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看待南京訪日團事件——大國心態

理性看待南京訪日團事件——大國心態

一、否認「南京大屠殺」——引發的網路狂潮

一場由日本市長否認「南京大屠殺」引發的網路狂潮正在發酵,引發滔天巨浪。觀察家注意到,這場網路狂潮有可能引發中國網民新一輪民族主義高潮。

讓我們看看事情經過:

2月20日上午,南京市訪日代表團前往名古屋市政府拜訪,名古屋市長河村隆之在與代表團會面時,發表了否認「南京大屠殺」事件存在的相關言論。南京市委常委兼政法委員會書記劉志偉沒有提出抗議,只是說南京人民是熱愛和平的,學習歷史是為了維護和平而不是為了延續仇恨。

21日晚間,南京市政府對外通告,南京赴日代表團發出嚴正聲明澄清該團與日本愛知縣名古屋市市長河村隆之會面經過,稱「日本媒體選擇性報道了河村的言論,沒有全面客觀地報道我(南京)市代表團的當即回應,並且藉機炒作,對此十分憤慨,隨即作出嚴正聲明,以正視聽。」並宣布暫停與名古屋市政府的官方交往。

綜合各方消息,南京代表團沒有當即進行駁斥應該是事實。儘管後來南京市政府官方微博「南京發布」三次表態,駁斥河村隆之的言論,指責日本媒體炒作,但遍觀整個聲明和所有有關報道,看不到南京方面所說的「南京市代表團團長當即作了回應」的「回應」具體內容。如果再心細一點,可以發現,南京方面的三次表態,均是在外交部對此發表聲明之後。因此,南京方面的三次表態,可以理解為面對如此巨大的網路民意和中央政府的態度而做的事後補救。

二、中國外交不自信——《環球時報》的觀點

《環球時報》認為,南京代表團之所以採取上述處置方式,原因在於官員們說話「謹慎」:「官員們在國內說話謹慎,這個習慣很大程度上被帶到外交場合。『外交無小事』的教導幾乎所有官員都至少聽說過,並潛移默化地影響了很多人。加上本來中國人就不喜歡惹事,規避外交麻煩成了官員們很多時候的下意識選擇。」

《環球時報》的社評其實是指向中國外交的大政方針的。在《環球時報》看來,現在的中國已經不是過去的中國了,現在的中國「財大氣粗」,所以說話不用那麼小心謹慎了,這樣的謹小慎微已經與中國今天的外交環境和目標不相稱,完全可以放開一些。用《環球時報》的話說,就是「整個中國外交得自信」,「與任何國家的關係好一點或是壞一點,都妨礙不了中國前進」。

也許,在《環球時報》看來,類似在安理會上就敘利亞問題行使否決權,才是「中國外交自信」的表現。同樣,在釣魚島問題上,在東海、南海問題上,中國都應該針鋒相對。

不消說,《環球時報》又一次找到了一個十分恰當的時機和載體來宣揚其一貫的民族主義立場。我敢斷言,誰在這個時候出來反駁《環球時報》的觀點,一定會被網民罵的體無完膚,滿地找牙。

三、當場駁斥又怎樣?——不自信的國民心態

我的觀點和《環球時報》恰恰相反,此事反映的不是中國外交的不自信,或者說,不僅僅是中國外交的不自信,而是中國國民的不自信。

由於中日關係的高度敏感性,河村隆之的言論引起中國人民的極大憤慨,這是在情理之中的。但遍觀互聯網,很大一部分網民關注的焦點卻不在河村隆之的言論,而是南京代表團的現場反應——面對河村隆之赤裸裸的言論,南京代表團有沒有當即進行駁斥?為什麼沒有當即進行駁斥?在這些網民看來,南京代表團應該當場給予駁斥,甚至中斷訪問,拂袖而去,這才是《環球時報》所說的「有自信」,這才符合中國的大國身份和地位。

