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惡而寫：索爾仁尼琴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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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建軍　　一　　世界上存在多種形態的文學。有玩世的利己的文學，有救世的利他的文學；有與世俯仰的說假話的文學，有追求正義的說真話的文學；有跪著讚美暴政的文學，有站著對抗邪惡的文學。索爾仁尼琴的所有著作，包括他的剛剛在中國出版的《紅輪》（第一卷），就屬於利他的、說真話的、對抗邪惡的文學。索爾仁尼琴集歷史家、思想家、小說家和詩人於一身。他試圖通過一種前所未有的文本形式還原歷史真相，展示俄羅斯民族心靈上的傷痕，從而最終實現對苦難的揭示和對暴政的抗議。　　《古拉格群島》是索爾仁尼琴的代表作。這是一部體現著正義精神的作品，也是最具藝術上的創新意義的文本。它不是小說，但卻像小說一樣吸引人。由於所敘述的生活本身就具有充分的傳奇性和小說性，所以，索爾仁尼琴索性放棄了虛構，打破了小說敘事的清規戒律，選擇了一種更具包容性的敘事方式。他建構了一個融歷史記錄、宗教啟示、哲學思辨、小說敘事與戲劇呈現為一體的文本世界。當然，還有詩。是的，《古拉格群島》本質上是一首詩，一首顯示著反諷鋒芒與高貴氣質的諷喻詩，一首關於俄羅斯民族深重苦難與不幸命運的敘事詩。　　揭示惡的形成與泛濫，敘述由惡帶來的人道災難，是《古拉格群島》的核心內容。這部偉大的作品試圖回答這樣的問題：受到「思想體系」支持的惡，到底會造成多麼可怕的後果？在這種特殊形式的惡的壓迫和扭曲下，人性到底會發生怎樣的裂變和異化？　　惡是人性深處無邊的黑暗，也是社會生活中昭彰的事實。惡是人類的影子。凡有人類的地方，就有惡的存在。人們固然是可以遏制惡，可以通過有力的制衡手段，使它不至於暴戾恣睢地危害人類，但是，要想從根本上剷除惡，永遠地消滅惡，卻是不可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談及《安娜·卡列尼娜》的時候，認同托爾斯泰對人性的看法，認為人類徹底擺脫惡的過程是極為艱難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沒有一種社會制度能避免惡，人的心靈不會改變，不合理和罪惡源自人的心靈本身，最後，人的心靈活動的規律還很不清楚，科學對其很不了解，它們很不確定很神秘，所以說不可能有醫生，不可能有最後的評判者，而只存在道出『伸冤在我，我必報應』的那一位。唯有他才了解這個世界的全部奧秘和人的最終命運。」（《陀思妥耶夫斯基論藝術》，第269頁）在信仰上帝的偉大作家看來，如果不藉助神的幫助，人類根本無法認識惡，也無法實現對苦難的救贖。　　如果說，善的德性需要經過艱難的努力才能培養起來，那麼，惡的野草卻無需施肥，無需澆灌，便可以瘋狂生長，便可以侵略大地。惡是一種狡猾的德性。它知道善的價值，所以，它常常寄身在善的形式里，藉助善的力量、以善的名義大行其道。極端形態的惡是一種反倫理、反人性的道德故意，它具有極強的目的性和自我擴張能力。幾乎所有社會性的惡，都要通過有組織的宣傳，賦予自己的行為以不容置疑的道德合法性，讓自己擁有可以無盡地利用的道德資源。它因此獲得了極大的欺騙性，使人們幾乎不敢懷疑它的虛假性。即使面對那些給人們帶來可怕災難和巨大痛苦的邪惡，人們也會因為它的「善意」而原諒它，因為它「神聖」的光環而敬畏它。　　二　　那麼，是什麼導致了惡的產生？惡的精神基礎和心理根源是什麼？　　惡產生於人的幾乎與生俱來的消極慾望和野蠻衝動，例如，貪婪和虛榮。外部的制約機制和懲戒機制的失效，會進一步導致人們的內心生活的混亂，容易造成道德約束感的喪失，從而造成惡的普遍泛濫。別爾嘉耶夫專門研究過惡的問題。關於惡的產生，他發現了這樣一個秘密：非理性的自由是惡的本源。在他看來，自由的本質就是非理性的，因此，它「既能生善，也能生惡。