魯貝的抗議婦女們都是堅定的反國民陣線派，她們中一些人帶著極大的熱情看完了這部電影，其中的一位婦女笑著說，「這就是我們的生活，體現我們真正的價值取向，不是納粹主義，而是足球，啤酒和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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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巴黎後，因為BBC 的紀錄片，我採訪到了電影《我們的土地》中女主角的扮演者émilie Dequenne和影片導演Lucas Belvaux。我們約在影片的出品公司見面，巴黎一個喧鬧的角落。他們都承認影片中的地區與北方工人階級之間的聯繫，他們生長在法國比利時邊境附近，至今還有家人居住在那裡。我問他們，國民陣線對這部電影有什麼看法。

「這部電影並不含糊曖昧」，演員Dequenne說，「這是一個對右派誘惑的警告。但同時也有一些其他的曖昧之處，比如女主人公，Pauline，一個好人，不傻，她希望幫助人民，她覺得主流政黨對此漠不關心，所以她才會被一個看似關心人民的黨派所吸引。」

「我同意這是個警告」，導演Belvaux說，「我們不是一個法西斯國家，但是我擔心遲早會變成法西斯國家。」

「法國有著多維度的文化和巨型社會結構。不是說投票給國民陣線的就是壞人，許多人投票時是帶著被傷害和被拋棄的憤怒。在這種情況下，法西斯主義會傳播的比想像中快許多。」

到今天，投票給國民陣線看當成一種抗議的標誌，可泄憤的歷史性安全閥。當國民陣線即將奪取權力時，左派右派團結一起，把它排除在權力範圍之外。這是2002年的事，當時老勒龐（Jean-Marie Le Pen）進入第二輪總統選舉。儘管被聲討腐敗問題，雅克·希拉克依然贏得了82%的選票。所有非國民陣線政治路線是：為騙子而不是為法西斯投票！保不準這樣的狀況還要再演一遍，今天的瑪麗勒龐發展了國民陣線，以便讓主流大眾更容易接受它。

影片《chez nous》劇照

不過即使勒龐敗北，危險依然存在。如果法國的左派右派政黨，繼續像這樣強烈地自我崩潰，那將會出現一大批「無家可歸」的選民。萬一馬克龍贏了，他居於中立，對左右態度都模模糊糊，依然會有一大批人失望。出現這種狀況時，馬克龍的支持者將找不到來時期望堅固政黨的道路，便會轉而為極右開闢出一條通往權力巔峰的新道路。對此，巴黎高等科學院的副教授Sylvain Bourmeau告訴我，這是國民陣線長期戰略的一部分。

法國目前的衝突是意識形態的衝突，根植於法國歷史中的對抗性與動蕩。國民陣線的最終目標是擺脫目前的法蘭西共和國，他們認為這是1789年「自由革命」的「錯誤」結果。換句話說，「自由、平等、博愛」(liberté，égalité，fraternité）被「喚醒」所替代，後者將導致一場「民族運動」：沒錯，那就是法蘭西民族的重生。國民陣線不僅僅關乎種族主義，移民或者身份問題，更嚴重的問題在於：它想讓法國歷史開倒車。

這次的賭注非常高，或許是自二戰以來最重要的一場選舉。現在緊張氣氛蔓延各處，像我在街道上遇到的緊張局勢，這種緊張在幫派暴力，反警察暴力甚至恐怖主義中表現出來，這些都激化了國民陣線的興起。

所有的民調，簽名和採訪，都不能預測大選結果。而無論在接下來的幾周或者幾個月內會發生什麼，隨著舊政治穩定性的消解，法國似乎比以往任何時刻都將陷入漫長而不可阻擋的黑暗之旅中。

原文鏈接http://www.newstatesman.com/world/europe/2017/04/decline-fifth-republic

翻譯：李怡霖

校對：黃佩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