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論中國民族關係史上的文化交流與整合

略論中國民族關係史上的文化交流與整合 來源：中國論文下載中心[ 06-04-12 15:34:00 ]作者： 任新建 編輯：studa9ngns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中華民族是一個包括56個民族在內的民族共同體。其中漢族佔總人口的92％以上，其他55個少數民族合計只1億人。就人口說，少數民族不到全國人口的8％，但就居處地域而言，民族聚居地區約佔中國幅員的2／3。在5000年的歷史進程中，中國境內各民族共同創造了中華文化，並以這一文化為紐帶，使中華民族凝聚在一起。雖然經歷過歷史上多次的大動蕩、大分化，也發生過民族間的相互戰爭和摩擦，但一種巨大的凝聚力仍然把中華民族緊密地團結在一起。是什麼原因能使中華民族具有如此大的凝聚力呢？　　眾所周知，民族是以文化來區別的，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倘若各民族間不能找到文化的共同點，不能互相尊重彼此的文化，學習和借鑒彼此的文化成果，那麼民族的畛域就很難打破。反之，若各民族之間能夠有文化的交流與認同，那麼民族之間的差異就會被認同感、和諧感所淡化而相近相親。中華民族在歷史的進程中正是依靠文化的交流；推進文化的整合和融合，從而形成「一體多元，多元一體」的格局，即各個民族既具有中華文化的共性，又有各自的文化個性，各民族之間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互關係。在這一歷史過程中，和諧與交流是形成中華民族的主要因素，茲僅就中國民族史上的民族融合與文化整合數例，以探討和諧與交流在其中的主導作用。一、和諧與交流促進了民族的融合　　民族的融合是多民族國家的普遍現象，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古今中外民族共同體的形成、變化、發展都與民族融合緊密相關。中國歷史上有過多次民族融合的大浪潮。而每一次浪潮都發端於民族的大遷徙、大匯合、大交流。例如春秋戰國時期、秦漢時期、魏晉南北朝時期、隋唐時期以及元代、清代等時期發生的南方、北方民族大遷徙、大交流，都使許多一度活躍於歷史舞台的古代民族（部族）融入其他民族之中，例如漢代的匈奴。三國的烏桓、南北的鮮卑、隋唐的吐谷渾、党項等等。還有些古代民族雖然現在還存在，但除了血統的差異外，在文化上已不再具有什麼民族特點，例如滿族、土家族等等。當滿族最初入關。定鼎中原之時，強烈的民族畛域觀念，曾因雉發這樣的文化習俗差異而大規模流血，但經過300年之後，滿漢在文化上已再難找到什麼差異。　　中國的主體民族漢族其實也是一個混合眾多民族成分的民族共同體。現今一般將漢族的祖族認定為「華夏族」，祖先認定為炎帝、黃帝。考「華夏」一稱始見於周代文獻，到了春秋之時才以「華夏」作為民族稱呼。「華夏」一詞源於炎帝與夏禹。傳說炎帝族興起於「華山」（古代對秦嶺的稱呼）之野，炎帝與黃帝是「兄弟」。黃帝之後的禹建立了中國第一個王朝夏朝，故中原這一地區的民族被稱為「華夏」，《尚書正義》說：「華夏，謂『中國』也。」《爾雅?釋詁》說：「夏，大也。」可知「華夏」一詞是用以區別中原地區的民族與其周邊的民族（史稱「四裔」。即東邊被稱為「夷」的民族，西邊被稱為「戎」（羌）的民族，南邊被稱為「蠻」的民族，北邊被稱為「狄」的民族）。但「華夏」實際上也並非全為中原之旅，炎帝族、黃帝族都與居於西北高原的「羌」族頗有淵源。