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黃志凌：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策略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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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商導讀】經過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發展，中國經濟已經與世界經濟深度融合在一起。中國經濟發展不僅深受世界經濟發展的影響，也同時影響著全球經濟。中國經濟發生的變化也越來越引起全球的關注，成為全球熱議話題。中國建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黃志凌將與大家分享一些關於中國經濟增長的趨勢性變化及前景的個人觀點和看法。

經濟增長變軌

近年來，就中國經濟形勢既有震蕩下行說，也有築底反彈說，各種對策建議也是五花八門，不一而足。我們對進入新世紀以來的中國經濟增長軌跡進行的分析顯示，經濟運行已經呈現出一些基礎性變化，中國經濟增長已經步入新的軌道。

數據分析顯示，2002～2007年中國經濟增速一直保持在上升通道，時間長達24個季度。但隨著國際金融危機帶來國際經濟環境的劇烈變動，中國GDP增長在2008～2011年間也經歷了較大波動，從2007年四季度的14.2%快速下降到2009年一季度的6.6%，隨後因大規模刺激政策回升到2010年一季度的12.1%，之後開始繼續下降到2012年一季度的8%以下，這16個季度基本的經濟增長趨勢是在劇烈波動中的增速下行。但從2012年一季度至2014年三季度，GDP增速已連續11個季度保持在7%～8%的區間之內，中國經濟增速的軌道已發生明顯轉換，從連續上升、大幅波動進入較為穩定的中高速增長區間。

投資增速波動趨穩。2011年至2014年三季度，中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由23.8%下滑至16.1%，導致經濟增速明顯回落。從行業來看，投資增速出現明顯下降的是採礦業、建築業、房地產業、電力、金屬冶煉等落後產能以及住宿、餐飲等受反腐政策影響較深的行業，而對教育、衛生、科研、環保和基建等涉及可持續發展戰略的行業投資增長相對平穩。由於房地產、電力和採礦等行業一直是中國固定資產投資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投入減速雖然在一定時期內拉低了經濟增速，但換來的卻是投資結構的優化和產業的升級。從趨勢上來看，2012年來11個季度雖然製造業投資和房地產投資仍然處在震蕩調整之中，但振幅呈現下降趨勢，而基建投資整體上呈現回升上行趨勢，整個投資增速波動趨穩。

消費保持平穩增長。2011年和2012年，消費一度超越投資成為對GDP增長貢獻最大的因素，但2012年後期消費增長出現拐點，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月度同比增長由15%下降到2014年的13%以下，限額以上企業消費品零售額增速下降超過5%。值得注意的是2012年以來的消費增速下滑是以一系列厲行節約、打擊奢靡消費的政策導向為背景的，公款消費和奢侈消費被明顯擠出，而居民消費並未受到影響。社會消費增長更多地依賴基本生活需求和消費結構升級的拉動，消費行為更趨理性，消費市場更加健康。

進出口波動幅度收斂。2011至2013年，出口對中國GDP增速的貢獻率均為負值，這主要是受外部經濟形勢影響所致。進入2014年，外部環境仍然複雜嚴峻，中國外貿形勢依然不容樂觀。但從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中國進出口增速變化軌跡來看，進出口波動幅度明顯收斂，尤其是從最近11個季度扣除季節性因素以後的趨勢上來看，進口與出口都呈現趨穩態勢。

在環境壓力、資源稟賦、國際環境等約束下，未來中國經濟增速難以再回到9%以上。

能源資源約束。2013年，中國能源消費佔到全球的22%，鐵礦石進口量佔到全球進口量的63%。如果經濟增速繼續保持9%以上，則中國能源消費將佔到全球的三分之一左右，鐵礦石進口佔到全球進口量的三分之二以上，這可能引發一系列國際政治經濟問題，能源與其他資源對中國經濟增長的約束空前加大。

