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經國與李登輝，誰更偉大？

台灣經過政治改革「培養忠誠的反對黨」完成了從獨裁專政到民主憲政的「歷史轉變」，蔣記憲法逐漸被李記憲政所取代。大陸學者甚至「民主思想者」出於對蔣經國的偏愛或者對李登輝「兩國論」的警惕，往往不惜把台灣完成「民主化」的功勛推給蔣經國甚至蔣介石，忽視或者漠視李登輝的歷史貢獻。 1975年「終身獨裁官」蔣介石病逝後，蔣經國接替父親掌握台灣大權，並在1978年「守孝三年」後成為「終身獨裁官」。蔣經國晚年意識到民主潮流「浩浩蕩蕩不可逆轉」，在1986年9月拋出「解除戒嚴令」、「開放黨禁報禁」的政治講話，隨即主要由新聞記者和維權律師組成的「民主進步黨」正式成立。蔣經國關鍵時刻不是「引蛇出洞、聚而殲之」而是「審時度勢、順水推舟」，默許「民主進步黨」的合法存在，從而邁出了「民主憲政」的關鍵一步。1988年1月蔣經國病逝，將一個「有民主承諾無民主實踐」的「爛攤子」交給李登輝。蔣經國不是在自己秉政初期推行「民主新政」，而是在臨終時留下「民主遺囑」，顯然是是一種「策略」，一方面保證自己的「民主之父」地位，另一方面把艱難的「民主建設」重任留給後人——我死後哪管它政治紛爭？蔣經國不是利用自己崇高的威望肅清台灣民主化進程中的障礙，而是將難題留給威望明顯不足的後人，從而讓李登輝承擔了民主改革的混亂成本。 李登輝繼任「獨裁官」以後，1991年4月廢除「戡亂條款」停止法外用權，1992年5月廢除「內亂罪」停止迫害民主異見人士，1994年「省長直選」，1996年「總統直選」，最終完成了台灣從「憲法」到「憲政」的歷史轉變。如果說蔣經國是一位「精明」的獨裁者，一生抓住獨裁權利不放直到臨終時為了博取死後英名留下「民主遺囑」，那麼李登輝則是「心直口快」的實幹家，將蔣經國的「政治理想」變成了「政治現實」。由於缺乏民主經驗，李登輝留下了不少政治污點甚至政治罵名，但正是李登輝避免了蔣經國的民主遺囑淪為民主秀，比起在生時不願意放棄獨裁權力的蔣經國而言，顯然李登輝更偉大。 蔣經國通過1979年「美麗島事件」血腥鎮壓了台灣民主維權運動，表明他不願意他人分享自己的獨裁權力。不過，台灣民主維權人士卻通過「美麗島事件」與「死磕派律師」結成了政治聯盟，從而將一場反對國民黨的政治運動改造成要求兌現憲法承諾的法律運動，這不僅使得台灣民主維權走向規範化和政黨化，而且使得「民主進步黨」逐漸從知識分子主導的「反黨」團體改組成維權律師主導的「護法」團體，他們不再要求推翻國民黨，而是要求兌現憲法承諾由人民來決定誰來上台執政。如果說蔣經國默許「民主進步黨」未經批准「擅自」成立是關鍵一步，那麼李登輝通過「廢除惡法」和「民主直選」把「民主進步黨」吸引到體制內變成守護台灣利益的「忠臣反對黨」，民國《憲法》則成為兩黨的「共同信條」。 中國產生不了戈爾巴喬夫，中國也不是蘇維埃帝國那種「各民族大監獄」，但是中國卻產生過蔣經國與李登輝。台灣通過「培養忠臣反對黨」完成了民主化進程，並在10年陣痛後日趨穩定成熟，大陸是否可以不再對普京大帝「羨慕嫉妒恨」而是從海峽對岸找回「它山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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