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天主教會的一首黃昏曲

2009-05-23 00:44 星期六 晴　　　　在友人那裡獲知，中國天主教會出了兩本使教徒們靈里倍感鼓舞的好書，一本是劉德寵所著《重負和使命》，另一本是于海濤所著《曠野的呼聲》。於是，帶著幾分好奇，用了三天多的時間，在網上閱讀了這兩本書。　　 這兩本書其實說的是同一件事，都是在說中國天主教會「有了病」，病的很重， 「彷彿是一位病入膏肓、疲憊嘆息的老母親，你可聽見她那一聲聲沉痛、悲切的呻吟！你可聞到她那一股濃烈的、令人心揪的死亡之氣息！」（《重負和使命》前言）可是雖然已經「病入膏肓」，卻因為孤陋寡聞的緣故，這個患了重病的「老母親」仍然不以為自己有病，反而躺在病榻上指責別人有病。諱疾忌醫的結果是這個被比作「老母親」的教會：「晨暮但聞念經之聲，信仰只靠家族遺傳，寂寂然堂門緊閉，默默然了無生氣，見怪不怪，習以為常」。（《曠野呼聲》一章）作者描述的很逼真，與我所見相同。　　中國天主教會所患的究竟是什麼病呢？看這兩位作者所作的描述，這個教會似乎活不下去了，它「正處在一種垂死的疲憊與嘆息中」，甚至「不知這垂死的痛苦要延長多久？」（《重負和使命》前言）這兩本書在我的心中奏響的是一首凄涼的黃昏曲。　　中國天主教會的前景確實令中國的天主教徒十分的困擾。我想由困擾引起的憂患意識，才是這兩本書在中國天主教會內引起普遍關注的真正原因。　　《重負和使命》的作者劉德寵認為中國天主教會所患的是「信心生命衰弱症」，主要病因是：1. 忽視了聖經，把念經看得比讀經重要，甚至把祈禱手冊當成聖經來用；2. 對聖神的無知，導致了教會缺少團結與愛的見證力量，同時缺少了福傳的生機與能力。　　《曠野呼聲》的作者于海濤為人比較感性，寫作時宗教辭彙用的不多，但是揭示問題的能力卻優於劉德寵，閱讀後給我留下很深印象的是一句話：「發現撒殫正在引導基督徒，把照管教會的天主，變成被教會照管的天主；天主不再是引導以色列民出埃及的天主，而是在教會懷中接受保護的天主。只見有權的人，不見天主；只以人的話為大，不知天主的話。」他給中國天主教會整理出了十大病因：1. 忽視聖經。2. 忽視聖神。3. 祈禱失當。4教導有誤。5.聖事過繁。6. 沒有或缺乏教內小團體。7. 不傳福音或很少傳。8. 體制局限。9. 部分神職人員不作為。10. 充塞法律主義。　　在於海濤的眼裡，中國天主教會所患的是「大鍋飯重症惰性肌萎縮」。患了此病的教會只能靠行「聖事」來維持生計，「 神父也就成了行聖事的工具，彌撒一天一台，送聖體，行婚配，送終傅」。　　于海濤的書可能沒有付印，因為他的言辭過激，惹惱了很會發脾氣說別人才會有病的教會。我見到天主教吉林教區的一個「公文」，行文斷定：「《呼聲》中充滿了錯誤與異說命題，誤導了教友的信仰方向，使教會在世人面前蒙羞，並給教會造成惡劣影響。據此，吉林教區正式宣佈於海濤所寫的《曠野的呼聲》講義為禁書；必須追回所有發出的講義，並進行銷毀；于海濤必須放棄其錯誤學說，否則給予追加處罰。」　　嗚呼于海濤，他的病人不以為自己有病，反說他是蒙古大夫進錯了診所，請問他又能奈他們何？　　其實，我對劉德寵修士暨于海濤先生作出的病情診斷，和他們開出的藥方並不認可。不過因為意見不同而處罰于海濤先生我覺得此教會也是太不知道好歹了。好在我在教會之外，文責自負由不得小氣的教會來管。　　耶穌有過一個比喻說：「天國好象一個人，在自己田裡撒了好種子； 但在人睡覺的時候，他的仇人來，在麥子中間撒上莠子，就走了。苗長起來，抽出穗的時候，莠子也顯出來了。