環境約束。當前，僅中到重度污染的耕地就在5000萬畝左右，土壤總超標率達到16.1%。黃河、海河、淮河、松花江、珠江等七大水系全部中到重度污染，僅有11%的人飲用符合衛生標準的水。2013年74個新標準監測城市空氣質量達標率僅為4.1%。如果經濟增速持續超過9%，粗放型增長模式將難以改變，環境也將無法承受。

結構調整約束。中國第二產業產能幾乎全部過剩，而且大多處於低端水平，面臨深刻而緊迫的結構調整要求。經濟增速超過9%，鋼鐵、水泥、玻璃、煤化工等「兩高一資」行業的低端過剩產能將無法淘汰，產業結構無法升級，提質增效升級目標也將無法實現，經濟增長質量難以保證。

人力資本約束。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以農民工為主的普通勞動力工資呈現持續上漲之勢，大部分行業勞動力成本在2005年以後增長加快，城鄉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增長速度快於GDP增速，勞動力成本大幅上升。而隨著農村有效剩餘勞動力持續下降，勞動力供求關係正在發生轉折性變化，人口紅利不斷減弱消失，對經濟增長形成制約。

經濟增速不會大幅下降

從現實市場潛力分析，中國國內市場遠未飽和，城市基礎設施補課、棚戶區改造、中西部建設、製造業固定資產更新等方面的投資需求還很旺盛；在居民收入提高和政策鼓勵下，消費對拉動經濟的影響繼續提升；在新一輪改革開放全面啟動，改革紅利不斷釋放的大背景下，經濟增速也將獲得一系列基礎性支撐，短期也不可能跌落到6%以下。原因如下：

經濟增長動力支撐。中國人均收入仍較低，不僅與發達經濟體相差甚遠，也大大落後於世界平均水平。2013年，中國人均GDP為0.67萬美元，同期美國為5.3萬美元，歐元區為3.82萬美元，日本為3.77萬美元，世界平均水平為1.03萬美元。中國在大宗消費、住房、教育、旅遊、醫療保健等消費水平和消費支出方面與發達國家有著巨大差距。因而經濟增長的空間還很大，以提升經濟增長質量、完善經濟結構為核心的發展願望和動力十分強勁。

城鎮化支撐。中國仍處於城鎮化快速發展時期，當前城鎮人口比重在54%左右，距美歐日等城鎮化水平超過80%的國家還有很大距離，中國未來6年內要實現1億左右農業轉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落戶城鎮，人均基建投資水平大大落後於美歐等發達國家，投資仍將會保持較高速增長，這些因素都決定了中國經濟仍將會在相當長時期內保持較高增長速度。

潛在增長率支撐。根據滙豐銀行估算，2015年到2020年間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年均為8.5%，勞動力人口的減少、人口老齡化對儲蓄率、潛在增長率影響不大（0.3～0.5個百分點），並且中國勞動力的人均資本存量還很低，只有美國和日本的五分之一，韓國的四分之一，投資空間很大，而且戶籍制度改革、國企改革、對外開放進一步深化等舉措將進一步提升全要素生產率，中國潛在經濟增長率依然處於較高水平，中國經濟增長將得到有效支撐。

保證就業要求。中國是個人口大國，就業形勢一直十分複雜嚴峻，特別是在轉變發展方式和結構調整力度加大背景下更是如此。根據經濟增長與就業的一般經濟規律，如果經濟增速下降到6%以下，中國城鎮登記失業率將上升到5%甚至更高，基於社會經濟穩定的考慮，保就業也要求經濟增長速度不能回落到6%以下。

財政金融政策迴旋空間大。從政策目標和調控手段來看，一是宏觀調控目標採用彈性區間方式，避免了過去為實現絕對計劃目標頻繁採取短期調控措施；二是當前銀行法定存款準備率處於歷史較高位，有進一步調整的寬鬆空間；三是中國財政赤字、債務餘額佔GDP比例分別遠低國際安全警戒線水平，積極財政政策空間較大；四是稅收、財政支出的結構性調整與變化趨勢，將繼續提升對經濟增長的乘數效應，對經濟恢復和發展起到前所未有的促進作用；五是價格水平較低，特別是PPI水平長期負增長，政策寬鬆取向具備基礎性條件。

