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大汗的占卜師

編者按：本文原載《國際漢學研究通訊》第十期，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12月。引用請參考原書。

大汗的占卜師

蒙古帝國征服戰爭中的軍事數術零拾

周思成

引言

「軍事數術」是將天文、五行、蓍龜和雜佔一類的數術應用于軍事活動的一種實用知識，在中國古代也稱「兵陰陽」。依據《漢書·藝文志》的說法，這是一種「順時而發，推刑德，隨斗擊，因五勝，假鬼神而為助」的軍事技術，勃興於春秋戰國，秦漢時期已頗為發達[1]。它包含「天占」、「地佔」、「五行占」、「日辰占」、「風角占」、「雲氣占」等多個分支[2]，固然夾雜有頗多迷信思想，亦薈萃古代軍事地理學和軍事氣象學知識，為古代談兵者所必資[3]。

軍事數術並非一種純粹的理論，它對古代戰爭進程往往有直接的、有時是完全消極的影響：北魏永和年間，太武帝拓跋燾西伐北涼，先鋒劉潔與沮渠董來部萬餘人戰於姑臧城南，「潔信卜者之言，日辰不協，擊鼓卻陳，故後軍不進，董來得入城」，[4]北魏一舉殲滅敵軍野戰主力並突襲姑臧的良機頓成泡影。或許正因為如此，漢魏以降，隨著軍事學術的進一步發展，「兵陰陽」的地位亦日趨下降。拓跋燾本人進攻後燕慕容鱗，「甲子晦日進軍，太史令晁崇奏曰：『昔紂以甲子日亡。』帝曰：『周武豈不以甲子日勝乎？』崇無以對，遂戰，破之」；宋武帝劉裕伐南燕，圍慕容超於廣固，「將攻城，諸將咸諫曰：『今往亡之日，兵家所忌。』高祖曰：『我往彼亡，吉孰大焉！』乃命悉登，遂克廣固」；[5]唐人杜牧注釋《孫子·計篇》「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一句，臚列此類史事，並引《尉繚子》稱：「夫舉賢用能者，不時日而利；明法審令者，不卜筮而吉；貴功養勞者，不禱祠而福」。[6]這或稱得上是中古兵家與知識精英對待「兵陰陽」的一種主流意見。與此同時，肯定陰陽數術在戰爭中積極效用的相關記載，在唐宋以降的歷史書寫中也愈加少見。

然而，在宋寧宗嘉定十四年（1221年），奉命出使河北木華黎軍前的南宋使節趙珙驚奇地發現，在軍事決策中，當時的蒙古軍普遍使用一種原始占卜法：「凡占卜吉凶進退殺伐，每用羊骨扇，以鐵椎火椎之，看其兆坼以決大事，類龜卜也」，[7]亞美尼亞史家乞剌可思（Kirakos）也看到，蒙古人「只有在請教術士（socrciers）和巫師（magiciens），得到了他們的諭示後，方行軍作戰」。[8]不僅如此，據《扎闌丁傳》記載，蒙古軍當時在中亞的主要對手——花拉子模的突厥軍隊中，也有一群職業星占家（les astrologues）曾提醒扎闌丁算端，與蒙古軍在亦思法罕城外交戰的日期須推遲三日，待擇定之吉日良辰（le moment fixé et l』èpoque indiquée）方可出戰[9]。

若進一步仔細考察大蒙古國和元前期的史料文獻，我們可以發現一幅產生了微妙變異的歷史圖景：在軍事活動中應用原始巫術和數術的記載不僅漸趨頻繁，而且，這些記載多數不是否定而是肯定軍事數術的積極效用。這樣一組記載似乎構成了傳統歷史書寫的一種反常和「逆流」，同時也反映出，隨著蒙古帝國的征服擴張，古代中國一種日漸式微的軍事傳統和一種盛行於內亞草原的軍事慣習，在13世紀前後出現了某種奇特融合。這其中有頗多值得考察和重新闡釋的關節，卻恰恰是傳統的軍事史和宗教史研究範式的邊緣地帶[10]，故筆者不揣學識譾陋，拾掇蒙元時代中西史料中與軍事活動中應用陰陽數術（即最廣泛意義上的軍事數術）相關的史料[11]，略加論說於後，敬請方家指正。