但是如果因為自由能夠生惡而拒絕自由，就會產生更多惡。因為只有自由的善才是善，受美德誘惑的強制和奴役是反基督的惡。全部疑難、矛盾和奧秘就在這裡」。（別爾嘉耶夫：《文化的哲學》，第48頁）人類的悲劇性處境，也許就在於他不能不追求自由，卻又不能理性而正當地利用自由。自由指向解放，但卻導致奴役。獲得自由之後的傲慢與自負，很容易使人放縱，使人墮入惡的深淵，「結果是，自由變成放縱，放縱產生惡，惡招致犯罪，犯罪按其內在必然性，必遭懲罰。」（同前，第48頁）而從宗教的角度來看，人生來有罪，因為他必然作惡：「惡與人相關，只有人能夠作惡並承擔惡果。非人格的力量不可能為惡承擔責任，不可能成為惡的本源。……如果在深度向度中存在人、人格，惡就擁有內在的本原，它就不可能是外部環境偶然條件的結果。」（同前，第49頁）這樣的思想，深刻得使人恐懼，正確得使人害怕。　　與別爾嘉耶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同，無神論者拒絕按照如此簡單的方式觀察和認知惡，因為，惡固然是一個與人性相關的心理學現象，但也是一個與「外部環境」密切相關的社會學現象。也就是說，在不同的「外部環境」里，會產生不同的權力和不同形態的惡。在極端異常的「外部環境」里，失去制衡的權力，往往不可避免地淪為可怕的惡勢力，常常會給人們帶來巨大的災難，會給人們的心靈造成強烈而持久的恐懼感。所以，在所有的邪惡中，由「外部環境」造成的權力之惡不僅是最可怕的，也是最難對付的。　　文學與「外部環境」和權力之惡的遭遇和衝突幾乎是難以避免的。由於富有憐憫心和同情心，由於對正義的本能的熱愛和忠誠，文學對一切形式的邪惡都非常敏感，都難以忍受。對抗包括暴政在內的邪惡，註定是文學的責任和使命。如果說，俄羅斯作家在對抗邪惡方面所表現出的態度異乎尋常地堅定和勇敢，那麼，索爾仁尼琴則是其中的一個令人敬仰、堪稱楷模的偉大代表。索爾仁尼琴可能會同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惡與人相關」的觀點，但不會同意僅僅在宗教的狹隘範疇里，靜態地封閉地來談論惡，來敘述惡。他似乎更傾向於這樣來認識惡：不同的文化環境和制度模式有著完全不同的作惡方式，也產生不同形態的惡的後果。在《古拉格群島》中，他反覆對比契訶夫筆下的薩哈林島流放犯與古拉格群島的「澤克族」的境遇的不同，似乎就是為了說明惡也有文明形態上的差別。　　與十九世紀的偉大作家比起來，索爾仁尼琴所面對的社會性的權力之惡，顯然有著更為猙獰的面孔和更為嚴重的性質。在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們的「黃金時代」，權力之惡固然也是普遍存在的，迫害無辜者的事情也時有發生，但是，權力在作惡的時候，還是表現出一種良心上的不安和道德上的剋制，「在那個時代道德還沒有被認為是相對的，而善惡是單純地由心靈來區分的」，（《古拉格群島》，上冊，第157頁）所以，苦役犯的勞動時間被嚴格限定在八個小時之內，「至於陀思妥耶夫斯基呆過的鄂木斯克苦役監獄，任何一個讀者都很容易判明，那裡乾脆是在吃閑飯。勞動輕鬆愉快。獄方甚至讓他們穿上白色亞麻布衣褲！……『死屋』的苦役犯們下工以後還可以在監獄大院里長時間遛彎。說明他們並沒有累得半死不活！其實，書報檢查機關不想讓《死屋手記》出版，是因為擔心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寫的生活之輕快不利於阻止人們犯罪。於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專為檢查機關補寫了一些新篇章，指出苦役生活畢竟是艱苦的！」（《古拉格群島》，中冊，第189頁）但是，到了索爾仁尼琴所處的「黑鐵時代」，情況就變得完全不同了。在古拉格群島，普遍存在著一種極端形態的惡。成為「澤克族」的犯人們失去了最起碼的人格尊嚴和最基本的人身安全。無辜的囚犯被殘暴地虐待，被任意地虐殺：「在施工過程中，契卡人員加什澤命令把炸藥填在一塊岩石里，叫幾名反革命分子站到岩石上。