2012年以來，面對持續的經濟下行壓力與錯綜複雜的經濟形勢，中國加強宏觀調控，推進簡政放權、大力推動市場化改革，進一步釋放供給端微觀主體的活力，推動經濟轉型升級，經濟運行出現了一些基礎性良好變化。具體集中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就業水平不降反增。近幾年來，特別是2012年以來，雖然GDP增速放緩，但城鎮登記失業率並沒有明顯的變化，基本穩定在4.05%～4.1%區間內，就業對增長放緩容忍度提高。2014年1～9月份，城鎮新增就業超過1000萬人，比2013年同期多增了十萬人以上。截至2014年8月，中國個體私營經濟從業人員實有2.37億人，比2013年增長8.5%。究其原因，現階段中國經濟正由製造業主導逐步向服務業轉型，而服務業的勞動密集程度明顯高於製造業。而且隨著結構調整加強，中國就業彈性逐漸增加。2007年以來的數據顯示，中國經濟每增長一個百分點能拉動120～140萬人的新增就業，並且這一規模以每年約4.5萬人的速度增長。2014年中國經濟增長的就業彈性大約為每GDP百分點150萬人，新增1000萬就業只需6.7%的經濟增速。

企業盈利未出現大面積虧損，微觀經濟基礎更加堅實。近年來，隨著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步伐加快、企業抗風險能力增強，企業虧損面並沒有隨著經濟增速和工業增加值增速的下滑而出現明顯擴大，企業盈利趨於穩定。2009年，GDP同比增長9.2%，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8.7%，工業企業虧損面達17%以上。但2012年以來，隨著GDP、工業增加值增長速度的回落，工業企業虧損面反而呈現下降之勢。2012年GDP同比增長7.7%，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7.7%，工業企業虧損面下降為12.02%，2013年GDP同比增長7.7%，全部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下滑至7.6%，而工業企業虧損面進一步下降至11.87%。2014年以來，中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增速穩定，月份累計增速基本維持在10%左右，同樣未隨經濟增速放緩而下降。

經濟效率有所提高。近年來，受益於各級政府採取各種循環經濟措施，工業結構調整取得成效，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結構進一步改善，經濟效率明顯提高。2009至2013年5年間中國單位GDP能耗持續下降，2014年上半年單位GDP能耗同比下降4.2%，為2009年以來最大降幅，節能減排取得突出成效。經濟社會運行的物流成本有所下降，物流運行的效率有所提升。2014年上半年社會物流總費用與GDP的比率為16.9%，比2013年下降1.1個百分點。

經濟結構不斷調整優化。進入經濟變軌期，中國工業佔比開始持續下降，服務業佔比不斷提升。2013年，GDP中的服務業佔比已經超過了工業，服務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48.2%。與此同時，工業結構調整升級取得突破。工業領域能耗高、產能過剩嚴重的黑色金屬、建材、有色金屬、化工等重點調控行業增速快速回落。

宏觀調控不斷創新與完善。2013年首次提出的「區間管理」創新型調控方式，對經濟增長率、就業、物價等實施上下限目標管理。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明確了定向調控思路：抓住重點領域、薄弱地帶和關鍵環節，更多運用改革創新的辦法，更多運用市場的力量，精準發力，定向施策。

具體來說，宏觀調控一是不再一味採取短期性政策和措施追求短期經濟增長效應，而是更著眼於長遠經濟增長，對經濟增長短期波動容忍度提高；二是更加關注和著力於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加強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三是加強預期管理，宏觀調控目標採用彈性區間方式，促進社會各方形成較為合理的增長預期；四是更加藉助市場機制的作用和力量，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五是極大弱化甚至取消對地方政府GDP的考核，引導各地追求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提升全民幸福指數。

地方政府融資平台違約、企業債務槓桿率風險、房地產信貸風險、影子銀行失控等問題，被認為是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主要金融風險，甚至可能會成為引發經濟進一步下行的主要動因。這些問題都是客觀存在的，甚至會在某個時點或者一定時期表現得比較突出，但不會改變中國中期（3～5年）經濟平穩運行格局。