一、誰是大汗的軍事占卜師？

什麼樣的人群組成了蒙古帝國軍隊中的軍事數術專家？在蒙古社會中長期佔據重要地位的薩滿教巫師[12]，自然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支，他們主要的占卜方式即南宋人趙珙所觀察到的灼燒羊胛骨並觀察其裂紋（「兆坼」）。金正大九年（1232年）正月，拖雷率蒙古軍與金軍會戰於三峰山，其時就有薩滿在軍中「祈雪，又燒羊胛骨，卜得吉兆」。[13]元憲宗七年（1257年），蒙古西征軍中負責進攻報達城的前鋒部隊，雖已領受主帥旭烈兀的命令，也須「按照自己的習慣在羊胛骨上占卦，然後回去，進向報達西面」。[14]這種戰前占卜儀式也應是由隨軍的薩滿完成的。蒙古帝國的軍事數術專家，最初應該就是一個以薩滿為核心的小群體，其首領被稱為別乞（beki）[15]。

隨著蒙古帝國軍隊建制的不斷擴大和蒙古兵團在廣袤的歐亞大陸上展開，也隨著戰爭規模和頻度不斷升級，草原社會原有的占卜師就顯得不敷分配了。因此，蒙古軍不得不在被征服地區掠奪當地的人才資源加以補充。金哀宗天興二年（1233年），蒙古軍攻陷汴京，「時城中一百七十萬戶」，耶律楚材「奏選工匠及素業儒、釋、道、醫、卜者遷於河北，官為贍給」。[16]姚樞、楊惟中等人也承擔過類似使命。乙未年（1235年），太宗窩闊台遣皇子闊出南下伐宋，二人奉詔「即軍中求儒、道、釋及醫、卜之士至」。[17]中統三年（1262年），忽必烈還向安南這樣的南陲小國徵求過「通陰陽卜筮」之人。[18]

這樣做的結果，必然是不同地域和族群身份、承載不同文化傳統的數術專家，作為來「投拜」的平民或被擄掠的「生口」，大量滲透到蒙古帝國的軍隊系統內部。耶律楚材本人就是燕京陷落後投靠蒙古軍的契丹遺民之一。他憑藉一套陰陽占卜之術得到成吉思汗的任用[19]，「於是每將出征，必令公預卜吉凶，上亦燒羊髀骨以符之」。[20]

壬午年（1222年），以天象變異為辭勸阻木華黎暫緩進攻金河南、陝西的「隱士喬靜真」，多半是蒙古軍在華北地區俘獲的一位漢人數術家[21]。至元十年（1273年），一件秘書監文書提到，當時「漢兒司天台」有台官六員，有三名（鮮於淳、郝志彬和趙德新）「見掌在台供職」，另外三員（蘇正、王世安和郭德），「現隨侍安西王」。[22]

可見，這幾位司天星占官當時就在鎮守六盤的安西王處服役，甚至可能直接參与有關川蜀戰事的軍事決策。至元十一年（1274年）十二月，與宋軍鏖戰於陽邏堡的蒙古南征大軍中，就有一位名叫李國用的「軍中相士」，欲以星占不利勸阻伯顏渡江；[23]更晚一些，元武宗至大二年（1309年）的一件尚書省文書提到，當時有「跟隨迭里哥兒不花太子迤北出軍去的陰陽人韓瑞」，向秘書監求借包括《寶元天人詳異》、《宋天文》等七部「合用的陰陽文書」，但遭到了拒絕。[24]

以上這些隨軍「陰陽人」應該均是漢人。公元1257年前後，旭烈兀在與麾下諸大臣商議西征事宜時，他身邊有一名「按照合罕的聖旨」（bi farmān-i Gā』ān）侍奉他的星占家忽撒馬丁（Husām al-Dīn），專門負責「選擇出征和休息的時辰」。[25]這名星占家顯系回回人。

西蒙·聖寬庭（Simonde Saint-Quentin）在《韃靼史》（Historia Tartarorum）中也提到，成吉思汗身邊有一位名叫列邊阿答（Rabben-ata）的聶斯托里教士，通過占卜（par divination）「向韃靼人指出了許多事情。因此長期以來他被韃靼人視為巫師（un mage）」。[26]馬可波羅（Marco Polo）記載，據說成吉思汗與「約翰長老」作戰前，亦「召基督教及回教之星者來前，命卜戰之勝敗」。[27]可見，在蒙古帝國分散到各地的兵團中，不僅有漢人和回回穆斯林，也存在聶斯托利教徒充任數術專家的情形。

在蒙古帝國的征服進程中，軍事數術家群體不僅在人員組成上發生了變化，其數量也漸趨龐大。魯布魯克（William of Rubruck）提到，蒙哥汗身邊的占卜者（divini）「人數很多，並且總是有一個首領，像是一個主教。這個首領總是把他的帳篷安置在蒙哥汗的主帳前面，相距約一擲石之遠」（Ipsisunt multi, et semper habent unum capitaneum tamquam pontificem, qui sempercollocat domum suam ante maiorem domum ipsius Manguchan, prope quantum possetlapide iactari）。[28]