「炎帝以姜水成」，而凡從「姜」字均與「羌」有一定關係。黃帝據史載原居於「崑崙之丘」，其先本活動於青藏高原東部，那裡亦是「羌、戎」之地。夏代的開國之君禹更是「長於西羌，本西羌夷也」，可見「華夏」之先就已融入了一部分從青藏高原東遷的「羌」系民族成分。此後「華夏」族像滾雪球一樣不斷地融入許多民族成分，而發展成後來的漢族。可以說在中國的歷史上，每一個歷史時期漢族所包含的民族成分都不同，隨著歷史的進程，不斷有一些古代民族或部族融合進來。雖然，在漢民族共同體的發展過程中有著依靠強迫力量而使其他民族、部族「同化」於漢族的情況，但從主流和總體上看，則主要是因為文化的交融與吸引而促使民族融合。拓跋鮮卑的漢化就是一個例子：拓跋鮮卑原屬於「東夷」民族，最早活動於大興安嶺以北的呼倫貝爾草原一帶，以游牧狩獵為生。公元四世紀前期曾一度在今內蒙和林格爾北建立「代國」，不久為前秦所滅。拓跋硅時於公元386年重新建立代國，旋改國號為魏（史稱北魏），遷都平城（山西大同）。到孝文帝時又將都城南遷至洛陽，由於北魏國家的統一和擴展，鮮卑民族從邊疆逐漸深入中原腹區，與漢族和諧相處，相濡以沫，原有的民族畛域被衝破，原有的生產和生活方式逐漸改變，於是，給民族融合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民族的融合不同於民族同化。前者是自願的、水到渠成的；後者是強迫性的、灌注式的。拓跋鮮卑的融如漢族是一種良性的民族融合模式。它不僅通過血統的混合，更主要是社會文化的融合來達到。　　語言是人際交流的工具，北魏初期仍以鮮卑語為官方語言，但隨著社會政治經濟的發展、鮮卑語日益顯出不適應社會之需的劣勢，漢語文的優點和漢文文化典籍之豐盛，使進入中原的鮮卑人對學習漢語文有強烈的要求。孝文帝時遂改以漢語為國家的「正音」。漢語成為北魏法定的共同語言後，原有的鮮卑語的使用範圍愈來愈小，逐步走向淘汰。語文問題的解決又為思想文化的溝通鋪平了道路。作為中國傳統社會思想主流和核心的儒家學說成為了北魏政權的思想基礎。早在拓跋硅時就推崇儒學「以學求為先，立大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千有餘人」。此後，北魏政權逐步走上了與儒學相結合的道路，各州郡大建學校，儒生數量愈來愈多。作為統治者的拓跋氏也身體力行，鑽研儒術，著書立說，按儒學理論治理國家。到孝文帝拓跋宏時，更把儒家推崇到空前的地位，舉行了一系列尊孔活動。孝文帝不僅本人充滿儒家文化色彩，而且。通過尊崇禮教，提倡孝、禮的思想，使北魏社會全面向儒家理念轉化，從而使民間與上層生活都與儒學不可分離。　　除崇揚儒學外，北魏還兼奉道、佛兩教。北魏諸帝既尊孔又信奉道教。從宗教的方而進一步使鮮卑由原始信仰向華夏正教轉化。因為作為中國土生土長的道教，其文化內涵代表著華夏民族的傳統理念，道教信奉的普及，使鮮卑民族的信仰漢化。北魏也推崇佛教，史稱孝文帝「善談老莊，尤精釋義」。這一時期開鑿的石窟和造像之多，可證明佛教在鮮卑社會的巨大影響。北魏的社會文化轉變，逐漸使鮮卑民族觀念文化轉變，加速了民族的認同，最終融入於漢族之中，成為漢族的新鮮血液。　　從上面例子中，我們可以發現中國民族史上民族融合的一些規律：　　1．民族的流動、遷徙是加速融合的前提條件。在中國歷史上愈是流動性大的、遷徙多的民族其融合率也最大。這是因為地域的界限往往限制了民族的深層次交往，難以達到真正的文化溝通。而沒有文化的溝通就不可能有民族的融合。　　2．政治、經濟的互動關係是文化互滲、消除隔膜的必要環境。