地方政府債務和企業債務引發系統性債務風險可能性不大。近年來地方政府債務增長較快，截至2010年底，地方政府性債務餘額10.7萬億元，佔GDP比例26.7%，2013年6月底地方政府性債務餘額達到17.9萬億元，佔GDP比例達到30%以上。除此之外，地方政府隱性債務增長速度也不容忽視，如承諾的社會福利越來越多，維護區域穩定、承擔社會道義責任的壓力越來越大等。隨著經濟增長放緩，土地出讓收入減少，地方政府債務償還能力削弱，2014年和2015年是地方政府債務集中還款期，地方政府債務風險趨於上升，部分地區的政府性債務已經嚴重超過了財政承受能力。

但是，目前中國政府總體債務規模佔GDP的比重並沒有超過60%的國際警戒線水平，同時，地方政府資產規模遠大於其負債總額。地方政府舉債也大多用於基礎設施建設投入，這些投入可以使政府獲得多方面的「投資回報」。此外，地方政府規範性發債的法規和機制正在逐步建立，各相關部門有強大意願和動力去化解債務風險。綜合以上因素，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在可控範圍之內，引發系統性債務風險的可能性不大。

從企業債務狀況來看，中國非金融企業債務總額從2007年的24萬億元上升到2014年6月末的超過70萬億元，約佔到GDP的125%。企業債務持續走高，財務成本不斷增加，企業投資能力受到削弱，對長期可持續盈利能力帶來很大負面影響。企業債務違約時有發生，企業債務規模及償債能力引發了市場極大擔憂。

但同時也應看到，企業資產也在較快增長，並且其增長率超過了負債增長速度。企業資產負債率、槓桿率並沒有隨著企業債務佔GDP比重的上升而上升，近年來反而呈現下降之勢，企業資產和負債增長速度均超過同期GDP增速，其中凈資產增長速度較高（超過10%）且長期保持平穩。如果再考慮到中國資本市場發展、企業直接融資增長等因素，簡單地以債務餘額佔GDP的比例考量企業債務風險並不科學，企業債務佔GDP比例上升較快並不意味著企業債務風險也等量上升。

在隨著監管機構加大風險管控，企業槓桿率約束加強，債務結構不斷優化，盈利模式加快轉型帶來預期效應，企業資產、凈資產增長速度快於負債增速等因素的積極影響下，企業大規模債務違約、系統性債務風險估計不會發生。

房地產市場特殊性使其出現系統性「崩盤」的可能性很小。從中國房地產市場特點和信貸結構來看，一方面，中國房地產市場仍然有著較強的剛性需求，難以出現全國性房地產價格大幅下跌。多年來居民收入持續增長，自住性需求和改善性需求還較為旺盛，並且城鎮化率遠低於發達國家平均水平，城鎮化引致的住房需求也將保持穩定增長。另一方面，個人購房貸款佔比大、質量高，不僅歷史違約率很低，即使是一些房價下跌幅度很大的地區也不多見住房按揭貸款斷供的案例。事實上，目前銀行業住房按揭貸款質量很高，不良率不到1%。

影子銀行監管正在加強。2012年IMF在《全球金融穩定報告》中提到中國的「影子銀行」急速膨脹，並對其風險提出警示。部分影子銀行資金投向了產能過剩、貴金屬投機等高風險或非實體經濟領域，存在一定的資產泡沫。銀行、信託等金融機構對影子銀行的內控管理存在不足，也為影子銀行良性發展埋下隱患，進而影響到經濟金融體系的健康發展。但在客觀上,不能忽視具有中國特色的影子銀行對於經濟和金融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中國監管機構正在完善對影子銀行的監管制度和監管手段，將影子銀行的發展引導到良性規範的路徑上，以繼續發揮它對實體經濟的積極作用。同時，中國影子銀行規模還不大（約20～30萬億元人民幣），期限錯配較少、槓桿率較低，涉及資金基本投向實體經濟，因此尚不足以引發系統性風險。

