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儒家的修身

事情是這樣的。子游有點看不起子夏的教學方法，說子夏的門人弟子，就知道成天跟著老師學些個掃地洒水、招待客人之類的小玩意兒，都是細枝末節，卻不知道治國平天下的大道理。

子夏聽了以後說，哎，子游兄說話太過了。老師（孔子）的道學，並無大小之分，日常生活也罷，治國平天下也罷，本是一體的。但是，弟子從入門，總有個過程，從細微處修身養性，才便於上手，逐步登堂入室。如果一上來就講大道理，反而讓人無從下手，流於空泛。

這場爭論，從《論語》編纂者的意圖來說，顯然是判定子夏勝出，其意旨，就是要提醒後世注意修身養性。

其實，修身在儒家的重要性，早在先秦儒學經典中就已經確立。《論語》記載孔子的言行，處處強調修身。但是，把修身當成治國平天下的根本基礎，形成著名的「修齊治平」序列，則是在《禮記》裡面的《大學》一章中明確說出來的，《論語》裡面反倒沒有明說。而對於《大學》一章，後來的漢唐儒學，並沒有給以特別的注意。而是直到南宋朱熹，才把《大學》和《中庸》專門從《禮記》裡面抽出來，大加提倡，並於《論語》、《孟子》一起，編為四書。而《大學》更成了四書之首。可見儒學到了宋明階段，才格外注重修身功夫。

一個有趣的問題是，從先秦到宋明之間，隔著一千年，這一千年，也就是漢唐時期，在這個時期，儒學是漢唐社會生活中當然的正統，可是漢唐為什麼就不如宋明重視修身呢？

最近讀錢穆《國史大綱》，給我一個啟示。錢先生的意思是說，漢唐期間，主要是文人貴族政體。印刷術不普及，書籍昂貴，學習不方便，儒學成了家傳，成了極少數小圈子裡面的人的專利。結果，學而優則仕，做官也就成了極少數文人貴族的專利，結果形成了漢代的所謂世家大族，進而成了魏晉南北朝的士族政體。因為極少數人能讀得起書，所以選拔官僚自然只能從這少數人中選。也就是說，讀了書就有官做。也就是說，讀了書就自然有機會治國平天下了。至於修身不修身的，那你直接到官場上，在治國平天下的過程中表現好了。

但是，到了宋代，情況發生了根本轉折，就是儒學的平民化。這個轉折大概有兩個原因：一個是在唐代，中央就一直對少數文人世家大族壟斷朝綱持否定態度，為此不遺餘力地推行科舉制度，把更多的庶族寒士吸收到政權中；中唐時期的藩鎮割據，更加讓政府頭痛，所以此後的中央政權有一個基本傾向，就是拆散任何集團------皇親國戚（貴族）、功臣（軍人）、世家大族（文人）------對政治的壟斷，極力推崇沒有任何背景的平民參與政治，做「職業經理人」，其具體體現，就是科舉制度逐漸成為入仕的主要渠道，甚至唯一渠道。再一個原因，就是從物質技術上，造紙和印刷術在宋代逐漸成熟，文化傳播的成本大大降低，結果讀書人的群體極度擴張。

但是這樣一個轉折，卻產生了一個新的問題，就是文人的供求矛盾的轉換。原來是文人供給不足，文人奇貨可居，所以才產生文人世家大族對政治的壟斷，現在則是文人供大於求。結果，文人讀書到做官，需要等待好長時間，好多人則一輩子也沒有治國平天下的機會，空有治國平天下的抱負。

那麼，這種文人的供大於求的宏觀格局，對於任何一個讀書人來說，在心理上，立即面臨兩個問題：第一，如果一輩子都不能治國平天下，那麼讀這些個聖賢書有什麼用？第二，入仕為官是「僧多粥少」，肯定要爭爭搶搶，而凡是爭爭搶搶的事情，一定都很狼狽，投機鑽營，畏畏縮縮，也就是所謂的「功利主義」，從感覺上就不美。陶潛的田園詩那麼讓世人推崇備至，也就是這個原因。那這個事情怎麼處置？不解決這兩個問題，文人還沒等到入仕，多半已經撐不下去了，會瘋掉吧。

