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勃·迪倫不需要諾貝爾，是諾貝爾需要鮑勃·迪倫

07-12

1愛地人

　　很明顯，鮑勃·迪倫獲得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最大的贏家其實不是鮑勃·迪倫，而是諾貝爾文學獎。鮑勃·迪倫畢竟不是村上春樹，諾貝爾文學獎對他的本職來講，更像是一份外快，一份意外的收穫。套用2007年普利策獎給鮑勃·迪倫頒發特殊貢獻獎的頒獎詞：「鮑勃·迪倫不需要普利策，是普利策需要他。」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也可以說是「鮑勃·迪倫不需要諾貝爾，是諾貝爾需要鮑勃·迪倫」。

　　沒有輕視這些年每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的意思，但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就是現在的文學，已經不像托爾斯泰、海明威、加繆、馬爾克斯、葉芝所處的那些時代那樣，可以成為人們精神的食糧，甚至指引人生的明燈。

　　以2009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赫塔·米勒為例，並不是懷疑獲獎者的文學造詣，以及其文字中濃濃的文學情懷，但在這個多元化的時代，文學的影響力確實已經式微，所以導致很多純文學領域的作家，已經不能像半個世紀前那樣，引導普羅大眾的文化價值觀。由此也形成一種惡性循環，傳統的文學形式越是缺少吸引力，也導致文學文本在創新上出現了停滯，於是慢慢成為純粹文學的遊戲，並由此丟失了文學的大眾活力。

　　小說、戲劇、詩歌、紀實文學，這也是諾貝爾文學獎歷史上最重要的一些文學載體，而在2016年，則終於可以加上一種新的形式：歌詞。鮑勃·迪倫能夠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原因，當然是因為他的歌詞，也是曾經被主流文學界不屑一顧的流行文化的一部分。但從開放的角度來看，鮑勃·迪倫的歌詞，其實就是傳統詩歌的一種延伸，就連今年諾貝爾文學獎的致獎詞，也是「鮑勃·迪倫用美國傳統歌曲創造了新的詩意表達」，很明顯就是肯定了鮑勃·迪倫在詩歌上的才華，並已經將他的歌詞，拔高到詩歌的高度。

　　其實詩歌，本來就是有意有韻，才稱為詩歌，只不過後來純文學的詩歌，在去除民歌的旋律部分之後，被改造成了單一的文學樣式，並且用文字的音節和韻律，代替了音符的功能，才變成了純文字的詩歌。鮑勃·迪倫所做的，其實不過是讓詩歌走出文學殿堂，重新來到民間，並以一種大眾的視角，源於生活、高於生活的打磨，輔之以現代音樂形式進行傳播，從而讓詩歌又恢復了那種萬人傳唱的生氣。

　　這種文學的開放性，倒不由自主讓人想起鮑勃·迪倫在音樂上的開放性。1965年，正是因為鮑勃·迪倫在「新港民謠音樂節」的舞台上，將民謠吉他插上了電，以一種接近搖滾的方式來表現，從而被歌迷視為民謠界的猶大和叛徒。但也正是鮑勃·迪倫這種離經叛道之舉，反倒讓已經在形式上走向末路，並影響到內容也開始僵化的傳統民謠，從此走進了新時代，並開創了一個民謠搖滾的輝煌歲月。

　　所以，無論是鮑勃·迪倫讓民謠通電，還是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一個民謠音樂人，其實都是藝術沒有疆界的一種證明。甚至可以說，古往今來的大家，往往就是因為不故步自封，能夠在主題視角和形式體裁上都有著開放性的思維，才能獲得突出的成就。

　　當然，更重要的還是作品。鮑勃·迪倫的詩，除了廣為人知的批判和抗議之外，還包含了哲學、愛情，甚至文學與聖經典故的內容，幾乎就像是我國唐代詩人李白和杜甫的混合體。以《A Hard Rain』s A-Gonna Fall》（暴雨將至）為例，「歌中意象用得不落俗套，『七座悲傷的森林、十二個死去的海洋、深入墳墓之口十萬英里』層層排比、環環相扣，讓人喘不過氣，雖然全沒直接明寫，讀者卻能感受戰爭陰影與悲劇。」（台大外文系教授廖咸浩）

　　與此同時，鮑勃·迪倫的詞也常常擅長結合聖經典故，往往瞬間拉拔出史詩氣勢、增添思考深度與詮釋空間，國外還有專書探討。名曲《Highway 61 Revisited》（重訪61號公路）以亞伯拉罕獻子艾薩克給上帝開場，《All Along the Watchtower》（沿著瞭望塔走）則典出舊約《以賽亞書》。而從高中起研究迪倫的中國台灣地區樂評人馬世芳也曾經說過，「鮑勃·迪倫的詞深受詩人艾略特、金斯堡、劇作家布萊希特影響，巧妙結合不同時代人物與超現實意象，不但能反映具體社會議題，還常超越時代。」

　　例如《It』s Alright Ma（I』m Only Bleeding）》中「Even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sometimes must have to stand naked」一句，便適用當年遭刺的肯尼迪乃至後來的柯林頓和布希。有如此之多的內涵、典故，這就難怪對於許多歌迷來講，鮑勃·迪倫的音樂不僅經典，同時也很晦澀難懂。所以，聽鮑勃·迪倫的歌，有時候可能未必是享受，對於許多不熟悉西方文學和歷史的中國歌迷來講，反倒更像是一種「摧殘」和「折磨」。

　　而在鮑勃·迪倫林林總總的作品裡，有幾首作品是你永遠繞不開的經典高牆。比如《Like A Rolling Stones》（像一塊滾石），比如《Knockin』 on the Heaven』s Door》（敲開天堂大門），再比如《Blowin』 in the Wind》（答案在風中飄揚）。

　　其實，早在鮑勃·迪倫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前，他的許多作品就已經獲得了文學和教育界的高度認可，比如《Blowin』 in the Wind》（答案在中風中飄揚）這首歌曲，就曾經入選過美國的大學教材。這首發表於1962年的作品，也是歷史上最為著名的抗議民歌之一，並讓原本散落于田間鄉村，主要歌唱個人愛情和心情的民謠，從此能夠投入到社會運動中，在與社會潮流的融合中，以簡潔卻深刻的歌詞，散發出一種充滿文學光彩的活力。

　　「一個人要走多少路，才會被稱作男人？鴿子要飛過多少大海，才能在沙灘長眠？炮彈要飛行多少次，他們才會忘記戰爭？……一個人要抬頭多少次，才能夠看見天空？一個人要有多少只耳朵，才能夠聽到人們的哭泣？」除了詩人的情懷、自省的反思之外，鮑勃·迪倫也在冷戰時代，用民謠的方式給一代年輕人，樹立了一種新的價值觀，讓垮掉的一代並沒有真正垮掉。

　　甚至因為鮑勃·迪倫在民謠音樂里，承載了許多社會學的內容，從而在世界很多地區，都引起了當地流行樂的基因裂變，改變了流行音樂的創作生態。比如我們所知道的羅大佑，他早年的作品《未來的主人翁》、《鹿港小鎮》，就受到了鮑勃·迪倫的影響，其他像崔健、陳升在內的音樂人，同樣從鮑勃·迪倫許多作品的視角和表達方式中，得到了創作的啟迪，這種影響的輻射力就更大了。這麼一算起來，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也算是近幾年最接地氣的一屆，至少獲獎者不僅是一個傳奇，也是許多人的青春陪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