經濟增長進入變軌期後，經濟下行的慣性壓力與發展潛力並存且不斷積累，經濟發展策略預計將進一步調整與優化。未來3～5年內，儘管努力擴大需求、保持適度經濟增速仍會作為宏觀經濟策略的基本取向，但策略重點將進一步明確，不斷優化投資、消費、出口三大需求結構，帶動供給結構優化升級，同時挖掘區域經濟發展戰略縱深，加快核心領域市場化改革，確保經濟平穩過渡並為中長期經濟發展蓄力。

首先，投資增速仍將保持在較高水平。在當前外需難有大的提升、消費拉動經濟增長的基礎性作用仍然偏弱情況下，經濟要維持7%左右的增速，適度的投資增速必不可少。從經濟發展階段來看，中國城鎮化遠未完成，基礎設施建設、製造業技術改造、與民生和消費相關的服務業等領域固定資產投資仍有較大空間，投資結構也會進一步優化。未來三至五年內，維持適度的投資強度不僅是保持經濟穩定的現實要求，也是中國經濟轉型升級增效的重要舉措，投資增速不會出現「懸崖式」下滑。

其次，政府投資與市場投資的關係將進一步理順。政府投資將不斷退出市場日益成熟的競爭性領域，集中投向那些市場化程度較低的基礎領域和民生領域；政府職能會進一步轉變，下放審批權，對投資的主導作用將進一步降低；針對一些行業的限制將進一步放開，吸引並引導民間投資，與政府部門投資形成互補；同時，藉助利率、稅收、併購重組政策等手段，加快淘汰落後產能，引領企業投資方向，推動產業轉型與升級。

再次，投資鼓勵的重點將進一步明確。一是促進科技創新和成果轉化應用的投資將進一步增強，充分發揮「科技紅利」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二是更加重視促進產業轉型升級的投資，鼓勵企業從發達國家引進一流生產技術，吸收先進的服務和管理經驗，引導企業優化內部投資結構，培養自主創新能力，引導產業生產力科學布局和產能有序轉移，減少低水平建設投資。三是財稅、金融政策對民營企業、小微企業投資的扶持力度將進一步增強，直接融資、風險投資、戰略投資會得到重點發展。四是圍繞新型城鎮化戰略部署，在土地綜合整治、城鎮棚戶區和舊廠房改造、安置房、新城區、產業園區以及各類公共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投資配置格局將更趨合理。

在政策引導與制度約束下，畸形消費、公款消費、浪費性消費將繼續呈現明顯收縮之勢。教育消費將得到大力發展，促進人力資本提升。預計教育政策傾向從擴充基礎教育、高等教育附帶的收費服務，轉到重點面向有收入人群提供職業教育、文化和技能培訓，引導主動消費，確保消費的質量和體驗。宏觀政策對養老消費的引導作用將進一步增強。將加快建立社區醫療、陪伴、護理、家政、送餐等養老服務社會化服務體系，引導金融機構創新保險、投資、資金計劃等與養老相關的金融服務安排。與此同時，居民醫療消費將得到引導、提高。通過完善醫療保險體制，進一步擴大醫保覆蓋範圍，創新醫療保險模式，完善基本藥物制度，加快醫院與醫務人員隊伍建設，促進醫療供給、服務與居民消費水平提高。此外，電商、物流、信息服務等新興消費市場將進一步加強培育與引導。加強對電商等虛擬經濟商戶、物流和信息服務等配套商戶的科學管理，積極培育信息消費市場，將信息消費上升到戰略高度。

廣泛參與國際市場這一戰略取向的核心是依託國際市場調整、優化國內經濟結構，提升經濟整體素質和國際競爭力，具體包括以下幾點：一是力推優勢能力輸出，例如港口、公路、鐵路尤其是高鐵、隧道、水電等基本建設能力；二是藉助雙邊經濟合作、經濟援助等多種途徑，支持過剩產能輸出；三是引導大型企業加速技術改造，積極引進先進技術裝備，進一步開放資本投資品市場；四是全面推廣負面清單管理，更大限度地開放商品與服務市場；五是積极參与並全力推進全球貿易自由化和投資便利化；六是對於人民幣國際化持更加積極的態度。

