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席地而坐到桌椅流行 漫談古代坐具演變

從古至今，古人的坐姿可分為席地而坐和垂足兩大時期。遠在商周時期，古人「坐」的姿勢是兩膝著地,兩腳腳背朝下，臀部落在腳踵上。如臀部抬起上身挺直，就叫跽，又稱長跪，是將要站起來的準備姿勢，也是對別人尊敬的表示。古代一席坐四人,共坐時,席端為尊者之位。獨坐時，則以中為尊，故卑賤者不能居中。既為人子（即尚未自立門戶者），即使獨坐也只能靠邊，如果有五人以上相聚，則應把長者安置於另外的席上,稱為「異席」。

古人習慣於「席地而坐」。狹義的「席」一般用蒲草編製，呈長方形，置於筵(竹席)上，是為了防潮而墊在身下的，故可鋪幾重。《禮記?禮器》說，「天子之席五重，而諸侯用三重，大夫兩重。」貧苦人家可以無席鋪墊，但對於貴族來說，居必有席，否則就是違禮。

東漢陶俑

此外，古人非常注意室內的整潔美觀，所以人們進室內要先脫鞋,以免將污泥塵土帶入室內，踏臟「席」子。《呂氏春秋?至忠篇》載，春秋時期，有一次齊王生病，名醫文摯用激怒他的方法為其治病，其中不脫鞋即進室也是重要的一項，結果齊王見文摯「不解屨（麻、葛等製成的單底鞋）」進室，且「登床，履王衣」，勃然大怒，竟下令將文摯活活烹死了。由此可見，脫鞋之禮的重要。

從晉開始，跪坐的禮節觀念逐漸淡薄，坐姿隨心。到南北朝，高形坐具出現。入唐後，席地起居的習慣逐步有所改變。不僅椅凳多見，高形桌案也開始出現，但跪坐仍存在。唐代處於交替時段。宋代，桌椅開始真正進入人們的生活。但是，桌椅的流行，在上層社會還有頗大的阻力。陸遊《老學庵筆記》卷四記載，「徐敦立言：往時士大夫家婦女坐椅子，兀子，則人皆譏笑其無法度。」可見北宋時期士大夫家內的婦女還不得坐椅子，否則即被視為不懂規矩。

唐代《韓熙載夜圖》

隨著社會的進步，椅子作為一種方便的坐具廣泛普及。宋代之後婦女坐椅子就不算違禮了。宋代進入完全高坐時期，南宋已相當完備，而明代至清前期達到鼎盛。明代、清代人們的思想還被禮儀、宗教等觀念束縛著，封建思想講究內外有別、長幼有序等也體現在傢具設計上，那些被認為不夠端正的三角形、梯形等造型被完全否定。

明代的椅子在當時是表示威望和尊嚴，坐起來並不是非常舒服。如中國皇帝的龍椅，刻了九條龍盤在椅背和扶手上，其中一個龍頭就雕刻在靠背的中央且是突出的，人要是靠上去會頂背。還有寶座，是一種體形較大的椅子多陳設在各宮殿的正殿，有時也放在配殿或客廳陳設，一般仍放在室內中心或顯著位置。這類大椅很少成對，都是單獨陳設。為使用者增添威嚴之感。清式寶座的特點是尺寸大，結構複雜，用料規範，做工精細，裝飾瑰麗，顯現出皇家的尊貴和豪華氣派及象徵社會等級或榮譽。

紫檀雲龍紋枝寶座

近百年來，椅子發生了一系列根本性的改變。首先破除了僅顯示威望和尊嚴的單一作用，越來越講究功能和安全、舒適、保健等方面的作用。例如一些經典的仿古傢具，材料上依然選用古典傢具的上等材料，傢具的部件的鏈接完全依靠傳統的榫卯結構，不用一根鐵釘。但在形制上，很多古典傢具依舊堅持在傳承中鼎新，創新性的引入人體工程力學，改變了了傳統中式椅子過高、過大等特點，以提高了椅子的舒適度，傳造出具有時代意義的現代紅木傢具。帶你走進最初的坐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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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畫像石「西王母」拓片