這個占卜者群體，用漢地傳統的說法完全可稱為「卜待詔」，到了蒙哥的弟弟忽必烈統治的時期，發展得似乎更為可觀了：至元十二年（1275年）正月初二，因數月未得到南征大軍的確切消息，忽必烈「方念之深，欲筮之」，「時以日者待詔公車，百十為輩」。[29]這部分佔卜者顯然只是直屬大汗的，他們雖參與軍事數術活動，卻並非僅以此為業，自然也無法包括如旭烈兀身邊的忽撒馬丁那樣，被分派到各地軍中的人員。蒙古帝國軍事占卜群體的多元化與擴大化，或許是蒙古統治階層認識到純粹任用薩滿集團，容易導致其專權跋扈而有意推行的政策。[30]

關於軍事數術家群體，最後還有一個問題值得注意。直至至元末年，元朝統治者才逐漸醒悟，讓各類數術家廣泛參與軍事活動，造成了一種頗為尷尬的困局。陳高華和葉新民先生均指出，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東北諸王乃顏發動叛亂，與一個何姓陰陽人的「妖言」蠱惑有密切關係；正是受此刺激，元廷才開始加強管理和限制陰陽人的活動，建立陰陽學。[31]

筆者認為，乃顏之亂固然是元廷決定設立陰陽學的主要誘因，然而，從更長時段的歷史發展看，迫於實際的軍事需要，蒙古帝國的對外征服擴張，必然促使數量龐大的數術專家廣泛且深入地滲透蒙古軍事體系。中統三年（1262年），姜彧隨諸王哈必赤圍困叛軍李璮於濟南，得知城內糧盡勢蹙，急告總帥：「旦夕城且破」，而這位宗王劈頭就問：「汝言城破，解陰陽耶？」[32]不難想見，出征的蒙古諸王身邊總是不乏術士之輩，他們也慣於就各種戰爭事務諮詢後者的意見。

這些陰陽數術之士所直接效忠的對象，既多為一度作為軍事統帥的諸王、駙馬，為行軍作戰擇定時日和推算勝負，因而他們可能本就是最高當局為這些軍事目的配備給諸王親貴，至少也是鼓勵或默許其招收的。原初的制度設計者在戎馬倥傯之際，顯然無暇顧及將來可能由此造成的不安定局面。因此，元代陰陽學的設立，既意味著作為最高統治者的忽必烈決意收回對軍事數術專家群體的控制權，同時也揭示了元朝皇帝欲將蒙古帝國軍事遺產的一部分——軍事數術家集團，從「軍用」轉向「准民用」時所面臨的困境和出路。

二、「天時」、「地利」與「人和」

軍事數術家在蒙古帝國的戰爭機器中究竟扮演了什麼角色？出身金朝司天官世家的岳壽「用其家學事闊端太子，行司天台，太子征行屯戍，十餘年間無一日不以公自隨也。禡牙建陣，掩襲攻取，多咨公而後行」；岳壽之子岳鉉隨忽必烈討叛王乃顏，「凡屯行日時，營壘止作，乘機邀利，皆命稟於公。」[33]在平定這場叛亂的戰爭期間，數術家靳德進亦在忽必烈御營中，受命「揆度日時，占候風雲，刻期制勝」。[34]這些碑傳記載雖不乏諛詞，還是能反映出，從戰術層面到大戰略層面，數術家廣泛參與了蒙古軍的戰爭決策，承擔了極為多樣化的職能。

在戰術層面，傳統軍事數術中的「日辰占」一門，以為「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凡厥災變，藉日辰以辨之，有歲，有月，有日，有時，所主吉凶在焉」。[35]像靳德進那樣為己方軍隊的進退「揆日度時」，亦屬蒙元軍隊中隨軍數術家的主要職責。《史集》也記載，公元1270年春，在察合台後王八剌謀劃與伊利汗阿八哈作戰時，有一位名叫札剌里（Jalāl）的星占家，負責為他確定作戰的時間。[36]這位札剌里，以及前面提到過的為旭烈兀西征軍「選擇出征和休息的時辰」的忽撒馬丁，他們的職責——借用漢地的說法——無非就是推算「屯行日時，營壘止作」。[37]

