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為：中國模式是「最不壞」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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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模式有文化的支撐，是文化的覺醒

　　主持人：這也是您給挑選的中國模式的關鍵詞。剛剛我也在聽您在解釋中國模式的概念當中，我們能聽到符合中國特色這種經濟、政治、文化、價值觀等等各種因素在互相作用，能不能跟我們講一講，這種各種因素互相作用的結果，包括它的地位是怎麼樣安排的？

　　張維為：我自己是這樣看的，我們這個模式是經濟的，政治的，也是文化的，也就是說你可以從這三個角度中的任何一個角度單獨來看這個模式。比方從政治角度，我們有比較強勢的，比較有效的政府，不管他存在多少缺點，但總體上是這樣一個模式。從經濟角度來說，我們做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我們很多具體的做法上，比方說我們的土地制度，我們是公有制，但是使用權和擁有全是分開的，結果這樣我們倒是形成世界上最大的房地產市場，短短的十來年內我們建了第二大的超級公路的網路，僅次於美國，質量還比它好。

　　最後，我們的獨特改革方式，甚至國企改革大家很有爭議，很多批評，但是現在回過頭來看看，抓大放小，還是有它的智慧的，現在經濟危機來你還抓住一些大的，否則的話，我前不久去過匈牙利，他就全放掉了，企業、銀行，連計程車公司都賣給外國人了，所以危機一來，就遭受重創。

　　它也是文化的，因為我始終覺得，實際上我們這個模式背後很多理念都是非常中國的。比方傳統說悠悠萬事，民生為大，幾千年大家都講這個。恐怕所有文化當中，中國人是最講究一種辯證觀，一種整體觀。你看我們在整個改革開放過程當中，從鄧小平開始一直到2050年的總體戰略，使中國成為一個發達國家，七八十年的戰略，實際上沒有一個國家這樣做的，也不能這樣做，做不到，但我們有這種文化。

　　這就是我們從整體出發，標本兼治，把很多問題逐步逐步解決，分輕重緩急，而不是像有些特別採用西方模式的很多發展中國家，那就很狼狽，就是必須馬上出成果，一百年之內，實際上很多問題不是這麼容易解決的。

　　主持人：是不是有點急功近利的那種。

　　張維為：對，所以，我覺得這個模式後面是中國自己文化的底蘊，是自己中國文化的一種覺醒，一種新的自覺，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精彩的地方。

　　經濟社會發展模式的競爭，最激烈的是發展標準的競爭

　　主持人：您一直強調中國模式是跟中國經濟、政治、文化相關聯的。我們在評判一種政治經濟社會模式優劣的時候，究竟有沒有一種普遍公認的客觀標準，或者說這種標準會體現在哪些方面？

　　張維為：我是這樣看的。總體上說，在經濟社會標準方面，全世界的共識比較多，比方說GDP、國民收入、人均壽命、教育的普及率、文盲率等等。這些標準國際共識比較多，但GDP還有一些分歧，因為它基本上是用美元計算的，很多國家貨幣，包括人民幣，一般認為被低估了，所以往往出來的東西不怎麼準確。後來有人提出來用PPP，就是購買力平價，看能夠買多少東西，但這個計算起來技術上也有些困難，究竟哪些產品應該放進去，產品的質量要不要算等等。但總體上經濟社會標準上共識比較多。

　　政治共識差距比較大。因為西方很多人總覺得，他那個制度代表了最好的制度，甚至美國政治學家福山講的歷史的終結，認為歷史到西方這個制度就終結了，現在證明這個是非常幼稚的觀點。你看小布希就是信了這個東西，然後就推動了大中東民主計劃，結果現在我看他都不好意思提了，一敗塗地。

　　實際上我覺得人類探索不同的政治模式，政治制度，這個努力是還在進行之中，方興未艾，西方制度有它自己的很多問題。我覺得這個過程，我們中國現在在加入，在自己探索，符合自己民情，符合自己國情的模式。我覺得如果一定要說在現代化方面，相對比較成功的模式，以我自己的判斷，至少是從二次大戰以後來看，我覺得整個世界只有亞洲「四小龍」的模式和中國模式，而這兩者之間是有密切關係的，我們的模式嚴格講也是東亞模式的一種，但我們是在一個比它大幾十倍的範圍規模上進行的，而且我們還有一個轉型，就是從計劃經濟轉到市場經濟。所以，我們這個模式對世界的影響大得多。