北魏統一北方的政治活動和由游牧進入農耕的經濟變化，加強了漢、鮮卑及其他民族的聯繫，居處相雜、文化相染，從而催化了民族的自然融合。　　3．理念和精神文化的融合，是民族融合的基礎。理念的趨同使民族的心理素質走向一致，民族的認同感由此而產生。故作為意識形態的精神文化在民族融合中起了決定性作用，北魏在積極吸取漢文化的儒、道、佛等成分的過程中，使其意識形態向儒學、道學、佛學的理念轉化，從而在心理上產生極大的漢化認同，因而這一轉化比較平順，沒有遇到大的阻攔。　　4．和諧精神是中國民族融合的動力。儘管中國的封建統治者多有「夷夏之別」的觀念和大民族主義思想的桎梏，但中國文化中的「和」、「合」精神，衝破了民族畛域，推動了中華民族的融合。孔子的「戎狄懷之」思想對華夏族以外的民族主張採用「懷」，從而導致「懷柔」政策與「羈糜」理論產生，促進了各民族間的親密與和諧。漢代的《淮南子》更闡發了「夷夏一家」的思想，認為「自其異者視之，肝膽胡越；自其同者視之，萬物一圈也」。唐太宗也公開提出對夷狄要「愛之如一」。正是這種和諧的觀念，推動了漢、唐時期中國民族的大融合。二．文化交流促進民族文化的整合　　民族融合是文化融合的極至。在更多的情況下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主要是推動了文化的整合，即各個民族吸收其他民族的某些文化成果，充實改造自身的文化，從而給原有文化以新的成分、新的面貌。通過文化整合，中國的民族才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例如，中原人原為「粒食」，由於麥子種植的推廣，才發展為北方地區普通的「粉食」。而麥類的傳播來自西部的羌氏部落。《詩?周頌?思文》說后稷時「貽我來牟，帝命率有，無此疆爾界，陳常於時夏」。「來、牟」俱麥之稱謂。據考證，它們的原產地在青藏高原，是藏族先民羌人傳至中原的。至今藏語仍稱為大麥為「來」（Nas）。《周頌》說天帝賜麥種與后稷，讓他引種於中原大地，從此這一作物不再有此疆彼界，大家享有，亦表明原先此物不產於中原，但由於文化的交流、整合，這一作物成為中華大地各民族普遍種植之糧食。　　與麥同情況的是稻米，它最先種植於華南和西南的民族地區。至今在西雙版納的哈尼族中還種植一種非常古老的水陸未分稻，研究證明它是現代稻米的遠祖。中國南方稱稻叫「穀子」或「禾」，即源於壯、侗語。魏晉以後，中國北方與南方的民族大遷徙、大交匯，稻米開始傳入北方。隋代以後南北大運河開通，南方稻米大量輸入北方，使北方人的飲食習慣有很大轉變，至明代時，以稻米為主食的人已佔全國人口的70％。稻作文化之區已從一隅之地而擴展到全國大部地方。　　再如茶，原產於巴蜀和雲南一帶。秦滅巴蜀，統一中國後，茶傳入中原地區，以後長江流域普遍種茶，北方人與南方人都有了飲茶之習，並發展出南方、北方各具特色的茶文化。故顧炎武說：「自秦人取蜀而後，始有飲茗之事。」唐開元中因禪僧坐禪飲茶而興起全國飲茶之風，茶成為中國的「國飲」。遠在青藏高原的藏族自唐朝傳入煮茶之法，進而推廣為全民族之風氣，以致茶成為藏民族生活中不可須臾或缺的必需品。作為藏族文化主體的藏傳佛教也將茶引人其文化內涵之中，賦予它宗教的意義。　　物質的文化還不足以說明交流對民族文化整合的程度。精神文化的整合，更能表現文化交流對中華民族的影響。在中國的眾多民族中，地處青藏高原的藏族文化充滿了神秘的地域色彩，國外甚至有人誤認為藏文化是與中華文化毫不相干的一種特異文化。故此以藏文化構建中對其他民族文化的吸收為例，更能說明這一問題。 　　公元七世紀吐蕃征服青藏高原各部落，形成藏族。因此，一般將吐蕃文化視為藏族文化之根。