此外，中國古代的兵陰陽家也根據「初立牙旗」和「軍行旗幡」的雲氣風角，推定與主將生死和交兵勝負相關的吉兆或惡兆。前文提到，岳壽在闊端軍中參與「禡牙建陣」事宜；耶律楚材的《神道碑》也記載，己卯（1219年）夏六月，成吉思汗出征花剌子模，「禡旗之日，雨雪三尺，帝疑之」，楚材為之開釋說：「玄冥之氣，見於盛夏，克敵之徵也」。[38]

「卜將」，是蒙古軍隊中數術專家的另一職責。史言金正大九年（1232年），蒙古軍圍攻汴京，木華黎長子塔思向窩闊台請戰，「願分攻汴城一隅，以報陛下」，窩闊台「壯其言，命卜之，不利，乃止」。[39]域外史籍中也有當時蒙古軍「卜將」的相似記載。據也里史家宏達米兒（Khwandamir）的《旅行者之友》，阿里不哥之亂期間，海都曾向朮赤後王別兒哥請求錢糧軍隊，以與察合台後王阿魯忽開戰。別兒哥召所屬之星占師，令他觀測海都的本命星辰（natal star）以確定是吉是凶。星占師復奏言，天象顯示海都的本命星辰極有威勢，故他將擊敗一切敵人並統治長久，別兒哥遂決意資助海都以人力物力與阿魯忽作戰。[40]

西域星占家常以「本命星辰」為蒙古諸汗推算吉凶，如《史集·阿魯渾汗傳》就提到阿魯渾登基之日是星占家們根據「人馬星座」的吉兆擇定的，[41]人馬星座應該就是阿魯渾的本命星辰。窩闊台命人為塔思占卜，使用的恐怕也不是漢地傳統推算本命禁忌月日的方法，[42]而是類似域外史籍中記載的星命術。

至元十一年（1274年），元廷決定大舉南侵。一日，忽必烈「獵於柳林，御幄殿，侍臣甚眾」，數術家田忠良亦隨侍，忽必烈問忠良：「今拜一大將取江南，朕心已定，果何人耶？」忠良「環視左右，目一人，對曰:『是偉丈夫，可屬大事。』忽必烈笑曰：「此伯顏也，汝識朕心。」[43]君臣談笑之間，已然完成了類似「卜將」的儀式。佛教高級僧侶似乎也參加了此次針對伯顏的「卜將」活動。《漢藏史集》提到，薩迦派喇嘛八思巴（Phags-pa）早應忽必烈之請，訪求勝任出征「蠻子國」的將領。他也應邀參加了大都的宮宴，「見伯顏朝見皇帝時的儀態、行步，啟奏時能言善對，知其有大功德」，即言於忽必烈：「英傑中之英傑，正是此人（mibzangpo la mi bzangpo kopa la 』dug）！」[44]

除負責為蒙古軍擇日、度營和卜將，術數家也參與到更廣泛的戰略決策中。至元十一年，「阿里海牙奏請率十萬眾渡江，朝議難之」，世祖密召田忠良問曰：「汝試筮之，濟否？」忠良對曰：「濟。」同年十月，忽必烈再度詔問忠良：「南征將士能渡江否？勞師費財，朕甚憂之。」忠良奏曰：「明年正月當奏捷矣。」次年八月，以叛王海都擾邊，忽必烈遣皇子那木罕與丞相安童率大軍鎮守北方戰線，又是忠良上奏提醒世祖：「不吉，將有叛者。」南人張康擅長「太一」（按：即《太乙數》）占驗，史言忽必烈「欲征日本，命康以太一推之，康曰：『南國甫定，民力未蘇，且今年太一無算，舉兵不利。』從之」。[45]

不過，這方面最為引人矚目的重大事件，當屬前節提及的、至元十二年正月初二日忽必烈召見楊恭懿舉行的那次秘密占卜。

至元十一年秋，與伯顏分任南征軍統帥的史天澤因病自郢返襄，據說「大軍自是逾時息耗消絕」，忽必烈寢食難安，欲訴諸卜筮。楊恭懿以「道德素著，可交神明」，受到單獨召對，然「其言頗秘」[46]所幸的是，姚燧為另一位當事人焦德裕撰寫的神道碑，為我們揭開了帷幕之一角。

碑銘序中透露，其時忽必烈「詗召故昭文館學士楊恭懿一日三筮」，前兩次占卜的結果分別是「夬初九」和「頤六三」。此二卦的爻辭寓意冒進不利，亟待緩師（「夬初九」即「往不勝為咎」，「頤六三」則「拂頤；貞凶，十年勿用，無攸利」），忽必烈頗不高興，命再卜：「其筮旋師」，才勉強得到一個「得節九五」（有節制則吉）的結果[47]。