　　主持人：所以說，沒有一個所謂的客觀標準，可能在經濟上，它還是有一定的相同點，但是政治模式可能還需要我們不斷探索和發展。

　　張維為：如果真正要有共同標準，需要世界各國一定來制定，不能一家人來制定，對不對。所以，我始終覺得，今天世界上無論在科技、經濟、政治，競爭最激烈的就是標準的競爭，政治標準也是這樣。所以，中國模式在世界上它是有一席之地的。

　　中國模式符合中國國情，有四大成就

　　主持人：張教授我們一直在說中國模式的特質，目前就以這種中國模式來講，它所取得的成就有哪些，有沒有一些可以影響到世界地位的一些成就？

　　張維為：我覺得是很明顯的，第一是中國本身的迅速崛起，我們的經濟總量是世界第三，可能不久將來就變成世界第二，這還是根據人民幣的官方匯率，不是根據購買力平價，我們的外貿已經超過德國，是世界第二，這個規模本身是個影響。

　　第二，總體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這是巨大的，因為我們是經歷過中國30年前貧困的那個年代，30年前一個中國人有一塊手錶都是奢侈，今天仔細看看統計數字，中國老百姓的房屋自有率，有自己房產的比例已經超過了發達國家平均的比例，這是了不起的成就，不管我們存在多少問題，這個成就本身是了不起的。

　　第三，還有一點有必要探討，實際上我們這個社會的生存結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可以說30年前我們還是一種相當封閉的農業經濟為主的社會，但經過30年，中國模式的形成和改革開放，實際上我們現在已經進入了現代的、商業的兩種社會，這個社會結構變化是長遠的。你看我們中國一個半世紀裡面，多少仁人志士大部分都是要奮鬥改革上層建築，要進行思想變化，要進行文化運動，改變人的心態等等等等。而實際上最根本的是經濟基礎和社會結構的變化，這種變化是在過去30年中形成的。

　　第四點很重要，中國基本上形成自己的一個模式，這個模式是比較獨特的，而且是符合中國國情的。

　　我們實際上在國際事務中的話語權已經增加了很多，可以說今天任何一個國際問題，沒有中國的參與，沒有中國軟硬實力的參與都解決不了。幾年前，他們八國集團開會，人家很關注，現在關注的人很少了，就是這個原因，因為西方的影響力大大減少了。

　　主持人：要說中國模式，有沒有形成的一個歷史進程方面的原因？你看我們是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如果說我們要把中外近代歷史結合起來看中國模式，是不是也應該有一個歷史進程方面的原因在裡面？

　　張維為：我也許可以講一段很有意思的經歷。1987年，當時匈牙利的工人黨的領導人叫卡達爾到中國來訪問，鄧小平見他，當時東歐在戈爾巴喬夫的影響下，已經開始了它的劇變，已經出現種種跡象，變化的程度是蠻大的。鄧小平當時見卡達爾的時候，鄧小平提了三點建議：第一、不要照搬西方。第二、不要照搬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第三、不要放棄自己的優勢。

　　你現在回頭看看他的三點建議，就是中國模式的起點，一種很好的描述。那麼在這個三步的基礎上，我們自己進行創新，一方面學人家所有的長處，一方面不忘記自己的優點，發揚自己的優點，逐步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模式。

　　因為講到匈牙利，我20年前去過，去年我又去了一次，20年的變化，我是一個見證人，我跟朋友也聊這個，根據2008年的民調，或者民意測驗，62%的匈牙利人認為，2008年的生活不如20年前，不如卡達爾時期，只有14%的人認為現在比那個時候好，這個很能說明問題的。你搞政治和經濟的雙休克療法，沒有做好，我跟匈牙利朋友探討，我說你們當時在東歐國家中，實際上匈牙利是漸進改革走得最遠的，它已經進行了很多改革，當時我們中國還派團去匈牙利考察，但結果他們放棄了，轉向激進的變革，現在看來這個代價太大，所以反襯就是我們自己模式形成過程中，是有一些基本的指導思想的，一些基本指導思想規範著我們這個模式逐步形成。

　　中國模式實事求是、開放包容，有七大理念

　　主持人：剛剛您也提到了中國模式現在在世界上的一個地位，也是與日俱增。其實任何一個大國，包括一個文明的崛起，其實都是有固定的思想作為基礎的，中國有沒有一些值得總結或者說可提供給作為其他國家發展借鑒的思想方法在裡面？