家主的僕人，就前來對他說：主人!你不是在你田地里撒了好種子嗎﹖那麼從哪裡來了莠子﹖家主對他們說：這是仇人做的。僕人對他說：那麼，你願我們去把莠子收集起來嗎？他卻說：不，免得你們收集莠子，連麥子也拔了出來。讓兩樣一起長到收割的時候好了；在收割時，我要對收割的人說：你們先收集莠子，把莠子捆成捆，好燃燒，把麥子卻收入我的倉里。」　　 試問：耶穌對莠子所持的態度，是不是比教會對於海濤先生所做的處理更有智慧呢？更何況于海濤先生不過是山寨了一回新教的神學思想，他這麼做的理由不是要「使教會在世人面前蒙羞」，而是為了使教會可以抬起頭來做人。可惜，于海濤先生的熱誠在天主教上層人物那裡得不到虛心的回應。　　一個拒絕監督的社會是腐敗的社會，一個不允許批評者出聲的團體，是沒落而無出路的團體。中國天主教肯定患了病，不過我做出的診斷與劉徳寵和于海濤不同，在我的眼裡中國天主教患的是政_治性的由於中梵不能建交，導致宗教身份不明朗引發的「高滲性認同感流失脫水症」。我的診斷是否正確，大家可以看看我的診斷依據是不是更加貼近中國天主教的狀況？　　在此，我也從對天主教和基督新教在改革開放後的發展狀況所進行的對比中，來說明中國天主教所面臨的問題。　　在《重負和使命》與《曠野的呼聲》中，作者用了很多篇幅述說基督新教在改革開放後，信教人數暴增，藉此反襯天主教會生存危機的嚴重。　　《曠野的呼聲》中說：「大陸天主教的危機首先表現在發展緩慢上。以1949年大陸政_權更迭為界，此前全國教友大約有300—400萬，約佔總人口的1%；現在究竟有多少，沒有人能說得很準確，從500萬到1200萬，差距很大。有很多時候，我們得知的都是虛的數字，中國主教團估計有500多萬應該說是有一定根據的。若為了使我們的心理更覺充實，我們不妨取個平均數850萬。全國人口從4億已增長到了13億多，天主教信友約佔全國人口的0.65%。也就是說，不僅沒有發展，也沒有保持原有的水平比例，反而降低了。」可是基督新教呢？劉德寵在《重負和使命》中說：「新教目前在中國的發展速度大約是天主教的15~20倍，新教教友信仰的熱忱與愛心也遠遠勝於天主教教友，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天主教與基督新教之間有很大的可比性，但是這種可比性只有在同時考慮到政_治因素、經濟因素、宗教因素時才是客觀的。比方說：　　在解放前，民國政_府與梵蒂岡有外交關係，與新教徒佔優勢的美國關係更好，加之老蔣總統自己也是新教徒，在政_治上基督新教的生存環境，應該略勝天主教一籌。那麼在經濟上，神父牧師都是拿著美元，滿中國地跑著吆喝：信教的死了進天國，活著的有地種、有飯吃。因為有美元支持，神父牧師靠著叫賣上帝，大都過著極其舒服的日子。但是天主教卻有政教合一優勢，可以由梵蒂岡集中資金辦大事，於是在財勢上天主教的情況又略微優越於基督新教。另外，在宗教上天主教的教義恐怕更適合有封建主義傳統的中國人的倫理需要，連香港的陳龍在2009年還說：「中國人是需要管的」。這種情況維持到新中國成立的1949年，中國天主教徒大約是300萬左右，基督新教教徒大約是70萬左右。天主教徒人數是基督新教教徒人數的三倍以上。這是天主教與新教在拼過政_治、經濟、宗教實力後才獲得的傳教成績。　　可是改革開放後，基督新教的人數猛增至9000萬以上，人數是天主教的10.6倍。為什麼在30年間會產生這麼大的差距呢？可以說這還是天主教與新教在拼過政_治、經濟、宗教實力後得出的又一輪結果。　　改革開放後在政_治方面，基督新教的優勢明顯可見：中美兩國關係從1972年解凍，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認並建立了外交關係。