四川出土東漢畫像磚拓片

2010年武漢中考語文現代文閱讀有一篇題為《椅子改變中國文化》的文章，作者是一位80後年輕人王巍。內容如下：「……最早的時候，沒有椅子，人們會客的時候都是跪坐在席子上，這叫跽坐。到了東漢末年，一種名叫『胡床』的摺疊板凳傳入中原，第一次改變了人們的坐姿，人們逐漸開始放棄跪坐這種難受的姿勢。唐代中期，胡床逐漸演變為我們習以為常的有靠背、有扶手、可以讓雙腿自然垂下的椅子。到了宋朝，這種椅子便廣泛地流行起來。椅子的流行不僅僅使人們的坐姿發生改變，更重要的是對古代中國文化產生了衝擊……」他寫及的具體衝擊有四點：1.椅子使窗戶位置升高。2.傢具數量增加，高足傢具如桌子出現。3.用餐方式由分餐制變成圍坐一張桌子吃飯的合餐制。4.椅子出現前君臣議事大家都跪著，關係像是合作夥伴；椅子出現後，皇帝高坐在椅子上，臣民們跪拜在地上，這鞏固了皇權至上的觀念。

這位年輕人的說法極具想像力和創造性，說法顯然是接受了我國傢具研究領域比較流行的一種觀點：我們是席地而坐的民族，漢代以後椅凳才傳入中原，開始了高足傢具與垂足而坐的時代。

據查詢到的資料，此觀點最早是由知名民族學家、歷史學家黃現璠先生(1899-1982年)提出。他在上世紀30年代末40年代初相繼發表有《我國坐俗古今之變》(一、二、三、四、五)、《古書解讀初探》等文章，提出：「縱觀吾國古今坐俗，可以大概為二，即自古至隋為跪坐時期，唐宋以後為椅坐時期。兀子(凳)本可垂足，此坐始於唐，盛於宋。唐之椅子、繩床垂足而且倚坐，宋代承習，當然無異。此不獨文獻上，足為明證，即漢代山東孝堂山石刻及武梁祠之畫像石，以及古傳名畫，今出土文物，亦可見之。」

上述假設和結論作為一種學術觀點本無可非議，但是近年來這個觀點經媒體當做文化普及宣傳，有成為社會公認和學術定論的趨勢。我們的祖先究竟是席地而坐還是被席地而坐的呢?對此我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第一，這個觀點把因果關係顛倒了。不是因為有了椅凳，我們的祖先才學會了垂足而坐，或者說，不是傢具決定人類的立姿、坐姿和卧姿，而是人類的生體結構、活動規律和生活需要決定了我們的行為舉止，並由此決定了適合人類的房屋以及各種各樣傢具的誕生。

我們知道，人類與其他動物的主要區別是「站立」。考古學發現，人類從半直立到完全直立經過了幾百萬年的進化過程，現代人類的身體結構通過進化具有獨一無二的特點，與其他任何哺乳動物都不同，因此也就有了自己獨特的立姿、坐姿和卧姿。比如人類的胸廓形狀與絕大多數動物不同，雞、犬、豬、羊、獅、虎、猴、馬等動物都是橫徑明顯小於上下徑，而直人的胸廓橫徑大於前後徑。軀體結構決定了馬不能平躺仰卧而人類卻適宜平卧，因此我們有了平坦的床。眾所周知，鳥巢都是碗狀的，這是因為鳥是俯卧的，而鳥的胸部是弧形的，鳥為自身搭建了適宜身體結構的窩。相信不會有人說，因為有了平床，所以我們學會了平卧。

