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速遞 | 「徐賁文集」之《統治與教育：從國民到公民》

07-12

前言統治與教育：從國民到公民徐賁

　　赫胥黎在《美麗新世界》中描繪的那個國家是不需要有國民教育的，因為那裡的國民在出生之前就已經培育好了。那些是一種「基因教育」，不是國民教育。在那個國家裡，所有的國民都是在國家的「孵化和定型中心」生產出來的，他們分成五等，前兩種人數量很少,智商較高;後三種人數量眾多,由成倍裂變法增殖,智商很低,具有完全可靠的整齊劃一性。「美麗新世界」的治國口號就是「集體、同一、穩定」，那裡的國民就是按照這樣的國家目標而生產出來的。

　　美國作家勞里(Lois Lowry)的《記憶傳授人》描繪了另一種理想的國民教育，它從每一個兒童出生的那一天就開始的。每個家庭都是按國家計劃的模式組成的，每一對「夫妻」可以申請到一男一女兩個子女，形成像樣板戲《紅燈記》里那種沒有自然血緣關係的組合式「革命家庭」。那些真正生育的女子一生中只能在3年中生3個孩子，然後便成為終身的勞工。孩子們在家庭里由父母按照國家的規定來教育，不允許使用不正確的字詞，不允許有不正確的服飾、髮型或打扮，到了青春期，便需要服用藥物來控制「激情」。每年會有一天為孩子們進行歲數增長的儀式，一歲的孩子會被授予名字，八歲的孩子要開始參與義工工作，九歲的孩子會收到一輛腳踏車，十二歲的孩子，在經過長老們一年來的性情與興趣觀察後，會被分配適合的工作。於是，每個人都在適合他的位置上成為安分守己的國民。

　　這個國家的記憶是由專門的「記憶傳授人」保管的，其他人不得擁有，關於過去，所有的國民該知道或不該知道的事情都是規定好了的。而且，所有的人看這世界都只有黑白二色，看不見其他的顏色。他們的眼睛退化，代代相傳，色盲終於進入了他們的基因。十二歲的喬納思被選中成為記憶傳授人的接班人，並為此接受他師傅的專門教育。然而，偏偏是這個喬納思成了一個「不可教育的人」，因為他的眼睛天生與其他孩子不同，他能偶爾看到黑白之外的顏色，他第一次看見有顏色的是一隻紅蘋果。像《聖經》故事中那樣，蘋果成為犯罪誘惑的象徵，但他反的是思想罪，因為他能看見他不該看見的東西。由於他的不可教育，他註定必須從他的國家消失，消滅成為他教育的最後階段。

　　當教育變異為一種統治手段的時候，它是為統治權力的目標服務的。這樣的教育會在被教育者身上造成極具傷害性的影響。林賢治先生在他編的《烙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集體記憶》中說，那些接受了黨的教育的「黑七類」子女，「除了極少數較為開朗、豁達，願意跟人們交談來往者外，大多數長成內傾的性格，自卑、畏葸、被動，沉默寡言，離群索居」。對這些被教育者來說，教育是一種心靈的摧殘，留下的是終身難以癒合的烙印和創傷。

　　法國革命時代雅各賓派領袖羅伯斯庇爾以他的殘忍聞名於世，他的殘忍是為了一個「美好」的目標，那就是完成對法蘭西人的國民教育，將他們塑造成新人。歷史學家斯凱瑪(S. Schama)對此寫道：「羅伯斯庇爾在巴黎的路易大帝公學(Lycée louis-le-grand)學習時，老師們一定對他的政治教育發生了很大影響。他後來把自己當成了一個救世主式的導師，揮舞一根很大的棒子來培養國民們的美德。他把革命本身設想為一個學校，在這個學校里，道德能增長知識，但是，道德和知識都必須由紀律來保證。他喜歡這麼說：恐懼和美德都是人的自我完善所必不可少的，「沒有美德，恐懼會變得有害，沒有恐懼，則美德變得孱弱。」

　　羅伯斯庇爾所持的那種極端的國民教育觀幾乎是所有的激進革命家所鍾愛的，也驅使他們一次又一次展開極其殘酷的對人的改造工程。政治學家范根斯坦倫(H. van Gunsteren)說，這種對人的改造工程(human engineering)假設，「只要人民不像他們現在這個樣子，他們就不會有現在的問題，所以我們必須把他們改造成新人」。范根斯坦倫稱此為一種「不負責任的異想天開」，對於羅伯斯庇爾這樣的革命幻想家來說，也許是如此。但是，對於像希特勒、斯大林、波爾布特那樣的革命家來說，把國民改造成「新人」的教育，那就不僅僅是「不負責任的異想天開」，而根本就是處心積慮的極權統治和精心策劃的陰謀權術了。