有一個細節很重要,就是南京代表團的現場表現,國內是通過日本媒體才大致知曉的。為什麼這個消息我們竟要通過日本媒體得知。日本媒體把新聞標題一改就把矛頭指向了國內的官民矛盾。本來應該譴責的是那個不承認南京大屠殺的日本市長,現在倒成全了日媒,批評的矛頭直接指向了南京代表團、南京市政府,乃至中國的外交政策。承不承認南京大屠殺倒在其次,追究漢奸賣國賊成了第一要務。

聯想起前幾天一個日本人在武漢丟了一台自行車,武漢警方只用了三天時間就把車給找到了,不得不感嘆武漢警察的敬業精神和破案智慧。大家都知道,類似這樣的案子,一般是破不了的,因為它太小了,不值得警察們勞心費力去破,也許做完筆錄就放置南山了。可一旦是外國人報案,那就另當別論了。因為,這是涉及國際關係的大問題,涉及到外國人如何看待我們的大問題。

記得湖南電台「羅剛事件」,因為在電台裡面給一個假冒日本人的中國人三分鐘時間來辱罵中國,有關部門對羅剛、鄭義給予開除處分,對湖南人民廣播電台經濟頻道總監和主管副總監給予免職處分,對湖南人民廣播電台主管副台長給予警告處分,對湖南人民廣播電台經濟頻道給與黃牌警告並罰款10000元,理由是客觀上為「日本人」的侮華、反華言論提供了宣傳輿論陣地,造成了不良的嚴重後果。

不得不說,有的時候,我們的國民,還是太敏感了,還是太在意別人怎麼看我們,怎麼說我們了。難道我們真就這麼脆弱,別人罵兩句就受不了了,就要跳起來罵娘?

看到網上一篇篇聲討南京代表團的文章,看到那一個個帶有辱罵性的字眼,我想起了阿Q面對別人說「賴」、「光」「亮」時的神態。

四、否定歷史——日本右翼政治家的心態

一直以來,日本政壇總有不少高官放反華狂言,對日本侵華歷史進行這樣或那樣的辯解甚至否認。

去年8月15日,現日本首相、時任財務大臣的野田佳彥稱,自己先前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甲級戰犯不是戰爭犯罪人」的想法基本沒有改變。右翼政客、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則抨擊菅直人內閣無人參拜靖國神社,稱「不拜靖國不是日本人」。

2007年6月19日,由日本執政黨自民黨中約100名國會議員組成的「思考日本前途與歷史教育議員會」聲稱,基於對當時官方文件和媒體新聞報道的調查來看,「我們無法確認南京大屠殺的事實」。

日本自民黨議員江藤隆美曾於2003年7月公然否認1937年侵華日軍製造南京大屠殺慘案的歷史事實,甚至批評歷任日本首相為侵略戰爭道歉,還否認日本對朝鮮半島實行殖民統治的侵略歷史。

類似的事件層出不窮,其中原委值得深思。

日本政治家為什麼不顧在歷史問題上接二連三地摔跤而前赴後繼,是因為日本國內存在著非常濃厚的民族主義乃至軍國主義思潮。一旦日本政治家在否定歷史、否定侵略戰爭方面發表過格言論,即便當時因為國際壓力下台,也會在日本民間贏得巨大聲望,為東山再起打下基礎。越是年輕的政治家,越會採取這種策略。因為每下台一次,實質上是離首相寶座又近了一步。細看近年來的日本政治生態,這樣的特色越來越濃厚。

最近十年每年的日本民意調查,均顯示,對華有好感的日本人均沒有超過20%,而其中只有極少數是真正對華友好的。這極少數人里,又有許多是從中國歸日的。除此之外,其他日本人根本沒有什麼切實的對華友好舉動。不僅如此,那極少數對華友好者還經常受到日本人的攻擊,一遇有中日之間紛爭之時,這些人就受到責難與圍攻。

長期來看,日本政治家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使日本從二戰的戰敗國轉變成一個「正常國家」,小澤就是這方面的典型代表。而要成為正常國家,對外交往,尤其是對華交往,必須要有所突破,也就是要和中國(也包括美國)「平起平坐」,不再「低三下四」。這個基本國策,決定了中日之間的摩擦不會短時間內消失。