人類的下肢骨形態和結構適應其支持和行走的功能，並具有完整牢固的骨盆。這個拱形骨盆接受從骶骨傳來的身體重量，當人坐下時，體重傳到左右坐骨結節，恥骨承受張力，下肢的壓力獲得釋放，人類獲得休息。而直坐姿勢不止讓人休息，人類還可以在直坐姿勢下進行手工勞動、進食等活動。對於在野外生活的遠古人類，垂足高位而坐是極其重要和必須的。這樣便於觀察環境，在獲得休息的同時及時發現天敵或獵物，便於在緊急情況下拔腿而起，在第一時間做出反應。簡單想像一下，我們的祖先在狩獵活動中累了，自然會躺下或者席地而坐休息，其中也會有人找一塊石頭或者一截樹木垂足高位而坐，在休息的同時為自己及群體保持警惕狀態。為了便於在行走時維持身體的平衡，同時減輕在走、跑、跳躍時從下面傳到脊柱的震動，而減少對頭部的衝擊，人的脊柱進化呈「S」狀彎曲。這使得人類在垂足而坐時不能得到完全的放鬆，容易失去平衡。選擇背後有一塊大石頭的地方垂足倚坐便成為一種最自然的選擇，這是靠背椅出現的起因。後來，人類的這種下意識發展成為有意識設計製作帶彎曲後背的明式圈椅，現在被譽為「人體工程學」。建築領域有一套名為「建築設計標準規範」的工具書，內有數百萬數據，如住宅的走廊應該多寬，廚房的操作台應該多高，500人學校的操場應該多大等等，所有數據的原始依據就是人體的結構尺寸和活動規律。

考古發現新石器時代我們的祖先已經開始建造木結構的房屋，7000年前的河姆渡遺址遺存了大量干欄式建築遺迹。干欄式建築適應南方地區潮濕多雨的地理環境，今天在我國西南地區還可見到。遺址清理出來的木構件主要有木樁、地板、柱、梁、枋等，有些構件上帶有榫頭和卯口，約有幾百件，說明當時建房時垂直相交的接點較多地採用了榫卯技術，而且使用了燕尾榫、帶銷釘孔的榫和企口板，標誌著當時木作技術的突出成就。傢具與建築同宗同源一起發展，傢具功能是建築功能的延伸，人類正是通過傢具來消化和享用建築室內空間。如果說建築的原始功能是禦寒暑、避風雨和防止野獸侵襲，那麼傢具的原始功能就是坐、卧和儲存。高超的榫卯技術是中國傳統傢具的特色，現在很難判斷這種技術是從房屋還是從傢具上起源的。現在可以假設的是，我們的祖先在建設房屋的同時，起先是搬移適合垂足而坐的石頭或者木塊到居住環境內，進而改造或者構築生活所需的木質傢具……這就是凳子、椅子以及後來逐步發展的所有傢具的原始起因。

第二，黃現璠先生提出我國古代坐俗的依據是文獻記載及漢畫像石、古畫和出土的文物。其中最多、最形象、最可靠的無疑是漢代以前的畫像磚、畫像石及石刻、陶俑等出土實物。近幾十年隨著土木工程建設的發展，反映先秦文化的文物和漢代畫像磚石大量出土。其中不乏大量反映高足傢具和垂足而坐的場景的文物。如東漢畫像石「西王母」拓片，圖中人物垂腿安坐於一張長凳上。四川出土的東漢畫像磚拓片，表現了當時女子的不同坐姿，其中左邊女子一足垂一足抬起，是日常生活活動中的自然狀態。圖006-08漢代畫像石和畫像磚極其清晰地顯示了單人凳與雙人凳已經被廣泛使用，主要人物跪坐或者盤腿高坐其上。圖009顯示的應該是三口之家在高足床上其樂融融的場面，證明高足傢具在當時已經出現並被廣泛利用。

第三，支持我們祖先2000年前是席地而坐的有一種觀點認為，那時所有的歐洲人都是坐在椅子上的，因為歐洲氣候比較陰冷潮濕，亞洲人都是坐在地上的，我們中國人也不例外，因為亞洲氣候溫暖乾燥。事實真的是這樣嗎?

