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對外賓談自己的「接班人」：我死後就是他

1961年9月24日，毛主席在武漢會見來訪的英國元帥蒙哥馬利，蒙哥馬利問他繼承人是誰，他說：「很清楚，是劉少奇。他是我們黨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後，就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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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是毛主席最欣賞、最滿意的接班人

從新中國成立到1976年9月去世，毛主席最為關注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經濟建設。他曾懷有雄心壯志，要趕上和超過世界上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1958年發動的「大躍進」，目的就是希望用儘可能短的時間趕上和超過英國、美國兩個有代表性的資本主義國家。

第二件事是反修防修，防止黨和國家改變顏色，防止資本主義復辟。他在新中國成立後發動的大部分政治運動，包括反右派鬥爭、「四清」運動、「文革」等，都是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他說：「建立新中國死了多少人？有誰認真想過？我是想過這個問題的。」他認為，如果黨和國家改變顏色，他和許多革命先烈「畢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諸東流了」。

第三件事是選擇和培養接班人。這件事是與反修防修聯繫在一起的。毛澤東認為要防止黨和國家改變顏色，選擇可靠的接班人至關重要。從20世紀50年代初期直至逝世，有不少人進入過他選擇接班人的視野，主要有六個：劉少奇、鄧小平、林彪、張春橋、王洪文、華國鋒。其中，劉少奇、林彪、華國鋒處在較為突出的地位。

劉少奇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廣為人知。這不僅因為自1945年中共七大後他長期是中共第二號人物，而且因為毛主席曾對外公開宣布劉少奇是他的接班人。1961年9月24日，毛主席在武漢會見來訪的英國元帥蒙哥馬利，蒙哥馬利問他繼承人是誰，他說：「很清楚，是劉少奇。他是我們黨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後，就是他。」

因為劉少奇被打倒，林彪在「文革」爆發後被確定為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

與劉少奇不同的是，林彪這種接班人的地位還被正式寫入了1969年中共九大通過的黨章。此後，「接班人」一度成為林彪的一個正式身份。在黨章上正式確定某人為接班人，這在中共歷史上是空前絕後的，反映了「文革」時期中共黨內政治生活的不正常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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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與鄧小平

華國鋒是毛主席生前最後選定的接班人。在毛澤東逝世後，華國鋒成為中共新的領袖。

與上述三人相比，鄧小平的地位看似不突出。毛主席從來沒有明確宣布過接班人是鄧小平；鄧小平的接班人地位也沒有被寫入過黨章；鄧小平也不像華國鋒，在毛主席逝世後最終實現接班。但實際上，在毛主席考慮過的接班人人選中，鄧小平是他最欣賞、最滿意的。

毛主席面試鄧小平和王洪文 小平同志一語驚人勝出

1971年9月13日，林彪墜機身亡後，毛主席需要確保軍隊領導班子的團結和忠誠。他在林彪墜機之前已經預先採取措施加強了軍隊對他的支持以防範林彪。1971年8月，他親自視察了華中和華南地區的部隊，公開談到自己和林彪的分歧。他還撤換了一些軍隊領導人，削弱了林彪的勢力。墜機事件發生後，中央政治局中的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和邱會作等4名軍隊幹部，被要求在10日內表態與林彪劃清界限。其實這些人在幾天之內便被抓了起來，直到上世紀80年代末才得到釋放。

在1959年撤掉彭德懷的國防部長職務後，毛主席主要重用和依靠林彪團結部隊。林彪死後，中央也需要有人來加強對軍隊的領導。毛主席先是依靠在軍隊中德高望重、從不樹敵的葉劍英元帥。到了1973年底，毛主席開始依靠更有能力的鄧小平去處理美中關係時，他也轉而倚重鄧小平加強對軍隊的領導和指揮。

在中共「十大」後不久，毛主席為了考驗鄧小平和王洪文，曾經問過他們，自己死後會發生什麼情況。王洪文說，主席的革命路線將會繼續。鄧小平深知各大軍區司令員的權力，他說，可能「天下大亂，軍閥混戰」。毛主席認為鄧小平的回答更好，便採納了鄧小平的建議。當年底，各大軍區司令員就進行了大規模的調整。