但據史載，吐蕃初期社會文化十分落後，「刻木記事」，「不知節候」，「其俗重壯殘老」，「人信巫覡」。松贊干布即位後，大力開展「新文化運動」，從吐蕃周邊的民族文化中吸取營養。當時盛唐文化與印度文化是亞洲文化的頂峰，尤其是唐文化因唐若境地交接相錯，民族相雜，更易於交流吸取。唐文成公主、金城公主「下嫁」吐蕃，給唐、蕃文化交流打開了大門。於是吐蕃派出大量的使節、侍子、商販、僧人去漢地，唐朝也派出使者、僧人、商賈不斷去至藏區。雙方的政治、經濟交流，帶動了文化的交流。漢地豐富的文化成果大量地通過交流渠道被吐蕃所吸取。唐朝的儒學典籍如《毛詩》、《禮記》等一再被吐蕃「求取」。《孝經》《左傳》、《國語》等被大量翻譯成藏文，供上層學習。許多吐蕃貴族子弟到長安進入國子監，系統地學習儒家學說，使吐蕃從制度文化到精神文化方面都竭力將儒家思想精華融入於藏族社會中。在敦煌發現的8～9世紀吐蕃寫卷中，有一幅名為《禮儀回答》的藏文寫卷，講述了當時吐蕃社會中對人們道德標準的一些看法，其中寫到：做人要「公正、孝敬、和藹、溫順、憐憫、不怒、報恩、知恥、謹慎而勤奮」。這與儒家強調的「溫、良、恭、儉、讓、孝、悌、禮、智、信」幾乎如出一轍。可見儒學思想已成為當時社會思想的一個重要部分。 　　吐蕃時期，宗教已成為藏族社會的文化核心，佛教從印度和漢地兩個方向幾乎同時傳入吐蕃，著名的漢僧大乘和尚對吐蕃佛教的興起產生了重要影響，他所闡揚的禪宗宗門，對後來藏傳佛教舉派（白教）、寧瑪派（紅教）教義的形成頗有影響。儒家的孔子也被藏地宗教吸收為一位尊神，在藏傳佛教中，孔子是工巧和占卜術之王，具有很大的威信。《易經》的卜卦被藏傳佛教吸收，受到普遍信奉。喇嘛們為人占卜時所運用的《五行算經》和《五行圖表》即源於對《易經》的借鑒。中華的道教傳入吐蕃後，老子被藏地宗教徒尊為笨教的教主化身。「太極」、「無極」的名詞和「九宮」八卦的圖形都被融人藏地宗教之中，一位著名的藏族宗教史家認為：老子和道教的基本觀點與藏傳佛教密法十分相近。事實上我們也可以從密宗的修法中看到與道教相一致的情況。　　除此之外，在倫理方面、在醫藥方面、天文歷算方面、習俗方面藏文化都吸收了不少漢族與其他民族的文化成果，加以改造，成為自己文化的一部分，在此不及—一贅述。但即就上述情況，我們也顯然可見中華各民族通過交流，進行文化整合的成功。正是因為這些文化整合，才使中國的各民族具有相當的共性。交流對中華各民族文化的發展產生的積極作用，與某些民族因封閉而長期停滯不前形成鮮明的對比。 　　當世界變得愈來愈小之時，人們對交流的需求也愈來愈強烈。中國的少數民族在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大步地走向外面世界。據統計：中國各大城市中少數民族人口近年呈直線上升的趨勢，1982年至1990年少數民族遷入各省、直轄市的市、縣斯的有2206190人，從邊疆到內地沿海發達地區去的少數民族達數百萬人，近年北京1080萬人中已有少數民族46萬，其中流動人口20萬。僅深圳常住的少數民族人口就有1萬多人，江蘇南通市是個經濟發達之地，1985年居民中只有7個少數民族成分，1990年增至17個，1995年更增至21個。他們大都來自邊疆地區。同時來自江、浙、川、陝的內地客商、工人，近年已遍布天山南北和西藏的城鎮。　　民族流動增加，無疑將加大民族文化的交流，推動民族文化的整合，也難免會發生因民族文化差異的矛盾。和諧與交流在這個時候更加顯得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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