他通過望遠鏡觀看怎樣把他們崩上天」；「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在紅山（卡累利阿），讓一群犯人留在森林裡過夜，作為對他們沒有完成任務的懲罰，結果凍死了一百五十人。這是常規的索洛維茨方式，沒有什麼可懷疑的。」（《古拉格群島》，中冊，第49頁）惡已經發展到了按照正常的道德準則無法理解的程度了。施虐者肆無忌憚。他們心裡不存在對他者的一絲一毫的愛。人性的藩籬已被拆除，道德的堤防蕩然無存。對於上帝，作惡者毫無敬畏之心，對於最後的審判，他們也毫無恐懼之感。「在莫斯科近郊雅戈達的領地上，在澡堂脫衣間里，特意放著一些聖像———雅戈達及其同伴們脫衣後先要用手槍向它們射擊幾下，才進去洗澡……」（《古拉格群島》，上冊，第169頁）在一個有著漫長而穩定的宗教信仰傳統的國度里，如此瘋狂的瀆神行為，顯然包含著令人震驚的惡意。　　三　　「這怎樣理解呢，因為他是惡人嗎？惡人又是什麼意思？世上有這種人嗎？」索爾仁尼琴這樣問道。　　在索爾仁尼琴看來，在過去的文學中，這樣的人是不存在的。在莎士比亞、席勒和狄更斯的筆下，惡人明確地意識到自己是惡人，意識到自己的靈魂是黑的。他們知道作惡是不道德的，於是，在作惡的同時，為自己的罪孽忐忑不安，感受著良心上的煎熬。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這些人物沒有「思想體系」，或者說，還沒有徹底喪失對正常道德規範的敬畏。而「黑鐵時代」的人之所以能夠問心無愧地做滅絕人性的事情，就是因為他有龐大的「思想體系」。這使他們免除了正常人會有的精神負擔和道德痛苦，可以心安理得地作惡和犯罪：「思想體系！———它使暴行得到所需的辯解，使壞人得到所需的持久的堅強意志。那是一種社會理論，這種理論能夠使他在自己和別人面前粉飾自己的行為，使他聽到的不是責難，不是咒罵，而是頌揚和稱譽。宗教裁判者的精神支柱是基督教征服者———是使祖國威名遠揚，殖民主義者———是文明，納粹分子———是人種，雅各賓和布爾什維克（早期的和晚期的）———是後代的平等、博愛、幸福。」所以，「莎士比亞的惡人不能逾越的界線，有思想體系的人卻能越過去———並且他的眼睛依然是清朗的」；而最終的後果是：「由於思想體系，二十世紀遭逢了殘害千百萬人的暴行。這些暴行是不能否認的，不能迴避的，不能閉口不談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怎敢堅持說惡人是沒有的呢？這千百萬人是誰消滅的呢？要是沒有惡人，群島就不會存在。」（《古拉格群島》，上冊，第170頁）在特殊的社會環境里，個體的道德行為的狀況，受到「思想體系」巨大的影響，很多時候，正是「思想體系」造就了許多的惡人，也造成了巨大的災難和無數人的苦難。　　苦難終於結束了，正義卻遲遲沒有到來。遺忘和遮掩成為普遍的事情。人們受到這樣的暗示和鼓勵：一切都過去了，一切都不必再提起了。沉默是最明智的選擇。「我們有幸活到這樣的時代，現在美德儘管沒有取勝，但也不總是被狗咬著了。挨過揍的、身子虛弱的美德，現在被允許穿著自己的襤褸衣衫走近屋裡，在角落裡坐下，只是別吱聲。」索爾仁尼琴接著以他特有的反諷語氣說道：「然而誰也不敢提到邪惡。是啊，美德受過凌辱，但邪惡卻沒有存在過。是啊，有那麼幾百萬人給幹掉了，卻沒有應負罪責的人。」（同前，第171頁）　　然而，索爾仁尼琴拒絕沉默。他要找出那些「應負罪責的人」，要以自己的方式審判他們。他研究了德國對待納粹罪犯的態度。戰後的德國社會沒有寬恕那些納粹的「英雄」。在德國，截至1966年，已經判處了八萬六千名納粹罪犯，而前蘇聯在巨大的災難過後，卻只判處了不到三十人。由於嚴格的絕不饒恕的審判，在德國的法庭上時而出現「一種奇絕的現象」：「被告雙手抱頭，放棄辯護，不再向法庭提出任何要求。他說，在他面前重新展示出來的他犯下的樁樁罪行，使他感到厭惡，他不願再活下去了。」索爾仁尼琴說：「這就是審判的最高成就：邪惡受到如此深重的譴責，連罪犯都避之不及了。」顯然，審判邪惡的過程，就是擺脫邪惡的過程：「一個從法官席上八萬六千次譴責了邪惡（在著作和青年人中間也進行了不留餘地的譴責）的國家———便能夠一年一年地、一步一步地擺脫邪惡。」