原來，毛澤東在中共「十大」後獲悉，剛當上黨中央副主席的軍隊領導人李德生在「9.13」事件發生前還給林彪寫過效忠信。這件事讓毛主席大為震驚，他擔心其他大軍區司令員也可能與林彪的關係過於密切，於是決定對他們進行調整。為了減少他們調整職位後網羅親信的風險，他們在調動時不能帶走自己的人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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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和張春橋在列車上的合影

當毛主席又發現其他的一些軍隊領導人也寫過給林彪的效忠信後，便對林彪曾領導的北京軍區的領導班子也產生了懷疑。於是，決定把跟林彪沒有密切關係的軍區領導人調到北京來。林彪大權在握時鄧小平一直在江西，所以毛澤東知道鄧小平不可能和林彪關係密切。他還了解，軍隊的兩個關鍵領導人，即已被調往瀋陽軍區的李德生和擔任北京軍區司令員這一最敏感職務的陳錫聯二人都曾在鄧小平的第二野戰軍任過職，所以他相信鄧小平能夠領導好他們。於是，在鄧小平的建議下，毛澤東便對八大軍區司令員進行了對調。

在八大軍區司令員調整後不久，毛主席就宣布讓鄧小平擔任政治局委員和中央軍委委員。他說：「我想在政治局添一個秘書長，你不要這個頭銜，那就當總參謀長吧。」鄧小平一向重實權不重虛名，他客氣地謝絕了那些頭銜。毛主席心裡清楚，任命鄧小平可以讓軍隊上層鬆一口氣，這不僅是因為鄧小平在軍隊中的資歷，還因為他們確信鄧小平不會進行打擊報復。任命鄧小平的職務後，並沒有明確葉劍英和鄧小平二人排名的先後。但是，葉、鄧二人相互尊重，相互扶持，在與軍區司令員開展工作時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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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何時意識到自己的「接班人」地位已動搖？

1974年11月6日，周恩來給毛主席去信，彙報四屆人大的準備工作進展情況。周恩來在信中明確表示；「積極支持主席提議的小平同志為第一副總理，還兼總參謀長。」

周恩來的信中，提及了召開四屆人大的具體時間。他考慮到三屆人大是1964年底召開的，因此四屆人大最好在1974年底召開，相隔整整十年，不要拖到來年。周恩來寫道：

「我的身體情況比7月17日見主席時好多了，只是弱了些，如果12月能開人大，定能吃得消。」

周恩來已意識到江青會鬧事，在信中用婉轉的語氣寫道：

「最希望主席健康日好，這一過渡時期，只有主席在，才能領導好。」

周恩來的信，使江青心急似火。六天之後——11月12日，江青也給毛澤東寫信，再一次提出自己的「組閣」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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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在長沙看罷江青來信，提筆寫下分量頗重的批示：

「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組閣（當後台老板），你積怨甚多，要團結多數。至囑。」

寫畢，毛澤東意猶未盡，又補寫一句：

「人貴有自知之明。又及。」

收到毛澤東的復函，江青算是略微收斂了一點。她在11月19日又給毛澤東去信，半是「檢討」，半是牢騷，話語之中充滿怨氣：

我愧對主席的期望，因為我缺自知之明，自我欣賞，頭腦昏昏，對客觀現實不能唯物的正確對等，對自己也就不能恰當的一分為二的分析。一些咄咄怪事，觸目驚心，使我悚然驚悟。

……

自九大以後，我基本上是閑人，沒有分配我什麼工作，目前更甚。

江青 1974、11、19

「閑人」不閑，江青其實是個「大忙人」。她忙著「組閣」，才一次次給毛澤東捎話，去信。

毛主席又一次以嚴肅的口氣，批評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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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職務就是研究國內外動態，這已經是大任務了。此事我對你說了多次，不要說沒有工作。此囑。」