所以，儒家到了宋明理學階段，也就因了上述需要，形成了一種特彆強調修身養性的特色。

首先是宋明理學所強調的經典的置換。今天都知道儒學經典是四書五經，類似於西方人的《聖經》。我曾經請教過（我的一位朋友）王大師，關於漢學和宋學的區別，才知道，原來在漢代，儒家尊奉的是五經------《詩經》、《尚書》、《禮記》、《易經》、《春秋三傳》。這是孔子編纂的西周先王治國聖典。大體來說，重在介紹先王典章制度，政治法則。漢人學習它，是直接拿來治國平天下用的，所以對五經的學習熱情最高，漢代著名的《大戴禮》和《小戴禮》真偽之爭，《今文尚書》和《古文尚書》誰是正宗之爭，足以說明漢儒對五經的重視。而《論語》在當時，反而只能算是參考資料，課外讀物。《孟子》則連這個地位也沒有。

可是到了宋代以後，才逐漸把《論語》《孟子》，再加上從《禮記》裡面關於修身養性論述最多的《大學》《中庸》抽出來，湊成四書，而且提高到五經之上的地位。而且朱熹還直接說了，《五經》裡面的《詩經》和《周禮》，讀起來收穫最少，最沒用。朱熹這麼說，道理是顯然的，就是從修身養性上來講的，《詩經》是民謠雅曲，讀起來或率真或典雅，但是要想從中參透個什麼修身養性的道理，當然很難；《周禮》則全是典章制度，好像出土文物，怎麼好參出個修身養性的道理來呢？《四書》與《五經》相比，整體上來看，明擺著就是從人生經歷的細微處，講做人立世的道理。正好滿足宋明儒者修身養性的需求。

其次，宋明理學不自覺地摻入了佛學、道家。宋明理學大儒，一說起佛道兩家，就吹鬍子瞪眼，好像基督徒看待異端一樣。但實際上，宋明理學實在是不自覺地借鑒了佛家和道家。這也是為了修身養性的需要。為什麼這麼說呢？

從先秦到漢唐，儒生與治國平天下的關係，從整體上來說拉得很近，也就是說，做官實踐的機會隨時有，很頻繁，所以更容易從治國行動的效驗上入手做些反思，發些議論。比如漢代的大儒董仲舒、賈誼、王充之流，還有眾儒生集體創造的結晶《鹽鐵論》、《淮南子》，等等，全是這一類。而到了唐代，乾脆沒什麼儒學理論新成就，唐人的創新主要是對經典的政治應用。這就是因為做得多，所以說的就少。而到了宋明時代，儒生們上手行動的機會少了，內心糾結的機會就多了，於是便要有些個東西拿來整治自己的內心世界。可是偏偏地，先秦諸子裡面，很少這方面的發明，孔孟其實都是鬱郁不得志者，所以對強調內心修養的人來說，《論語》《孟子》自然好看；而和自己內心較勁最狠的，其實還不是儒家，而是道家的《莊子》；但是中國人和自己內心較勁的本事，拿來和印度人相比的話，那又是小巫見大巫了。和自己內心較勁是印度特產，是印度文化的特色。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觀點，什麼人生如夢啦之類的，但是卻不自覺地接受了人家的方法，的確好用嘛。

其三，結果，宋明理學，產生了大量記載修身養性的語錄體文獻，和好多光修養不做事（從政）的聖人。宋明理學之語錄體，在宋代為二程兄弟所倡導，此後就一發不可收拾。基本的內容，少有政事議論，絕大多數，都是讀經典的個人心得，與弟子就日常生活瑣事該怎麼做的對話，還有個人情緒的揮發。總結起來，就是個人日常生活的修養和反省，就是修身養性。修身養性的內容自然不同於佛家，但是從形式上來看，怎麼看怎麼像。光修養不做事，典型的代表應該是明代的吳與弼，這老先生也不是不做事，他是天天在家裡種地，種地的態度比老農還認真，連書都很少寫。【案：想想先師孔子大力提倡「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吳老農算是離經叛道了。】可是就是這位姓吳的老農，卻成了整個明代心學的開創者，黃宗羲《明儒學案》給吳老農排位第一，成了王陽明心學的先導。