中國經濟發展的區域不平衡，集中體現為不同地區發展的水平差異與區域發展協同性差，但如果處理得當完全可以成為經濟快速增長的重要依託。在區域發展戰略方面，一是「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新模式將提升為國家發展戰略，並在此基礎上，從點到面，逐步實現「一弓雙箭」的戰略布局。二是今後一段時期，東部地區將重點進行產業和技術升級，率先實現由要素驅動向效率驅動甚至創新驅動的轉變。中西部地區將積極承接東部地區原有的產能和產業結構，並按照市場主導、追求效率的原則接納東部地區多餘出來的投資，延續投資主導的經濟增長模式。三是加快上海、廣東自由貿易區建設升級步伐，加快「京津冀一體化」、「絲綢之路經濟帶」、「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長江經濟帶」等區域發展戰略的規劃、實施，拓展和深化區域發展戰略縱深。

在經濟變軌特殊時期，在適時適度地出台一些穩增長的需求管理措施，保證經濟增速不突破區間管理下限的同時，強力推進改革是對經濟成功變軌的最好刺激。由此，才能實現經濟增長動力機制轉換，實現經濟結構優化升級與提質增效。從目前趨勢來看，一方面，對地方政府官員的考核辦法將加快調整，GDP不再是唯一關注點，資源利用、環境保護、民生保障、技術創新等方面的考核權重將會加大，對改革落實情況的考核會進一步加強。另一方面，簡政放權作為推動行政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突破口，預計將進一步加大推進力度，從而帶動財稅體制改革和國企改革。中國核心領域市場化改革將加快推進步伐，不斷增強市場在增長動力轉換中的機制性與決定性作用；市場准入與市場監管制度改革力度將加大，公平、開放、透明的市場規則將逐步建立；資源、能源等要素領域主要由市場決定價格的機制將不斷完善。農村土地改革將穩步推進，城鄉統一建設用地市場建立將加快步伐；金融改革步伐將加快，金融市場體系將逐步完善，貨幣市場、資本市場、外匯市場、金融衍生品市場之間的相互聯繫將更加緊密；科技體制改革將進一步深化，技術創新市場導向機制不斷健全。戶籍制度改革將促進中國勞動力市場的形成和完善。

法治中國建設將成為中國各項改革紅利以及獲取更多紅利的基石，對推動中國經濟機制轉換，具有重大意義。一是法治中國建設有助於鞏固已經取得的改革成果和進一步推進深化改革。二是在法治中國框架下，各政府部門對市場的規制將按照統一的法律來進行。明確的監管邊界和實施模式將減少政策的主觀性、任意性，這將穩定市場預期，規範市場秩序，提高市場運行效率。三是在法治中國框架下，「負面清單」經濟管理機制有望得到推廣。「負面清單」對於政府來說是「法無授權不可為」，對市場來講是「法無禁止皆可行」，這種機制是法治的體現。未來「負面清單」經濟管理機制，將在更多領域適用，減少政府對市場的干預，提升市場經濟活力。

蘇商風行 載譽十年

2004年3月20日，經由中共江蘇省委、省政府推動，「蘇商」二字正式成為江蘇企業家群體的共同稱謂。

2004年11月9日，蘇商傳媒正式誕生，《蘇商》雜誌從此發韌，與蘇商群體風雨同舟，相伴十年！

2012年5月23日，江蘇省蘇商發展促進會在南京正式成立，天下蘇商有了共同的事業平台和精神家園。

2014年6月3日，在全省民營經濟發展表彰大會上，中共江蘇省委正式發布了「厚德、崇文、實業、創新」的新時期蘇商精神。

2014年11月9日，全球千位蘇商精英，匯聚古都金陵，十年一遇的盛世大典，共同開啟蘇商新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