江青兩度自己出面要權，毛澤東寸步不讓。江青自知再給毛澤東寫信，也不會有什麼效果。

權力的誘惑，畢竟是太大了。她又寄希望於王洪文。在「上海幫」之中，唯有王洪文能夠再去長沙——他的借口是向毛澤東彙報工作，因為中央的日常工作是由他主持的。

又一次坐上專機，飛往長沙。這一回，王洪文捏了一把汗，再不像上一次飛往長沙那樣趾高氣揚。

那是1974年12月23日，兩架專機飛離北京，向湖南長沙前進。

一架是王洪文的專機，他的身邊坐著秘書廖祖康。上一次偷偷摸摸飛往長沙時，他連秘書廖祖康也未敢帶去。

另一架則是周恩來的專機。周恩來清癯瘦弱，忍受著病痛，踏上旅途。癌症正在劇烈地折磨著他。從年初起，周恩來每天出血量達一百多毫升，每隔兩三天，他就得輸一次血。中國正處於關鍵的時刻，他無法在病榻上安卧。在病魔猖獗的這一年，他工作時間超過十八小時的有三十八天，二十四小時不停地工作的有六天！

為著完成四屆人大的最後準備工作，周恩來決定抱病前往長沙，向毛澤東請示。周恩來要王洪文同行，為的是王洪文主持日常工作，應當參加這次中國政治核心的會談。

毛主席住在湖南省委接待處已經兩個多月了。在北京擔任公安部部長的華國鋒每隔幾天，便給湖南省委掛一次電話，精心安排毛澤東在湖南的生活。華國鋒長期擔任湖南省委領導，關照湖南省委把接待毛澤東作為頭等大事。聽說毛澤東喜歡看電視，華國鋒從北京為毛澤東專門調來了電視車……喜歡游泳的毛澤東，五次到湖南省游泳館游泳，還冒著寒風躍入湘江，到中流擊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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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7月17日周恩來出席中央政治局會議與毛澤東見過面之後，兩位老戰友已經五個多月沒有見面了。對於周恩來的到來，毛澤東顯得很高興。兩位老人互相詢問彼此的健康狀況。

毛澤東見了王洪文，頭一句話便說：「不要搞四人幫！團結起來，四個人搞在一起不好！」

王洪文不好意思地趕緊說道：「以後不搞了。」

大抵考慮到「上海幫」這一概念過分強調了地域性，容易產生副作用，這一回毛澤東明確地用「四人幫」這一準確的概念，含義即他早先說過的「四人小宗派」。

毛澤東談起了鄧小平。毛主席指著王洪文，對周恩來說：「鄧小平Politics比他強。」

「Politics」，即政治。

毛主席視力不好，仍用筆在紙上寫著，寫了「人材難」三個字。

「人材難得！」周恩來立即明白。

毛澤東點了點頭。

周恩來重痾在身，原本計劃在長沙逗留三天，於25日返回北京。

25日，當周恩來前往毛澤東住處辭行時，毛澤東卻勸他再小住幾日。

翌日清晨，毛澤東的客廳里，出現了異乎尋常的氣氛：桌子上放著一盤湘潭燈芯糕，一盤交切，一盤寸金糖，一盤麻花條，桌子正中的花瓶里插著飄著清香的臘梅和純白茶花。

毛主席步入客廳，見到招待所工作人員如此布置，微微一笑，不說什麼。他拿起一條燈芯糕，高高興興地當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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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12月26日——毛澤東八十一壽辰！

這天，王洪文被毛主席打發到韶山參觀去了。

中午，毛主席和工作人員一起吃麵條，喝下一杯深紅色的芙蓉酒。

晚上，周恩來在自己住處請湖南省委負責人和湖南方面接待毛澤東的工作人員一起吃面。

入夜，毛主席邀周恩來到他的卧室，兩位老人長談到夜深。就在這個歷史性的夜晚，毛主席和周恩來一起對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作了最後的決定。