吳老農也不是完全不寫字，寫些什麼呢？順便舉三例：1、今天在田裡割稻子，不小心把手割了個大口子，痛得不行，可是一想到君子怎麼能被這點小痛降住了呢?遂不管不顧，奮力揮鐮割稻；2、家裡糧食不多了，吃得少，餓得難受；小孫子又生病，不知道葯錢從哪裡出，債主又催門。晚上聽著淅淅瀝瀝的雨聲，頗為煩心，情緒低落。可是想想君子固窮，越這樣越是磨練自己的時候，怎麼能被這些東西降住呢？於是心寬敞；3、廣東來了個小子叫陳白沙，住在吳老農家學道。結果老吳天剛蒙蒙亮就爬起來，就著微光篩穀子，而廣東小子還在睡覺。吳老農大罵:小子，這麼懶，什麼時候能修到程門？【案：指宋儒程顥------「程門立雪」的領銜主演。】

宋明理學大儒並不都像吳與弼這樣苦熬，也有瀟洒些的，比如洪應范的《菜根譚》，呂坤的《呻吟語》，就圓通得多。這當然是另一個極端。但是不管哪個極端，總之一句話，都很是在日常事務上著力，在心性上打磨，也就是修身養性的功夫。這種修養功夫一直到清代，著名的代表，當然就是曾文正公國藩了。

毛主席說：「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毛主席還說：「吾於近人，獨夫曾文正公。」蔣介石也說了類似的話。今人唐浩明為曾國藩作了煌煌三大卷的傳記小說，可以讓我們好好領略一下這位修養出來的儒生的風骨。依我看來，曾國藩作為儒生，最為令人稱奇的地方就是，作為軍事家，真的是平庸無能，「臣屢敗屢戰」這句話真的是他這方面的寫照；但另一方面卻有十足的韌勁和定力，硬是數次挽狂瀾於即倒，步步為營，最終勝利。這中間，靠的就是修養的功夫。二程、朱熹都是修養的大家，卻沒有什麼事功足以證明修養精神的神力；吳與弼修養得很苦，近於墨家，看起來也不熱鬧；王陽明自然是心學第一牛人，可惜太牛了，讓人感覺是天生神力，可望而不可即。就是這個曾國藩，明明是個蠢材，真的是個蠢材，做出這樣的事功，才顯出儒家人格修養，如原子核遇到了核聚變的機會，才顯出其平淡中蘊藏的驚人的威力。

從「四體不勤」的孔夫子，到以耕作為寄的吳老農，再到白天打仗晚上讀書的曾文正公，事功不同，卻都強調一個修養的底子；修養的內容不同，卻都強調一個存養工夫的日常性。也就是《中庸》上講的：「夫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

孔夫子周遊列國，顛沛流離，但進退有度；吳與弼躬耕隴畝，碌碌無為，但內心平靜肅穆；曾文正前半生在國子監默默無聞，自然安安靜靜；後半生在戰場上領千軍萬馬，還是波瀾不驚，靠的都是這份存養功夫，都是這個須臾不可離的道。

這種須臾不可離的東西到底是什麼？修養的到底是什麼？我也曾費盡心思想探個究竟，探來探去，其實說白了不過就是一個方寸感，平淡無奇。只不過說這個方寸感的修養，就是需要日日時時事事提省自己，好像每日每時，吃飯睡覺，都記著練氣功一樣。原來修養的秘訣就是把生活當練功，生活就是練功。只不過，每日練拳腳，是為了將來上場比賽的；練嗓子，是為了登台表演的，而儒家的修身養性，就是隨時練，隨時登台上場，登生活這個舞台，上生活這個戰場。因為我們在生活中常常發現，事事糾結，無非是過於不及，做過了不行，不及也不行，乾脆不做又不行，因為生活無所逃遁。時時省察，把握方寸，生活就不至於東倒西歪。

其實日常生活也罷，轟轟烈烈的政治軍事也罷，都不過是走路，都不過是經歷。要說生活的目標結果，就是一個，死亡。要說生活的意義也是一個，走路走得好，從容淡定，自然心情愉悅，於是就說這個事情有意義，有價值，那個東西值得珍惜；走得不好看，跌跌撞撞，頭破血流，就說太痛苦了，就說我這是為了什麼啊？實在沒意義。

吳老農在田埂上走得好，內心充實，還招來好多人欣賞；政治家高居萬人矚目的台上，走得不好，反倒是獻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