2000年前華夏文明中的禮制、哲學、風水陰陽學、醫藥養生學、飲食文化等已經基本形成。中國哲學家歷來認為「萬物莫不有對」，《易經》以陰陽的變化解釋世界，提出「一陰一陽之謂道」等。萬物一分為二，陰陽、水火、寒熱、乾濕等對立而存在。受這種文化的影響和制約，通過生活實踐，華夏民族形成了自己的生活習慣，其中重要的一點就是認為地屬陰性，屬陽性的人體要與之保持一定的距離。

中國古建築從總體上說是木結構，但並不是純木，是以磚、瓦、石等為輔。歷史上很早就有秦磚漢瓦一說，磚牆磚地是中國木結構建築的特點，北京的紫禁城、蘇州園林、山西的大院等都是這樣。而中國傳統認為磚地也屬陰寒，在磚地上席地坐卧會對人的身體造成傷害，要與磚地保持一定的空間。不能一屁股坐在地上的概念已經從生活習慣禮儀制度演變成一種文化，並且發展趨於極致，以至於將雙足也列入儘可能與地面保持距離的範疇。漢畫像石上經常出現盤腿坐在凳子上的場景，應該是出於這種文化拘束。發展到後來出現專門用於擱置雙足的傢具——「腳榻」，置於椅子和床前以保護雙足不受濕寒。中國古典傢具椅子前腿之間安裝的管腳棖，為了方便擱置雙腳特別削出一斜面，這些在世界其他傢具文化中都是很少見的。我們祖先在定居的環境中，由簡至繁製造各種木質傢具以保持自己與地面的距離，這也是中國傢具發展的原始基礎之一。

第四，不可否認，在漢代畫像磚、石及各種隨葬俑中大量出現跪坐在地的形象。對此被譽為「中國考古學之父」的李濟先生(1896-1979年)在1953年《跪坐蹲踞與箕踞》一文中指出，原始人為緩解勞累，最自然的休息休態以蹲踞(下肢屈折，以膝向上，臀部向下而不著地)及箕踞(以臀部坐地，兩腿向前平伸如箕狀)為最普遍，不是以跪坐為主要體相。又說，蹲踞和箕踞不但是東夷人的習慣，可能也是夏人的習慣，而跪坐卻是尚鬼的商人統治階級的坐姿，並演習成了一種供奉祖先、祭祀神天以及接待賓客的禮儀。可見跪坐只是一種「禮」，屈膝表現的是臣對君、客對主、下對上的尊重、服從與卑躬，因此有「卑躬屈膝」一說。出土的隨葬品中也有這種「禮」教文化的體現，如著名的滿城西漢墓出土的金銅長信宮燈，形象為跪地執燈的年輕宮女，雖然通體鎏金，但其身份是奴僕，只能跪姿服務。出土的各種跪姿「俑」很多，均是奴僕階層，受此文化拘束非跪不可。

這種跪坐也不是隋唐時就消失殆盡，實際一直延續至近百年前。清末民初百姓叩見官爺依然需要下跪，英皇特使因不向清皇屈膝下跪而釀成外交危機，可見下跪有失尊嚴是全人類的共識。而跪坐遠不止是「面子」問題，在席子上兩膝向前跪地，臀部坐放在小腿上，雙手放在膝蓋上，稍保持片刻，下肢便會血液循環不暢，麻木疼痛難忍。除非從小堅持跪坐，經過十年修鍊將秀腿坐壓成羅圈腿後方能適應。可見跪坐雖然在漢畫像石、磚上大量出現，但並不能說明這是當時人們生活中的常態，更不能由此斷定這是中國人唯一會的坐姿。就像正步走一樣，是當今最正式最高禮儀的步態，但只是在隊伍經過主席台前走一分鐘，人們絕大多數時間都是隨行漫步。

第五，跪坐不是常態，漢畫像磚上的「席地」又怎麼解釋呢?仔細分析可以發現，賓客膝下並不是我們今天意義上的「席」，而是有一定厚度的一層鋪墊。《禮記·禮器》中說：「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意為不論哪種席子，凡為天子設席必五重，諸侯三重，大夫二重，而且這還不包括下層的筵，並將其列為禮的制度。五席分別為莞席、藻席、次席、蒲度、熊席。莞席，以莞草所編，材質粗糙，用來直接鋪在地上，以防潮隔蟲。《詩·小雅·斯干》：「下莞上篥，乃安斯寢。」藻席，指花紋精美、色彩艷麗的席子。次席，又稱「桃枝席」，是竹席的一種。熊席，指以熊、虎、豹、狼皮等所做之席，屬冬季使用的暖席一類。《西京雜記》載：「綠熊席，毛長二尺余，人眠而擁毛自蔽，望之者不能見。坐則沒其中。」(金伯席在古代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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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我國古老的坐具之一，《禮記.禮運》中記載：「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可以想像，先人在洞穴居住之時，日坐夜卧，為了防蟲防潮必定要有鋪墊之物，或樹皮、獸皮，或草墊等，這便是席的前身。薦席出於神農的傳說，雖然無據，但席是最古老的坐具是無疑的。