  

五、如何看待當前的中國和日本——要有面對事實的勇氣

面對一個不斷右傾,經常挑起矛盾和事端的近鄰,中國怎麼辦?換句話說,我們如何看待當下的中國和日本,從而決定應該有著什麼樣的中日關係?這是對中國政治家智慧和水平的一場考驗。

日本從「經濟大國」轉變成「政治大國」,這是不以任何國家或個人的好惡為轉移的客觀事實,就像中國從「政治大國」 轉變成「經濟大國」一樣。中國不能不接受日本走向「政治大國」的事實,正如日本不能不接受中國走向「經濟大國」的事實一樣。

面對這個事實,我們必須要看到,目前中日兩國的綜合國力大致相當,都可能在日漸形成的多極化世界格局中佔有重要的位置。

鄧小平說過,中日「要永遠友好下去。這件事超過了我們之間一切問題的重要性」。既然是指「我們之間一切問題」,當然也包括歷史認識問題,當然也意味著發展中日關係這件事超過了歷史認識問題的重要性。有學者說:「只有中日關係不斷發展,才能解決歷史認識問題;而不是只有解決歷史認識問題,中日關係才能發展。」在國際社會上,我們在幾乎所有的國際爭端、國際事務上都強烈呼籲當事者要保持冷靜,要通過對話解決問題,那麼,這種主張當然也適用於我們自己處理對日關係,處理對日歷史認識問題。中日兩國中止高層對話甚至「隔絕」,正是日本右翼所求之不得的,只有這樣他們才能永遠否定、美化、隱瞞侵略戰爭歷史。

無論是對人,還是對一個民族,思想問題是一個非常細緻的問題,我們在歷史問題上也必須注意方法,避免因為方法不當而惡化兩國人民之間的感情,如果形成民族間的感情對立,政治家就會更傾向於在歷史問題上採取強硬態度,因為這樣在政治上對自己更有利。這一點,在日本、在中國已經有所表現。

當前,最危險的做法是在中日關係上操縱民族主義議題,煽動國內民族主義情緒,無論是在日本,還是在中國。具體到國內,中日關係問題已經成了不能碰的禁區,成了不能討論、商榷的話題。任何要求理性、冷靜看待中日關係的言論,均被扣上「漢奸」、「賣國賊」的帽子。這隻能說明雖然兩國外交關係早已「正常化」,但兩國在意識形態方面,尤其是兩國民間的關係仍然「極不正常」。

六、我們需要怎樣的對日關係——大國心態很重要

任何試圖強化民族主義,以影響問題解決的言動,不僅於事無補,而且從長遠來看,是有巨大副作用的。需要說明的是,有時狂熱的愛國主義未必就一定是民族國家之福祉,冷靜與理性,永遠是處理國際關係不可或缺的準則。對日關係,尤其如此,與一個曾經對中國造成巨大傷害的國家發展和平友好關係,國民的大國心態,然後是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大國外交風範,是非常難得的,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謂「大國心態」,是在自卑與自大之間達到一種平衡,在「妄自菲薄」與「妄自尊大」之間找到一種「自信」,形成「裕如」的國民風範,任何時候都不會在意別人的褒獎和貶損,不會像阿Q那樣,既聽不得別人的壞話,也不會把別人幾句好聽話當珍寶裝在內心深處玩味;不卑不亢,不自卑也不自傲,有定力,按原則辦事而不意氣用事,講理性而不是動輒抒情;與別國平等交往,既不想著當霸主也決不當奴隸。如何構建這種積極的大國心態,不僅是中國外交的一個重大課題,也將是中國國民素質教育的一個重要議題。

某種意義上說,世界性大國的定義,不在於土地的廣袤和人口的眾多,而在於心胸的強健和開闊,在於目光的深邃和遠大。對於崛起中的中國而言,五千年文明的深厚積澱,和諧與大同的理想訴求,以及中庸與理性的處世哲學,無疑是中國重塑和強化大國心態的思想源泉和終極歸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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