數日後，忽必烈便急遣焦德裕南下口傳「進取事宜」，又憂心他當晚宿留，耽誤時日，「遣二近臣野者力、蒙各撒而踐出國門，馳十五乘傳以去」。[48]德裕此行的使命，恐怕就是要提醒統帥伯顏：天道不順，可勿渡江冒進。其實，元軍主力此時早已橫渡長江，進逼漢陽。

就在20天前，也就是十二月甲寅（十二日），還發生了一個讓忽必烈此次占卜活動更富戲劇性和諷刺意味的插曲。《平宋錄》記載：「是日，軍中相士李國用告丞相曰：『天道南行，大江必渡。夜觀金、木星相犯，若二星交過，則可渡矣。』」伯顏答曰：「征伐大事，戰勝攻取，在將之籌畫。天道幽遠，安可准？」毅然麾師渡江，「被堅執銳，親冒矢石，臨於行陣」，[49]宋兵大潰。

此後，戰事發展遠較忽必烈預計的順利——特使焦德裕出發不過三日，「大軍渡江捷聞」。[50]

三、餘論：軍事數術與蒙古征服

如果作為一種經驗知識，軍事數術中的天象占候和陣圖之流尚勉強稱得上是「原科學」（proto-science），[51]那麼，在軍事行動中應用占星和卜筮就是純粹的迷信了。上述史料向我們揭示的這支有些謹小慎微、甚至比較迷信的蒙古軍，同郝經盛讚的「不計師之眾寡，地之險易，敵之強弱」，「聚如丘山，散如風雨，迅如雷電，捷如鷹鶻，鞭弭所屬，指期約日，萬里不忒」的專業且高效的常勝之師，[52]居然是同一支軍隊，這確是一件頗為奇妙的事。

一度被廣泛採用的軍事數術，對蒙古征服戰爭究竟有無實質性的影響？其影響是積極抑或消極？

1. 舉凡重大的戰略決策，必經權衡多個層面的主客觀條件而形成。在很多情況下，軍前占卜不過是提供一個參考坐標，影響微弱。晚清魏源撰《聖武記》，就注意到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蒙古準噶爾部入寇，康熙「命大學士李光地蓍之，遇復之上六，光地變色。上笑曰：『逆虜犯順，自蹈迷復之凶，我戰必克矣』。遂下詔親征，果大捷」。[53]

事實上，無論卦象是否明示「上六，迷復，用以行師，終有大敗」，[54]都不會影響康熙親征的決策，正如不會有人相信，忽必烈放棄征日居然是因為一位南人術士的說辭。八剌麾下的大將札剌亦兒台目睹星占家札剌里同樣以「日辰不協」為由，主張推遲一月再和阿八哈汗作戰的時候，怒喊：「星占吉凶何預戰事！」（sa』d wa nahs-i sītārī rā chi i』tibār bāshud）[55]札剌亦兒台與揚言「天道幽遠，安可准」的伯顏的舉動，可能代表著一部分蒙古統兵官對軍事數術，尤其是帶有中原和回回色彩的繁瑣占卜術的態度。

但是，如果將這些決策者換成蒙哥呢？史言這位大汗「酷信巫覡卜筮之術，凡行事必謹叩之，殆無虛日，終不自厭」。[56]何況，在一個最高指揮權高度集中的軍事體系內部，在巫風盛行的草原社會，認為軍事數術與現實戰爭無關的意見，是否能在蒙古帝國各級軍事統帥當中佔上風，實在是很可懷疑的。

2. 如果說，確定軍事數術對蒙古征服戰爭有無實質性影響已然極為困難，那麼，對可能產生的影響作積極或消極的評判，就幾乎是不可能了。最後，我們仍不得不回到一般性結論上來。

軍事行動尤其是戰爭，並非一種純然理性的社會活動，相反，它摻雜著無數偶然性甚至是非理性的要素。克勞塞維茨（Carlvon Clausewitz）有言：「戰爭中到處都有偶然性活動的天地，……有了偶然性，就必須有勇氣和自信心來駕馭它。勇氣和自信心越大，偶然性發揮的作用就越大。所以，勇氣和自信心是戰爭中十分重要的東西（dem Kriege ganz wesentliche Prinzipe）。」[57]

其實，戰爭中最大的偶然性和不可預知性，就是其整個的結果。一支出陣前通過占卜或多或少相信己方終將得勝的軍隊及其統帥，與一支抱有相反態度的軍隊，在戰爭的天秤上絕非是等重的。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軍事數術是人類軍隊追求（至少從心理上）控制戰爭中的非理性、偶然性和不可知因素，最大限度調動官兵的勇氣和自信的一種方式，就具有草原血統的蒙古軍隊而言，尤其如此。