這樣，毛澤東在12月23日、24日、25日、27日跟周恩來、王洪文兩人進行了四次談話。26日那天，毛澤東和周恩來單獨長談。

毛主席的談話中一些意見在1975年2月18日由中共中央轉發各地，並在1975年2月22日《人民日報》公布了如下的話：

「列寧為什麼說對資產階級專政，這個問題要搞清楚。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就會變修正主義。要使全國都知道。」

「還是安定團結為好。」

「把國民經濟搞上去。」

後來，毛主席的這些話，被奉為「三項指示」，以至被奉為「以三項指示為綱」。且不論毛澤東的第一項指示如何，他的第二項指示和第三項指示對於克服「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嚴重後果畢竟還是有一定積極意義的。

周恩來在長沙的心境是愉快的。王洪文呢，受到了毛主席的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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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有案可查的記錄，12月23日，王洪文剛到長沙，毛主席就對他說：「江青有野心。有沒有？我看有。」

12月24日，借彙報工作的機會，王洪文支支吾吾，還是說出了江青要他說的話。

毛主席極度不悅，他把「上海幫」稱之為「四人幫」。毛主席當著周恩來的面，批評王洪文道：「你不要搞四人幫！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

毛主席還說：「總理還是我們的總理！」

王洪文不由得一震，因為江青說過，周恩來病重，已不適宜再當總理，四屆人大要另外任命新總理。毛澤東的話，堅持周恩來仍為總理，而第一副總理已確定為鄧小平，這麼一來，張春橋充其量只能當上副總理。

毛主席動肝火了，對王洪文說：「我幾次勸你，不要幾個人搞在一起，你總是聽不進去！這一次，你既然來了，就多住三天，好好想一想，寫個書面檢查給我！」

王洪文像觸電似的，吃了一驚。回到住所，廖祖康跟他打招呼，他也不理睬。他悶悶不樂，往床上一躺，一句話也沒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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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下，王洪文提起了筆，又放了下來。直到第三天，王洪文才寫出一份檢查。

現把王洪文的檢查原文照錄於下：

主席：

這次來長沙向主席彙報工作，又一次聆聽了主席的教導，受到了深刻的教育。特別是主席對我的批評「你不要搞四人幫」。主席的批評是完（全）正確的，我誠肯（懇）的接受主席的批評教育。這次主席批准在這裡住三天，我應借這個機會來回憶，總結自己犯錯誤的經驗和教訓。

兩天來我認真的回憶了自己所犯的主要錯誤。

主席發現以後曾多次指示，「你們不要幾個人搞在一起」，「你們不要搞上海幫」。我沒有堅決的按主席的指示辦事。當工作中遇有問題時不是和政治局多數同志商量，研究解決問題，而是只找少數幾個同志。雖經主席多次指示，我仍然不覺悟，脫離不開小圈子。主席在離京前的政治局會議上又指示「你們不要（搞）上海幫」。以後有同志來找議事我仍然頂不住。因此就繼續犯錯誤。

10月17日來長沙向主席彙報關於江青同志和小平同志為「風雷（慶）號」批示發生爭吵一事我是犯了嚴重錯誤的。因為當時在提名總參謀長人選問題上小平同志有不同意見，這本是黨內生活中允許的。但我不是依靠政治局多數同志正確的解決定問題，而是只聽了少數同志意見。錯誤的把提總參謀長人選問題和江青同志批示「風慶輪」問題同小平同志爭吵聯繫在一起，並且亂加猜測，因而就得出結論說可能有別的什麼問題。因此我就提意（議）向主席報告。

在這個問題上的是（事）實是：小平同志並不錯，而是我犯了嚴重錯誤，因為總理身體不好要我主持工作，而我不是全面的聽取各方不同意見，而是只聽少數同志意見，又不加分析就錯誤的向主席報告。干擾了主席。我的錯誤是嚴重的。

12月27日，兩架專機離開長沙，飛回北京。

王洪文的心境是複雜、沉重的。他已經成了那個從廬山敗退的林彪，他的「接班人」的地位已經完全動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