我們從祖先所創造的古老起居形式——席地跪坐之中，也可看到席這一坐具，在祖先的生活中佔據何等重要的位置。那時，從天子、諸侯的朝覲、饗射、封侯、祭天、祭祖等重大政治活動，直到士庶之婚喪、講學以及日常起居等，都要在席上進行。由此我們又看到：席在古代可以說是用途最廣的坐具了。

在周朝的禮樂制度中，對於席的使用有嚴格規定。席的材質、形制、花飾、邊飾以及使用，都要視身份地位的貴賤與高低而不同，就是要按照禮的嚴格規定行事，決不可有絲毫的違反。下面我們從三個側面來看席的使用所反映的等級制度。

(一)司席有專職，布席有規定

《周禮.春官》中有「司几筵掌五幾五席之名物，辯其位，與其位」。這「司几筵」便是專職掌管設幾敷席的官員，他負責按不同場合、不同身份、地位的規定設幾敷席。所謂五席就是「莞、繅、次、蒲、熊」。

莞席——是一種草席，是用一種俗稱水蔥的莞草編製。《詩.小雅.斯干》有「下莞上簟，乃安斯寢」。《禮記.喪大記》中也有「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君以簟席，大夫以蒲席，士以葦席」。其注云：「三席之下皆有莞」。說明莞席是一種較粗的、鋪在底層的草席。

繅席——也是一種草席。鄭玄說：「繅席削蒲蒻展之，編以五采，若今合歡矣。」繅席當是用蒲草染色編成花紋，或是以五彩絲線夾於蒲草之中而編成的五彩花紋之席。類似漢代的合歡席。

次席——是竹席。鄭玄說：「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者。」孔穎達在《尚書.顧命》疏中，說蔑席與次席是一種席，都是桃竹席，也就是用桃枝竹編成的竹席。

蒲席——用一種生長在池澤的水草編成。《說文解字》：「蒲，水草也，可以制席。」

熊席——是專用於天子四時田獵或出征時所用。故可以理解為以熊為席，或以獸皮為席。

除以上五席外，尚有萑席、葦席、蔑席、豐席、底席、荀席以及浴時所用的蒯席，郊祭時所用的之席等等，故而賈公彥說「直取五席與五幾相對而言耳」。

布席、登席以及席的使用均有嚴格的規定，《周禮.春官》中賈疏曰：「凡敷席之法，初在地者一重即謂之筵，重在上者即謂之席。」

登席必須由下而升，並且後入室者不得蹋先入者的履，也不得踐踏坐席。這就是《禮記.曲禮》中所說的：「毋賤履，毋踖席」。否則就是違反了禮法。在席的使用上還有單席與連席之分，有對席與專席之別。

單席——單席是為尊者所設。《儀禮.鄉飲酒禮》有「眾賓之席皆不屬焉」。不屬就是不連，人賓皆是單席。

連席——連席是群居之法。古時地敷橫席可容四人，此時當推長者居於席端，如果有五人，則要推長者坐在另外的席子上。《儀禮.公食大夫禮》中有「司宮具幾，與蒲筵常，布純，加席尋，玄帛純」。常與尋都是古代的度量單位，八尺為尋，被尋為常，即一丈六尺。下鋪一丈六尺的蒲席，上加八尺的席，可能就是群居之連席。

對席——《禮記.曲禮》有「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非飲之客就是來講問之客，此時布席則要布相對之席，以便互相講問，而且兩席之間還要距離一杖之地，「以便指畫」。在《儀禮.少牢饋食禮》中也有「司宮設對席」之法。

另外，《禮記.曲禮》中還有：「有憂者側席而坐」，所謂有憂者就是親有病，此時則要用特別的席子。「有喪者專席而坐」，這是說有親喪則要坐單獨的席子。其次還有「加席」和「重席」的禮法，都是對尊者的禮貌，要視身份、地位的不同而定。