　　在他們的統治下，監禁、流放、苦役都是「教育」或「再教育」。即使連那些不可教育的人也可以對其他人起到教育作用。社會學家埃呂(J. Ellul)稱這是極權對國民教育和宣傳的最詭異的發明。它把有異端思想的人放到「民主討論會」或「批評與自我批評會」這樣的組織化環境中,逼迫他承認自己的錯誤,用他自己的嘴巴說出強迫他檢查的人是多麼正確，對他的教育又是多麼及時。

　　教育是一個美好的字眼，教育是人類的一種像飲食一樣自然的需要，《詩》曰：「飲之食之，教之誨之」，教育是為了讓人明白道理。最早的雅典國民教育是讓人民學會可以賴以為生的手藝。普魯塔克在「梭倫傳」中記載，「雅典的立法者梭倫說，為逃避危險從四面八方不斷湧來的人已經使這個城市人滿為患，但是這個地方土地貧瘠，不宜耕種，從海上來做交易的也因為人民付不出錢而不帶來他們需要的貨品。因此，梭倫要求城邦的人民學會手藝，他訂立了法律規定，如果父親不教兒子手藝，則兒子沒有為父親養老的責任。」共同體成員的教育是為了幫助他們能夠更好地共同生活，不是為了讓統治者能更方便，更隨心所欲地統治他們。

　　現代的國民教育，當它是民主的公民教育時，可以幫助人民變得更智慧，更有自我治理的能力。然而，當它是專制統治的臣民教育或黨民教育時，它卻使人民變得愚昧、順從，既沒有自我治理的能力，也沒有自我實現的意願。我們關注國民教育，期待的是第一種，同時也需要警惕第二種，因為第二種國民教育是一種有毒害作用的「教育」，它偽裝並掩蓋了發明者想要支配和控制人民的權力慾望，而這種權力慾望帶來的幾乎無一例外都是壓迫、奴役和專制。

作品簡介

　　教育是一個美好的字眼，是人類一種飲食一樣自然的需要。教育是為了讓人明白道理，不是為了讓統治者能更方便、更隨心所欲地統治他們。

　　現代的國民教育，當它是民主的公民教育時，可以幫助人民變得更智慧，更有自我治理的能力;當它是專制統治的臣民教育或黨民教育時，卻使人民變得愚昧、順從，既沒有自我治理的能力，也沒有自我實現的意願。我們關注國民教育，期待的是第一種，警惕的是第二種。

　　書號：978-7-5117-2665-0

　　作者：徐賁

　　出版社：中央編譯出版社

　　定價：88.00元

　　出版時間：2016年1月

　　開本：32開

　　字數：424

　　頁數：640

作者簡介　　徐賁 1950年出生於蘇州。美國馬薩諸塞州大學英語文學博士，美國加州聖瑪利學院英文系教授。寫作領域為公共生活、國民教育、公共文化記憶、公民社會建設等。已出版的中英文著作包括：Situational Tensions of Critic-Intellectuals、Disenchanted Democracy，《走向後現代和後殖民》《文化批評往何處去：八十年代末後的中國文化討論》《知識分子和公共政治》《人以什麼理由來記憶》《通往尊嚴的公共生活》《在傻子和英雄之間：群眾社會的兩張面孔》《什麼是好的公共生活》《統治與教育：從國民到公民》《懷疑的時代需要怎樣的信仰》《政治是每個人的副業》《聽良心的鼓聲能走多遠》《明亮的對話：公共說理十八講》《頹廢與沉默：透視犬儒文化》《閱讀經典：美國大學的人文教育》等，並編有《復歸的素人：文字中的人生》(父親徐幹生的回憶文集)。

　　前言

　　序公民教育和民主政治

　　第一章斯巴達國家主義教育的教訓

　　第二章「善」和「法」的教育：古典共和的政治遺產

　　第三章從「高貴的羅馬人」到帝國的官僚：無所作為的體制內教改

　　第四章文藝復興時期的君主教育和人文教育

　　第五章從古典共和到美國民主共和教育

　　第六章美國早期大眾文化中的共和教育

　　第七章美國建國初期公民社會和傑斐遜的「民主教育」理念

　　第八章安分守己的國民與民主的公民教育

　　第九章「成人兒童」將成為怎樣的成人

　　第十章公民教育和黨化教育：學校里的政治教育和宣傳

　　第十一章二十世紀的宣傳

　　第十二章納粹德國的黨國主義教育

　　第十三章德國納粹的宣傳和國民再造

　　第十四章東德的「宣傳教育」為何不能成功

　　第十五章沉默和失憶的國民是怎樣教育成的

　　第十六章罪、恥、懼與道德教育的困境

　　第十七章公民社會需要說理教育

　　第十八章「好生活」的教育

　　後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