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教士湯若望為何能在明清兩朝遊刃有餘?
湯若望出生於德國科隆,原名Johann Adam Schall-von Bell。他在來華之前,在歐洲受過良好的教育,對天文、數學都有研究。1619年到達澳門,1622年進入中國大陸,在中國生活了47年。
明朝末年,入華耶穌會士帶來了西方的天文數學知識。中國士大夫徐光啟等人對此進行了學習和研究,採用西洋新法推算,效果極佳。因此,徐光啟奏請開設歷局,聘用傳教士協助修訂曆法。崇禎皇帝批准了他的建議,在北京宣武門內開設了歷局,傳教士鄧玉函、龍華民等人均進入歷局工作。崇禎三年(1630),鄧玉函去世。在徐光啟的推薦之下,湯若望離開陝西來到北京,進入歷局任職。在歷局,湯若望與徐光啟、羅雅谷等人合作,翻譯西方的天文學著作,製造天文儀器,修訂曆書。
不久,明朝滅亡,崇禎皇帝自殺,北京城內一片混亂。湯若望留在北京。清兵入城,攝政王多爾袞下令內城居民全部遷往外城,以供清兵駐紮。湯若望為了教堂及其天文儀器、圖書資料的安全,冒死上疏,請求仍留原地居住,並對自己所從事的傳教和修歷工作做了簡要介紹。
清朝大學士范文程對此極為重視。他深知天文曆法與王朝興衰的關係。為了表明「新朝定鼎,天運已新」,清廷需要準確地觀測天象,頒布曆法,以新天下耳目。以范文程為媒介,湯若望得以進入清朝宮廷,修訂曆法。經過公開驗證,清廷確認湯若望的歷算準確無誤。他們不僅採用了湯若望按照西洋新法修訂的曆書,將之定名為《時憲歷》,而且任命湯若望執掌欽天監,使之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位任此重要官職的西方傳教士。
從此,湯若望步入清朝仕途,為清朝皇帝司天,將天主教在華傳播的事業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
湯若望以淵博的學識、出色的工作和對皇帝的忠心,贏得了順治帝的器重和禮遇。除了執掌欽天監之外,他先後被加封了太常寺卿、通議大夫等品銜,後又授通政使,進秩正一品。真可謂青雲直上,恩寵已極。
湯若望創造性地執行了利瑪竇的傳教策略,取得了驚人的成功。從順治八年到十四年(1651―1657)冬,他不僅成為順治帝身邊一位倍受寵信的老臣,而且與順治帝建立起了一種親密至誠的個人關係,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一段膾炙人口的佳話。
年輕的順治帝親切地稱呼湯若望為「瑪法」(滿語,可親可敬的尊者、長輩、爺爺。),不僅特許「瑪法」在必要時隨時進宮謁見,而且多次親臨館舍向他敘談求教。僅順治十三、十四年兩年間,就登門親訪達24次之多。湯若望則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在學問上循循善誘,在國事上忠言直諫,使順治帝倍感可親可敬。湯若望的進諫和建議很多,對順治帝的幫助很大。
湯若望竭誠為順治帝效力,其目的是為了爭取順治帝皈依天主教,或者使順治帝對教會產生好感,為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播打開一條廣闊的道路。因此,湯若望利用一切機會,巧妙地向順治帝傳教佈道。他的苦心並非毫無效果。從這一時期順治帝的某些言論和行動中可以窺見其影響。而且順治帝對湯若望的恩寵不斷升級,對湯若望所代表的西教西學表現出明顯的好感。順治十年(1653),欽賜「通玄教師」榮稱,並發布諭旨,褒獎湯若望。順治十四年(1657),欽賜於北京天主堂立碑,御制碑文,並賜教堂匾額「通玄佳境」。
然而,在博大精深的漢文化面前,這種影響又極為有限。中國社會當時所處的發展階段,漢文化作為本土文化而具有的深厚底蘊與優越性,以及清朝統治中國的過程中,必須以儒家學說為指導等一系列原因,決定了順治帝最終還是選擇了漢文化。就在湯若望受寵最隆之時,順治帝確定了崇儒重道的基本國策。在賜湯若望「通玄教師」的諭旨和《御制天主堂碑文》中,順治帝就說明了他對湯若望加官進級的原因和目的,表明了他對天主教的態度。
在賜湯若望「通玄教師」的諭旨中,順治帝隻字未提宗教之事,而是充分肯定湯若望的治歷之功,明確指出:「朕承天眷,定鼎之初,爰諮爾姓名,為朕修大清時憲歷,迄於有成,可謂勤矣。爾又能潔身持行,盡心廼事,董率群官,可謂忠矣。」在《御制天主堂碑文》中,他再次強調了這一點。可見,順治帝之所以對湯若望不吝封賞,主要是因為湯若望在明清易代之時,修訂了應天順時的曆書,以此證明清朝乃順天而治。因此,順治帝要對湯若望予以重用,加官進級,以表彰他對清王朝的傑出貢獻。至於天主教,順治帝在《御制天主堂碑文》中明確宣布他只崇信孔孟儒家學說,講求中庸之道。天主教乃西洋宗教,不知其說。
順治帝又在碑文中指出:「若望入中國,已數十年,而能守教奉神,肇新祠宇,敬慎蠲潔,始終不渝,孜孜之誠,良有可尚。人臣懷此心以事君,未有不敬其事者也。」 這表明順治帝認為湯若望的敬教精神可以借用為忠君思想,他希望清朝官員以湯若望為榜樣,忠君盡職。這也正是他表彰湯若望的目的所在。(鳳凰網歷史頻道基於傳遞新聞價值之必要,特補發2009年11月3日標題為《湯若望何以受寵》文章,以饗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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