(二)設席的多寡見等級，布席的種類示尊卑

等級、名分、尊卑、次序，不容紊亂與違反是奴隸制時代的核心思想。所以在席的使用上也清楚地反映了這一點。《周禮》說：「天子之席三重，諸侯二重。」《周禮.春官》有「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設莞筵分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幾」。純是席的邊緣，莞筵紛純就是莞席的白綉為邊;繅席畫純就是繅席以畫五色雲氣為邊;次席黼純就是竹席鑲黑白相間的花紋為邊。兩君相見或天子時祭都是這三重席，這是最高等級，是為天子所設之席。

諸侯是兩重席，「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繢同繪，也就是「對方為次畫於繒帛之上與席為緣也」。

天子待諸侯「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

天子待諸侯卿大夫則布群居之席，「蒲筵常、緇布純，加萑席尋、玄帛純」。

天子若宴自己的臣、孤、卿中的上等之人，則設單席而不設群居之席。

在《周禮.春宮》中對於祭祀之禮，鄭玄說：「天子大袷祭五重，諦祭四重，時祭三重」，而「諸侯袷祭三重，諦祭二重，時祭亦二重」。「卿大夫以下惟見一重」。袷祭和祭都是古代天子、諸侯的祭禮，集合祖先神位於太廟的合祭。總的說，席的使用是以多重為貴，敷席時，以粗席在下，細席在上，即謂「下莞上簟，乃安斯寢」。當然也有特別的情形，那就是天子祭天時則用「蒲越藳」，是去的禾桿所編的草席，是一種粗席。這是古代天子祭天時以表示反本修古之意。《春秋左傳.桓公》中有：「大路越席」與此義同。大路是天子祭天時乘的車，越席就是蒲席。郊祭時用粗席，即是《禮記.禮器》中所說的「禮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也。......莞簟之安，而藳之設」。

在喪禮之中，席的使用也有尊卑之別。《禮記.喪大記》說：「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君以簟席，大夫以蒲席，士以葦席。」就是說，國君死後的小斂、大斂是用教細的竹席，大夫用蒲席，士則用較粗的確葦席了。

正因為席的使用尊卑有序不可僭越，所以《禮記.檀弓》中記述了曾子臨死前堅持守禮換席的故事：「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床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

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然曰：『呼!』曰：『華而，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亦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

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

在這裡記述了曾子嚴守禮制的故事，他知道自己不是大夫，不應使用華美的竹席，所以他批評他的兒子和弟子不叫換席是見識短淺的「細人」，堅持換掉不合於他身份和地位的席子，以至「反席未安而沒」了。

《尚書.周書.顧命》中也記載了布席的故事：周成王死後，仍為他四坐布席，如他生前一樣，以顯示其天子的權力與地位。

「間南向，敷重蔑席、黼純」;

「西序東向，敷重底席、綴純」;

「東序西向，敷重豐席、畫純」;

「西夾南向，敷重荀席、玄紛純」。

席所代表的權力和地位，以上種種可見一斑。

(三)燕居布席中的長幼尊卑

《禮記.祭義》中有：「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即是古代允許七十歲老人拄杖上朝，若天子有問，則布席與天子合作。

《禮記.曲禮》中詳細地規定了晚輩為長輩奉席之法。如：「為人子者，居不中奧，坐不中席。」在古代，若四人之席，則席端為上，若單席則席中為尊，為人子者不可坐於席中。

又如：「奉席如橋衡，請席何鄉，請衽何趾」就是說敷席時如橋衡，左高右低，要隨長者的意願，奉坐席要問朝什麼方向，奉卧席時則要問足朝什麼方向。

《禮記.內則》又云：「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衽，長者奉席請何趾。少者......斂席與簟.......斂簟而之。」(，藏也)「父母舅姑之衣、衾、簟、席、枕、幾不傳。」(不傳就是不敢轉移他處)又云：「夫不在，斂枕篋簟席，器而藏之。」這是規定為人子者，不敢動長者席子;為人婦者，若夫不在，妻子還要將丈夫的席子收藏起來。