從那以後中國基督新教的發展，受到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的關注，連美國總統訪華時也不忘去寬街教堂，或是到崇文門教堂做做禮拜，為基督新教作秀造勢。隨之美元流入中國，基督新教通過各種渠道獲得海外教會的經援，在很長一段時期，新教的一些教會《聖經》和宗教書籍都是免費贈送的，拿美元的傳道人又開始靠著叫賣上帝打發日子。這種情況到了2003年，海外對華福音宣教人士經過協商，才做出一個決定，開始逐步減少海外教會對部分新教教會的資金支持。　　曾幾何時中國人想要去國外留學，也是先去基督新教受洗，然後再去外國大使館辦理其他手續。基督教有一句話說：信而受洗進天堂。而在教外人士看來則是信而受洗者留學到美國。　　我不以為宗教可以脫離政_治的影響完全獨立的去發展，更近一步地講，政_治影響還可以轉化為經濟優勢和宗教優勢。　　在中美兩國越走越近的30年中，基督新教真正迎來了傳教的春天。可是梵蒂岡在哪裡呢？梵蒂岡在與中國搞對抗。它喜歡用屁股對著中國，可是中國不能從屁股那裡去認識梵蒂岡。　　中國政_府的立場從一開始就很清楚：梵蒂岡必須先與台灣斷交，並且停止通過宗教干涉中國內政，包括不得以宗教為名干涉中國的內部事務，中梵才能建交。　　在這兩方面，梵蒂岡至今沒有做出讓步，反而還玩出一些故事。2000年中國天主教會依照從1958年奉行至今的慣例宣布「自選自聖」5位主教，作為回應，梵蒂岡方面選擇在當年10月1日中國國慶節之時，宣布對120名傳教士進行「封聖」，其中不乏被中國定性為「帝國主義分子」的天主教人士。中國對梵蒂岡的行為掀起了聲勢浩大的討伐，《人民日報》發表評論稱之為是「對中國人民的嚴重挑釁」。 本來已經進入建交籌劃階段的兩國關係，一下子跌入低谷。微妙的是，在「封聖事_件」發生一周年後的2001年10月，教皇約翰?保羅二世在紀念傳教士利瑪竇進入北京400周年的一個研討會上對「封聖」事_件表示了道歉，舉世嘩然。　　從那以後，中梵關係真是成了問題。　　梵蒂岡針對中國主教提出三個條件：良好的神學教育、道德操守和人際關係。但是中國天主教會強調，主教必須熱愛和忠實自己的國家。中國任命主教的方式是通過「民-主選舉」，教區神父、修女和教友代表可投票選舉心目中的人選，「愛國應是首要條件」。　　這說明中梵只要一日不建交，中國天主教會的政_治劣勢就不可改變。這種政_治劣勢迫使中國天主教會只能「處在一種垂死的疲憊與嘆息中」，卻「不知這垂死的痛苦要延長多久？」　　我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開始與天主教有了來往，那時梵二會議已經過去了二十餘年，可是天主教的彌撒還是拉丁式的，向他們提起基督新教得到的回應也是反馬丁路德的傳統腔調：那不是基督的教會，而是裂教教會。　　梵二會議為什麼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仍然難以影響中國教會呢？最直接的原因當然是中梵沒有建交，梵蒂岡的宗教改革春風需要繞道一段時間，才能緩緩地吹綠中國天主教會的神聖祭壇。　　天主教是一個沒有主教就沒有教會的宗教。可是中梵沒有建交，為了給天主教續命，中國只能自選自聖主教，合不合法比能夠活了下來不會顯得更為重要。　　梵蒂岡原想利用任命主教來干涉中國內政，誰想到中國就像一位圍棋高手，看到梵蒂岡利用任命主教問題來打劫，卻不粘劫，而是用自選自聖主教再開一劫，講明了梵蒂岡不應劫我就要閉你的氣。