而對於蒙元軍事史研究者來說，迄今為止的諸項研究，更多地關注蒙古軍事體系中齊整、理性化的一面，譬如軍事建制、戰略戰術和技術革新，等等，而其具有非理性外表的那一面，雖然也能說明許多重要問題，卻恰恰被研究者忽視了。其實，重要的不僅是——借用丹尼斯·塞諾（Denis Sinor）兩篇名作的標題——內亞的戰士和翻譯人，內亞的「軍中術士」同樣也是一個大題目。

[1]上古的「兵陰陽」著作流傳至今的不多，近年發現的一些秦漢簡牘文書，如銀雀山漢簡《地典》、馬王堆帛書《軍雜占》和張家山漢簡《蓋廬》，推動了對先秦「兵陰陽」思想的進一步研究。參見田旭東：《「兵陰陽家」幾個問題的初步研究》，見氏著《古代兵學文化探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第90-120頁；劉樂賢：《從出土文獻看兵陰陽》，見氏著《戰國秦漢簡帛叢考》，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231-243頁，以及田旭東：《秦漢兵學文化》，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年，第62-75頁。

[2]參見曾公亮等撰：《武經總要》後集卷16-21，中國兵書集成編委會：《中國兵書集成》第3冊，北京：解放軍出版社；遼瀋書社，1988年。

[3]李零主編：《中國兵書名著今譯》，北京：軍事譯文出版社，1992年，第2頁。

[4]魏收：《魏書》卷28，《劉潔傳》。

[5]孫武撰，曹操等注，楊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孫子校理》，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第6頁。

[6]同上，第5頁。

[7]王國維：《蒙韃備錄箋證》，《王國維遺書》影印本第13冊，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83年，第17頁。

[8]E.Dulaurier. Les Mongols d"apres les historiens armeniens, Journal Asiatique, Vserie, t. XI, 1858, pp. 250-251.

[9]Mohammed-en-Nesawi, Histoiredu sultan Djelal-ed-Din Mankobirti, prince du Kharezm, traduit de l"arabepar O. Houdas, Paris, 1895, p. 224.

[10]依據傳統範式書寫的蒙元軍事史論著，如蕭啟慶先生的《元代軍事制度研究》（Ch"i-ch"ing Hsiao:The military establishment of the Yuan dynasty, London: Harvard, 1978），史衛民先生的《元代軍事史》（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8年）和《元代軍隊的兵員體制與編製系統》（《蒙古史研究》1989年2月），胡泊主編的《蒙古族古代軍事史》（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4年），日本學者大葉昇一的「モンゴル帝國＝元朝の軍隊組織－－とくに指揮系統と編成方式について－－」（『史學雑誌』.1986 (95-7)），以及晚近出版的美國學者Timothy May的The Mongol Art of War（Yardley, PA: Westholme Publishing, 2007）等等，均未論及蒙元軍隊中的軍事數術專家。葉新民先生在《元代陰陽學初探》（《蒙古史研究》，2000年）中提到過「在元代軍隊里也有陰陽人員」，惜未加詳考；賈陳亮先生在《占卜與元代政治》（《黑龍江史志》2011年第13期）中也從政治鬥爭和宗教史的角度對早期的蒙古占卜做過簡單梳理。關於元代的陰陽學，西方學者的研究還有Elizabeth Endicott-West, Notes on Shamans, Fortune-tellers and Yin-YangPractitioners and Civil Administration in Yüan China, in :Amitai-Preiss and Morgan (eds),The MongolEmpire and its Legacy, Leiden: Brill, 2000, pp. 224-237.

[11]作為一種實用知識，嚴格意義上的「兵陰陽」和只是在一般軍事決策中運用數術，此二者之間很難找到截然的界限，這或多或少也反應在古代的圖書分類學中。例如，在《四庫總目》中，《太白陰經》屬「兵家類」，而《六壬兵占》一類的書則屬「數術類」，《提要》言：「六壬非為用兵而作，而五行生剋制化與夫王相死生之用理可相通，故兵家亦多取為占驗。」從數術家的知識背景看，古代似乎也很少見到純為軍事目的而訓練的專職占卜者而多是「通才」。為了研究的便利，我們在這裡將一切和軍事活動有關的數術，均作為「軍事數術」，也將所有參與此類活動的術士目為「軍事數術家」。

[12]關於蒙古的薩滿教，參見（意）圖齊，（德）海西希著，耿升譯：《西藏和蒙古的宗教》，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360-382頁；又Jean-Paul Roux, La religion des Turcs et des Mongols,éd. Payot, Paris, 1984, pp. 59-98.

