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紀念鄧廣銘師，恢復歷史學的敘事傳統

07-12

鄧氏史學的特點是：學跨文史，研究與敘述並重。這個特點，完整地體現了歷史學是有科學基礎的人文學科之基本精神，堪稱模範經典，最值得我們繼承和發揚。

在歷史學界，鄧廣銘先生是我極為敬仰的一位大師，也是我時時感到親切，一直引以為楷模的老師。他的教誨和恩德，我終身銘記，他的學術道路和學術精神，我學習繼承。

我在北大歷史系14年。從學生時代辦「求實學社」開始，因為（鄧）小南同班的近便，請鄧先生取名題詞，做顧問，聽教示求幫助……，四年下來，接觸最多的老師，就是鄧先生。82年畢業，統一分配工作，我最初打算回故鄉成都，四川省的名額是公安廳，我不想去。鄧先生知道我的想法後，將我留在北大中古史研究中心。

當時的中古史研究中心，是中國中世紀古代史研究中心，斷代從魏晉到宋，我的畢業論文和興趣，一直在戰國秦漢。鄧先生專門和我談了斷代的事情，要我重新考慮。後來，他和周一良先生商量，說田餘慶先生研究魏晉上及秦漢，就安排我去給田先生當助教，在中世紀古代史中收留了我這個戰國秦漢史的異類。這是影響我一生的大事，終身難忘的恩德。

如此的恩德，還有很多。八十年代我醉心於史學理論，高呼史學危機時，鄧先生既寬容也告誡，我去日本留學和留在日本教書時，鄧先生既理解也期待，說來話長，事情也多，以後有機會再談。今天，我想多談談如何繼承鄧先生的學術道路，發揚鄧先生的學術精神這件事情。主旨就是今天的題目：紀念鄧廣銘師，恢復歷史學的敘事傳統。

鄧先生的學術道路和學術精神，超凡出眾。歸納這種超凡出眾，就是學跨文史，既研究歷史，也書寫歷史。這個特點，是鄧先生不同凡響的所在。

我們知道，鄧先生受知於胡適先生，以《陳龍川傳》作畢業論文，後來寫有《王安石》、《岳飛傳》、《辛棄疾傳》等人物傳記，堪稱人物傳記的名著。他寫《宋史職官志考證》，為陳寅恪先生所讚賞，爾後不斷積累眾多的研究成果，成為宋史的一代大家。

人物傳記，是歷史敘事，職官志考證，是歷史研究。鄧先生的很多研究論文，都是圍繞著人物傳記中的問題而作，論文寫出來，又不斷地將新的成果補入傳記當中。一直到生命的最後時光，鄧先生還念念不忘將四部人物傳記重新增補改寫。鄧先生的學術，是研究與敘事並舉，二者相輔相成，相得益彰。這個特點，是鄧氏史學的精髓所在，也是最值得我們反思和繼承的精華。

經過多年來的實踐和思考，我逐漸認識到歷史學不是科學，也不是藝術。歷史學在科學和藝術之間，是有科學基礎的人文學科。歷史學的科學基礎，有兩點含義：1史料的可信度；2解釋的合理度。這兩點，集中體現在歷史研究中。歷史學的人文性，也有兩點含義：1歷史學的本源和主體，是以人為本的歷史敘事；2在歷史學的4個基本要素時間、空間、事情和人當中，人是連接其他要素的關鍵。

研究與敘述並重，鄧氏史學的這個特點，完整地體現了歷史學是有科學基礎的人文學科的基本精神，堪稱模範經典，最值得我們繼承和發揚。

今年五月，我到華東政法大學，做了《補「史記·軚侯利蒼列傳」——研究、敘事和思想的交合》的報告，進一步從實踐和理論上明確了：

研究和敘事，是承載歷史學的兩個車輪，缺一不可。敘事，接近於藝術，追求美。研究，接近於科學，追求真。歷史敘事，是在研究基礎上的敘事，在求真的基礎上求美。我所選取的經典範例，就是鄧廣銘師。同時也講到，陳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別傳》是研究和敘事的交合，田餘慶先生的著作，特點是夾敘夾議，是一種精緻的人文藝術史學。

歷史學，是有科學基礎的人文學科。就內容而言，歷史學是所有人文社會學科的母體；就方法而言，歷史學遊走在科學和藝術之間；就未來而言，歷史學包含了各種非虛構的巨大空間。有了這種認識以後，我們就可以開闊思路，改變現狀中的自閉和萎縮，建立起開放和拓展的大歷史學新觀念。

今天，對我自己來說，在倡導這種開拓的大歷史學新觀念的時候，出席紀念鄧廣銘先生誕辰110周年紀念會，就有了特別的意義。這個特別的意義，就是我今天發言的題目：

紀念鄧廣銘師，恢復歷史學的敘事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