　　張維為：因為中國模式有一個特點，也是我們中國外交的一個特點，就是不把自己的模式強加於人，我們中國人沒有西方基督教的傳教傳統，他們到處推銷自己的模式和這個傳統有關係，他覺得他這個是最好，要麼跟我一樣，要麼就是不夠文明，要麼就是野蠻。而中國是一個比較開放的心態，我的模式開放包容，如果我的模式好，你願意向我學可以，你不願意向我學，我也不怎麼在乎。

　　我自己對中國模式背後的理念做了一些總結，我覺得它是有國際意義的。今年2月份，我到巴黎參加了中國西方知識分子高峰會，我就總結了一下中國模式的理念，我說七個理念：

　　第一、實事求是。這個理念是中國人非常務實，不大會被西方的花里胡哨的口號給「忽悠」，無論民主化也好，資本市場開放等等，我們自己有個主心骨，我們要看事實，你做的效果怎麼樣，如果小布希有這樣的一種理念，他就不會犯這個低級錯誤，入侵伊拉克，民主改造中東，他做不到這一點。

　　第二、和諧中道。中國文化的核心是一種和諧文化，我老說就跟開門一樣的，你可以推著開，也可以拉著開，西方人認為門只有一種開法，只能推著開，所以西方的特點是強調對立，強調不同利益的差異，強調個性，而我們的文化是強調共性，強調共生共融，強調和諧，不走極端，這不是沒有原則的調和，實際上它是一種有原則的。

　　第三、民生為大。這個理念在中國的效果很好，在整個發展中國家都非常受歡迎，就是要以民生為主，我跟歐洲的朋友說，我說在非洲你們老說中國和你們競爭，實際上我說是兩種理念和模式，你們在那兒把所謂推動民主和人權放在第一位，中國人到那兒去實事求是，先問人家，你們需要什麼幫助，你們最大的問題在哪裡。然後我們力所能及地提供一些幫助，非洲最大的問題是什麼東西？是農業，首先解決吃飯問題，是治療疾病的問題。

　　所以，這些東西，我說你把重點放在民生上，我就是中國模式的一個重要特點，坦率地講，你們這個模式，至少在非洲，競爭不過中國模式。

　　第四、中國一種整體思維。整體思維的傳統和理念，克服了很多西方理念中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方法，我們要標本兼治，比方說這個人，或者一個國家，他經濟已經非常弱了，你現在要他做這個，做那個，要建立法制，要改善婦女權利，改善兒童權利，保護同性戀人的權利等等。實際上很難做到，必須抓他的本，發展他的經濟，中國可以比較長遠地做這樣的安排，非洲國家不一定能做到，但是理念我們是提出來的。

　　第五、政府是必要的善。這個是根據西方的一個概念，是說政府是必要的惡，就說政府本身是個不好的東西，但是沒有它不行，所以西方整個政治建立在限制政府上面，但我們中國有不同的文化傳承，我們是歷史上最強大的，最繁榮的朝代，幾乎都是比較強盛的朝代，我們有一個強勢政府的傳統。我們就根據我們的傳統衍生出來，政府的作用比較大，這個政府的作用不是簡單的政府管一切，而是有時候政府要退出一些領域，也要通過這樣的努力，來自己革自己的命，這也需要一個比較強勢的政府來這樣做。

　　第六、勵精圖治的良政。就是良好的政治治理，因為在西方過多的強調所謂民主與專制的對立，要麼就民主，要麼就專制，這是一個很幼稚的評判方法，根本解決不了當今世界的現實。所以，我說如果國家一定要分為兩類的話，最好的分法就是實行良政的國家，實行惡政的國家，不管你什麼政治形式，最後必須落實到良政，你落實不到良政的話就是惡政，或者是一種不太好的政治治理。

　　第七、政績合法性。不管我們這個模式還需要怎樣進步的改善，作為一個原則，你一個政府官員也好，一個政府也好，它的合法性建立在必須提供產品，必須做好政府要做的事情。從我們國家來講，為什麼扶貧會做的比其他國家好，一個重要的問題，實際上我們把扶貧作為各級考核的一個標準，你各級官員的晉陞，各級政府的表現跟這個都有關係。我覺得這一點，特別到發展中國家去，它就是照西方的模式，只要票選上來，阿狗阿貓他都不管了，不行的，一定要有很好的表現，才能夠有可能真正的改善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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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網-理論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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