[13]宋濂等撰：《元史》卷149《郭德海傳》。

[14]（波斯）拉施特主編，余大鈞譯：《史集》第3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60頁。

[15]阿爾達扎布譯註：《新譯集注<蒙古秘史>》第216節，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410-411頁；關於別乞，又參見Igor de Rachewiltz, The SecretHistory of the Mongols, Brill: Leiden, Boston, 2004, Vol.2, pp. 807-808.

[16]宋子貞《中書令耶律公神道碑》，參見蘇天爵編：《國朝文類》卷57，《四部叢刊》初編影元至正西湖書院刊本。

[17]宋濂等撰：《元史》卷158《姚樞傳》，又見同書卷189《儒學傳一》。

[18]宋濂等撰：《元史》卷209《安南傳》。

[19]韓儒林：《耶律楚材在大蒙古國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見氏著《穹廬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93頁。

[20]宋子貞《中書令耶律公神道碑》，參見蘇天爵編：《國朝文類》卷57。

[21]宋濂等撰：《元史》卷119《木華黎傳》。

[22]王士點、商企翁編次，高榮盛點校：《秘書監志》卷7，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16頁。

[23]劉敏中撰：《平宋錄》，叢書集成初編本，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4頁。

[24]王士點、商企翁編次，高榮盛點校：《秘書監志》卷5，第102頁。此「迭里哥兒不花」系忽必烈之孫甘麻剌第三子，時封北寧王，參見（法）韓百詩著，張國驥譯：《元史·諸王表箋證》，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174頁。

[25]（波斯）拉施特主編，余大鈞譯：《史集》第3卷，第57頁；波斯文見Rashīd al-Dīn, Jāmi』al-Tawārīkh, ed. by Mu?ammad Rawshan, Tehrān: Nashr-i Alburz, 1953, p.1 006.

[26] J. Richard, Au-delà de la Perse etdel』Arménie. L』Orient latin et la découverte de l』Asie intérieure. Quelquestextes inégalement connus aux origines de l』alliance entre Francs et Mongols(1146-1262), Turnhout: Brepols, 2005, p. 85.

[27]（意）馬可·波羅著，馮承鈞譯：《馬可波羅行紀》，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第137頁。

[28]（英）道森編，呂浦譯，周良霄註：《出使蒙古記》，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第217頁。拉丁文原文見Anastasius van den Wyngaert: Sinica Franciscana, Vol 1, Itinera et relations Fratrum Minorumsaeculi XIII et XIV, Ad ClarasAquas : Collegium S. Bonaventurae, 1929, p. 300.

[29]姚燧：《領太史院事楊公神道碑》，查洪德編校：《姚燧集》卷18，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第279頁。

[30]自成吉思汗創業伊始，先後有好幾位薩滿在蒙古軍中服務。晃豁壇部的帖卜·騰格里（闊闊出），《史集》記載他能「預言未來的事情」，並宣布，神命令成吉思汗為普世的君主；巴阿鄰部的豁兒赤自稱獲得「神告」（ja』arin），見有「無角犍牛」吼道：「天地商量著國土主人教帖木真做，我載著國送與他去」。成吉思汗許諾將來封他為萬戶，由其任選30名美女為妻，「又不揀說甚言語，都要聽我」（《蒙古秘史》第121節）。這些自稱獲得「長生天的聖旨」（tenggeri-yin jarliq）的「先知」式薩滿，就曾經對新興的大汗威權構成過潛在的甚至是實際的威脅。

[31]陳高華《元代的地方官學》，蔡美彪主編：《元史論叢》第5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160-189頁，及葉新民《元代陰陽學初探》。關於元代的陰陽學又見李元華：《元代陰陽學教學內容考辨》，中國地方教育史志研究會編：《紀念<教育史研究>創刊二十周年論文集》，北京，2009年。

[32]宋濂等撰：《元史》卷167《姜彧傳》。

[33]鄭元祐《元故昭文館大學士榮祿大夫知秘書監鎮太史院司天台事湯陰岳鉉字周臣第二行狀》，李修生主編：《全元文》卷1213，第38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年，第718-719頁。

[34]趙孟頫《故昭文館大學士資德大夫遙授中書右丞商議通正院事領太史院事靳公墓志銘》，李修生主編：《全元文》卷598，第19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72頁。

[35]曾公亮等撰：《武經總要》後集卷17，中國兵書集成編委會：《中國兵書集成》第3冊第，1911頁。在《六壬兵占》、《六壬行軍指南》一類的兵陰陽著作中，此類數術也佔了主要篇幅。

[36]（波斯）拉施特主編，余大鈞譯：《史集》第3卷，第122頁。波斯文見Rashīd al-Dīn, Jāmi』al-Tawārīkh, ed. by Mu?ammad Rawshan, Tehrān: Nashr-i Alburz,1953, p. 1081.