幾個回合下來，梵蒂岡被提之子越來越多，實空被侵反手無力。　　中梵關係真的是已經到了收官階段，情勢逼迫梵蒂岡必須面對中國。從國際大勢來說，中國是大國崛起，連英美一些政客也不得不承認中國「准G2」地位，梵蒂岡沒有資本繼續與中國搞對抗。再說了，中國無論如何也不是1979年的波蘭，他的民-主進程絕對不會由一個封建專制的老教皇來推動。　　梵蒂岡與中國搞對抗使得中國天主教會發生了很大的分裂，甚至產生了兩個主教團，地上主教團立志忠於祖國，地下主教團則是口口聲聲地要效忠於教皇。有人很天真地以為愛國與忠誠教皇可以同行，二者沒有衝突。然而在現實中，地上主教團與地下主教團就有很大的衝突，而且已經使中國天主教會被撕裂，很多天主教徒感到無所適從。在天主教中也有很多明白人，他們信教是為了親近天主獲得永生，而非借著信仰之名去謀取政_治上的權利。所以他們認為：政_治就是政_治，信仰就是信仰，政_治代替不了信仰，同樣信仰也不能代替政_治；信仰上絕對服從教宗領導，這是一個天主教教友應該具備的基本素質，但是在政_治上，教宗不是我們的領袖，他無權在政_治上領導我們。　　換個角度講，中國天主教已經失去了在中國傳教的最佳良機。　　改革開放之初，中國基督教的發展從社會內部來看，其實是文革期間破四舊，強力灌輸無神論的唯物主義造成的結果。文革使得傳統文化衰落，傳統宗教隨之蕭條，無數寺廟被砸，典籍被毀，造成了宗教信仰的真空。而那時政_府所提倡的官方意識形態也無法替代宗教，並且走向了衰落，形成了中國社會的信仰真空。一定時期內，這個真空必定需要由其它新興宗教加以填補。基督教恰在好處地負起了向那些希望了解外部世界的中國人重新解釋世界，了解世界核心觀念和文化圖式的任務。基督教看問題的方法以及它的影響力都和傳統文化不一樣，這種不一樣所帶來的「新」和「現代」性使得傳統文化和基督教相比遠遠處於劣勢。於是乎從明朝以來的基督教在中國進行傳播的夢想出人意料地竟在改革開放的中國實現了。就像是當年佛教進入中國時一樣，中國在經歷著又一個千年之變。　　當然，在解釋世界，了解世界核心觀念和文化圖式方面，天主教大概只能做半個先生，因為直到目前為止，它只是把身體擠進了現代社會的門檻，頭腦卻還停留在中世紀的神聖夢幻之中。　　可是半個先生只要動作及時，靠著梵二改革的雷霆之風，唬唬那些不知現代文明是什麼的中國莽漢弱女，也一定會有一番作為的。可是中國天主教會在那大好的三十年里，只是觀望時局，或者是在努力地「把照管教會的天主，變成被教會照管的天主」。真是一種令天主教「在世人面前蒙羞」的絕大諷刺！　　到了三十年之後，大多數中國人已經受過現代文明的洗禮，他們眼中的現代社會，已經變得有些醜陋，人們不再需要基督教發揮解釋世界的功能了，人文主義開始肆意流行。於是乎，基督教的黃昏到了，可是新教贏得盆滿缽滿，就是從此倒頭去睡，也是好夢連連。與之相比，天主教不僅無所獲，而且輸掉了教會內部的團結，如果從此倒頭去睡，我們所能聽見的大概就是死亡之音了。　　在中梵圍棋大賽中，梵蒂岡開了主教任命權的劫，沒有想到他以為是的這個長生劫，卻被中國的圍棋高手充分利用，活出了空，連最後粘劫的權利也被牢牢地掌控在了中國人的手中。　　我現在在想，中梵建交是遲早的事，但是中國人一旦把自己選任主教變成了現實，就有可能激起梵蒂岡的巨變，最終會迫使它放棄封建專制極權，在天主教世界實行主教選舉產生的另一類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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