（同前，172頁）　　然而，在俄羅斯，人們卻選擇了另外一種處理方式。只抓了幾個替罪羊，就萬事大吉。成千上萬的殺人犯和施虐狂依然若無其事地逍遙法外，有的甚至還享受著他根本不配享受的讚美和榮耀。索爾仁尼琴於是很悲哀地說道：「……將來我們的後代會把我們這幾代人稱作窩囊廢的幾代：我們先是乖乖地讓人家成百萬地毒打，然後我們又關切地照料殺人犯過一個平安的晚年。」（同前，第172頁）　　四　　那麼，怎麼辦呢？是饒恕，還是審判？審判是饒恕的前提。沒有經過審判的饒恕，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饒恕，而是對罪惡的不負責任的縱容，是對無辜者再次進行傷害，是埋下更大災難的種子。　　所以，我們應該傾聽並接受索爾仁尼琴的理性的聲音，也就是說，我們需要拯救性的審判：「就讓我們寬大為懷吧，我們不槍斃他們，不灌他們鹽水，不把臭蟲撒在他們身上，不上勒口做『燕子飛』，不讓一星期站著不睡覺，不用皮鞋踢他們，不用橡皮棍打他們，不用鐵環箍腦袋瓜，不把他們塞進監室像行李那樣撂起來———不做他們做過的任何事！然而，在我們的國家面前，在我們的子女面前，我們必須把他們統統找出來，統統加以審判！審判的與其說是他們，不如說是他們的罪行。要設法做到使他們每一個人至少大聲說出：『是，我曾經是劊子手和殺人犯。』」（同前，第173頁）是的，要讓作惡者為自己的行為羞愧不安，要讓他們受到必要的懲罰。如果我們毫無原則地饒恕那些受「思想體系」誘導的作惡者，就等於在助長邪惡，就等於在鼓勵我們的後代像他們一樣犯罪：「對邪惡默不作聲，把它們趕進軀體里去，只要不暴露就行———這樣做我們就是在播種邪惡，有朝一日它將千百倍地冒出來。我們不懲罰甚至不譴責惡人，這不單單是保護他們卑微的晚年，這等於從下一代人的腳下挖掉任何公正觀念的基礎。他們之所以長成『漠不關心』的一代，這是這個原因造成的，而不是因為什麼『教育工作薄弱』。現在的年輕人腦子裡裝的是，幹壞事在人世上永遠不會受到懲罰，反而一定能帶來好處。」（同前，173－174頁）在索爾仁尼琴看來，認識和理解惡，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僅憑純粹的想像和外在的了解，一個作家無法認識惡的真面目，也無法寫出真正有價值的作品。在他看來，文學前行的路途經過地獄：只有經過苦難的煎熬，作家才能看到人生的真相，才能寫出有價值的作品：「正是群島給我們的文學，也許還給世界文學，提供了一個獨一無二的機會。二十世紀昌盛時期的空前未有的農奴制，在這種獨一無二的、無需作任何補充的意義上，為作家開闢了富有成果的雖然是毀滅的道路。」（《古拉格群島》，中冊，第475頁）他甚至將不幸的遭遇和苦難的經歷，當做成就一個作家的必要條件：「只有當那些個人深遭不幸或具有天賦的十分巨大的精神探索要求的代表者進入了這個領域時———才能創造出偉大的文學。」（同前，第476頁）索爾仁尼琴終於從可怕的人造地獄古拉格群島活著歸來。這是二十世紀世界文學最值得慶幸的事情。這位偉大的歸來者沒有辜負自己所承受的侮辱和苦難，沒有辜負「澤克族」們的眼淚和死亡。他緊緊地抓住了這個「獨一無二的機會」。他正確地選擇了高貴的寫作態度———直面邪惡，向惡而寫。向惡而寫，便是趨向善的寫作，便是趨向希望的寫作，便是趨向拯救的寫作。他創造出了「偉大的文學」。他通過自己的寫作，審判了反人性的「思想體系」，清算了極端形態的惡。他用自己的作品完成的審判，其效果相當於德國法庭的八萬六千次的審判，不，它的力量比這八萬六千次的法庭審判還要強大，因為，文字是不滅的，因為文字會持久地發出聲音，這聲音會抵達世界的任何一個地方，會幫助一代又一代的讀者認識惡和戰勝惡。　　向惡而寫，是索爾仁尼琴選擇的寫作態度，也是那些經歷過同樣苦難的人應該選擇的寫作態度，因為，只有這樣寫作，才能賦予文學更大的價值，才能贏得人們普遍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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