[37]根據《太白陰經》，「兵陰陽家」布置營壘尚有「八陣」、「握奇」等講究（參見李筌撰：《神機制敵太白陰經》卷6，叢書集成初編本，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可惜我們尚未能找到蒙元軍隊紮營和開拔的相關史料，以資印證。

[38]宋子貞《中書令耶律公神道碑》，參見蘇天爵編：《國朝文類》卷57。

[39]宋濂等撰：《元史》卷119《塔思傳》。

[40]Khwandamir, Habibu』s-siyar,Tome Three: The Reign of the Mongols andthe Turks: Genghis Khan-Emir Temur, Trans. Wheeler M. Thackst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41. 巴托爾德《蒙古入侵時期的突厥斯坦》和劉迎勝先生《察合台汗國史研究》都根據宏達米兒祖父米兒洪德的《潔凈園》引述了這則故事，然其辭簡略，未提及占卜海都的「本命星辰」（參見張錫彤等譯：《蒙古入侵時期的突厥斯坦（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570頁；《察合台汗國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69頁），筆者僅見上述宏達米兒書的英譯本，無從比對，附識於此，以俟再考。

[41]（波斯）拉施特主編，余大鈞譯：《史集》第3卷，第186頁。波斯文見Rashīd al-Dīn, Jāmi』al-Tawārīkh, ed. by Mu?ammad Rawshan, p. 1154.

[42]關於中國傳統的本命禁忌，參見張帆：《元朝皇帝的「本命日」——兼論中國古代「本命日」禁忌的源流》，《元史論叢》第十二輯，呼和浩特：內蒙古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33-34頁。

[43]宋濂等撰：《元史》卷203《方技傳》。

[44]達倉宗巴·班覺桑布，陳慶英譯：《漢藏史集：賢者喜樂贍部洲明鑒》，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72頁，又參見該書172頁至173頁開頭的記載。藏文見《漢藏史集》（藏文版），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第181-182頁。

[45]以上均見《元史》卷203《方技傳》。

[46]姚燧：《領太史院事楊公神道碑》，查洪德編校：《姚燧集》卷18，第279頁。

[47]關於這幾條爻辭的解釋，參見黃壽祺、張善文撰：《周易譯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56頁，第230頁和第492頁。

[48]姚燧《有元故中奉大夫福建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焦公神道碑銘並序》，查洪德編校：《姚燧集》「輯佚」，第603頁。

[49]劉敏中撰：《平宋錄》，叢書集成初編本，第4頁。

[50]元廷曾一度失去南下大軍的動向，這一說法與其他記載似有抵牾。據《世祖本紀》與《平宋錄》，元軍於十一年十月乙丑（23日）攻克沙洋，十一月己亥（3日）攻克新城，十一月下旬，這兩次戰鬥的捷報就連同投誠的「新城總制黃順」一起被遞送到了大都。因此，至十二月初，忽必烈尚能掌握南征軍的動向。按這個時間計算，情報從前線傳遞到元廷需20天左右，而南征軍在十二月中旬順利突破宋江北防線的捷報，最快確實也要到次年正月初，亦即這次占卜的前後才能到達元廷。或許正是自十二月初的後20餘日間，忽必烈對前線戰事的發展感到些許不安和猶豫，但如前引神道碑所言長時間的「息耗消絕」，恐不符合實際情況。

[51]「原科學」一詞，參見李零：《中國方術考》，北京：人民中國出版社，1993年，第18頁。

[52]郝經：《陵川集》卷32《東師議》，李修生主編：《全元文》卷121，第4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76頁。

[53]魏源：《聖武記》（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512頁。

[54]黃壽祺、張善文撰：《周易譯註》，第209頁。

[55]引文據波斯文原文翻譯，參見Rashīd al-Dīn,Jāmi』al-Tawārīkh, ed. by Mu?ammad Rawshan, Tehrān: Nashr-i Alburz,1953, p. 1081. 原譯文參見（波斯）拉施特主編，余大鈞譯：《史集》第3卷第122頁。

[56]宋濂等撰：《元史》卷3《憲宗紀》。

[57] [德] 克勞塞維茨著，軍事科學院譯：《戰爭論》第1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年，第42頁。德文原文參見Carlvon Clausewitz, Vom Kriege, Leipzig: Insel Verlag, 2005, p. 36-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