由以上三禮中所記載的布席、用席之法，雖如此繁冗龐雜，但離不開一個中心思想，那就是等級分明，尊卑有序。

席，在奴隸制時代，既是起居的必需坐具，又以不同材質、不同邊飾和不同的使用規則，來體現不同身份、不同地位和權力，它是周朝政治制度的一部分。

另外，筵(與席通)還是周代建築面積的計算單位。如《周禮.冬官.考工記》有：「周人明堂，設九尺之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幾，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野度以步，塗度以軌。」賈公彥在註疏中補充說，「夏度以步，殷度以尋，周度以筵。」說明周朝乃是以九尺之筵為建築的計算單位。近代坐具發展瑣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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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都是非常講究享受的，何以證明？僅凳類的坐具便可列出10餘種甚至更多。但中國的儒家思想深刻地影響著祖宗們的享受觀，享受的同時，必須注重修養。「坐如鐘」，即是這種特殊享受觀的具體體現。試看明清坐具，無論圈椅、玫瑰椅、花藍椅、扶手椅、乃至於鑲石嵌玉，總體上一定是方正穩重。

現代人經研究後發現，明清傢具不單是外觀具有獨特風格的美，也不是單是榫卯結構絕對精巧合理，就是其高度、彎度，尤其是靠背板的曲度，竟然都與現代人體工學不謀而合！然面那四平八穩的總體造型，似乎界定了我們的老祖宗必須「正襟危坐」（似乎還大大有利於養生之道呢！），這種岸然嚴肅的表徵，佔據了我們的廳堂幾百年。

清朝末期，「門戶開放」，西風東漸。歐美人活潑，激進的觀念，緩慢而曲折地改變著我們的思想、生活，連同我們的傢具。民國初年，坐具上出現了「民國造」的洋椅子，像分檔椅，頗具這一時期的傢具風格。我們在看過電視連續劇《大宅門》後，會發現白景琦家新老兩處宅子內，擺放的是不同風格的傢具，反映了那個時代傢具風格的悄然變遷。正是從那個時代，「沙發」走進了中國的家庭。

沙發是英文SOFA的音譯，指有靠背和軟墊的西式椅子。直至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家庭中有沙發者不過一二。一般百姓無力接納，老式傳統家庭更不屑接納。在這個時期，開中式沙發之先河者，當首推楊耀老前輩。楊先生加大了明式扶手椅的尺寸，並使座面向內傾斜，配以坐墊，成為人民大會堂的首批「中式沙發」。

「文革」十年，沙發亦遭厄運，被視作「封資修」的產物，刀劈火焚者無計。據說當時的委託行拒不收沙發。直至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改革開放的春風吹醒了中國人的享受理念。以北京為例，當初拆「抗震棚」之木料，就有些在鋸斧下變成了流行一時的「簡易沙發」。尤其是當人們的物質生活水平和精神生活水平發展到了今天，琳琅滿目的各色沙發進入了尋常百姓家。

沙發以它舒適，優雅的質感，成為人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寵兒。以不同的高度、斜度、色彩、造型躋身於客廳、書房、卧室甚至於會議室。但當我們比較一下後會發現「沙發的造型與清式太師椅（行內稱之為花籃椅）十分相似。最明顯的差異在於材料不同，高矮有異。

一般而言，花籃椅座面距地較高，整個椅身以優質硬木為主（多為紅木），有的嵌以大理石。最為精彩的，是在靠背，扶手及下牙處，一定要精雕細琢各種吉祥圖案。所以，花籃椅展示給人們的，除了材質的天然紋理，主要表現手工技藝的精巧與細膩。

沙發雖亦以木材為骨架，但要釘彈簧，鋪底布，粘泡沫，蒙飾以各種面料。沙發麵料包括真皮、合成皮、紡織品等。沙發展示給人們的是它的外型，是它的裝飾面料。在異彩紛呈、百花爭妍的今天，人們又在追求新的享受。新的享受理念是返璞歸真，是傳統的華夏藝術，是傢具與藝術的和諧統一，越來越多的人在尋尋覓覓地搜購中式傳統傢具。

由此看來，如何賦予傳統坐具以更大的舒適性，是擺在傢具界人士面前的一大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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