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一流」建設中,大學不能缺少這些人
來自專欄一讀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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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北大校內支持校領導決策的「重要智庫」之一,北京大學教育研究中心已是一股不容忽視的院校研究力量,但外人可能並不知道他們在做些什麼。近日,中心罕見對外舉辦了一場規格不低的院校研究國際研討會,並在會上揭開了自己的「神秘面紗」一讀EDU特派出第三方觀察員參與會議,希望結合自身觀察和文獻梳理,為您全面總結我國院校研究現狀、困境和未來展望。
「此次院校研究國際研討會是院校研究的一個標誌性事件,將成為中國院校研究的一個節點。」6月23日,在北京大學斯坦福中心舉辦的「院校研究國際研討會」上,中國高等教育學會院校研究分會會長、華中科技大學學術委員會副主任、文華學院校長劉獻君教授如是說。
作為一場國際研討會,此次會議彙集了來自海內外的院校研究專業人員、高校管理人員和相關領域學者。會議由北京大學教育研究中心、北京大學教育學院和中國高等教育學會院校研究分會聯合主辦,歷時兩天。
院校研究是高等教育的一個研究領域,在近些年迎來了快速發展,其中,在研究組織機構設置、研究人員培養、研究成果發布和基礎數據建設等諸多方面,都取得了長足進步。
那麼,「院校研究」到底在做什麼?它為何在近些年發展迅速?當前,我國「院校研究」的發展面臨哪些困境?下一步又該如何推進?
本文將圍繞這些問題展開論述。
劉獻君教授在研討會上作主旨報告。(來源:北京大學教育學院網站)
01
「院校研究」的緣起與實質
在我國,院校研究是伴隨著高等教育的發展而興起的。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很多高校紛紛成立高教院所和高等教育學科,而這些新型機構也成為孕育院校研究的溫床和院校研究發展的起點。
當時,高等教育毛入學率仍然不高,仍屬於精英教育,但到了上世紀末,一方面,隨著高等教育大眾化、市場化和國際化的趨勢越來越明顯,我國高校需要面臨大量需要在實踐中解決的現實問題。
此前,「拍腦門」「憑經驗」的高校管理方式已遠遠不能適應現實的需要,管理科學化成為高校的一致追求。
另一方面,改革開放和高等教育體制改革一定程度上擴大了我國高校辦學自主權,讓各類高校開始享有更多的決策權。
上述兩大方面的結合,讓院校研究成為高校既必須又緊迫的需求。
由此催生的院校研究,也就以實踐取向和強烈的應用價值為其顯著特徵,正如北京大學教育學院院長、教育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陳曉宇教授所說:
院校研究本質上是高校組織管理研究和諮詢研究,是面對實際問題、解決實際問題的研究。
換句話說,院校研究總是以高校管理實踐中的具體問題為導向,而研究成果則直接服務於高等教育的管理決策。
這一點與美國院校研究協會(Association for Institutional Research,AIR)提出的院校研究核心宗旨——利用院校研究的數據、信息和分析為高等教育決策提供支持——是一致的。
美國院校研究協會官網截圖
02
「院校研究」如何服務高校發展?
我國院校研究力量
如果想提供優質決策諮詢,前提是自身擁有強大的實力。目前,我國院校研究的力量也的確在不斷壯大。
僅從院校研究組織的角度來看,2007年,我國成立了中國高等教育學會院校研究分會,並已形成逢單年舉辦國內研討會、雙年舉辦國際研討會,討論院校研究理論和方法等問題的傳統,參會人數也從一開始的數十人,發展到現在的400餘人。
藉助院校研究分會這一平台,院校研究培訓班、院校研究教材、院校研究案例等也相繼誕生,一定程度上提升了院校的決策水平,推動了高校的發展。
院校研究機構的數量也在不斷增長。以2000年華中科技大學建立院校發展中心為標誌,我國的院校研究正式興起,並在近十幾年得到快速發展。
根據劉獻君等人對全國878所本科院校高等教育機構運行狀況的調查,59%的高校擁有高教研究機構,它們或分散在科研或者管理部門,或存在於教育科研部門,其中一大部分雖然沒有標明是院校研究機構,但也在做高等教育管理研究和管理諮詢工作。
華中科技大學院校研究發展中心(來源:華中科技大學教育科學研究院網站)
中美院校研究的探索
那麼,院校研究力量是如何服務決策的呢?
美國院校研究協會會長克里斯汀·凱勒(Christine Keller)指出,教育培訓、社會活動、創新性實踐和研究及其建議和影響是美國院校研究的核心「業務」:
- 教育培訓是通過在線課程、面授課程等方式培養專業研究人員;
- 社會活動則是以年度論壇的方式將研究人員組織起來,相互討論學習;
- 創新性實踐和研究以年度調查報告為主,主要向高校、政府提供;
- 建議和影響就是在調查報告基礎上提出的政策建議或者行動方案。
克里斯汀·凱勒會長做主旨報告(來源:北京大學教育學院網站)
與美國類似,近些年,我國院校研究也在人員培訓、活動組織和高校調查等方面有所探索。
案例
比如,北京大學教育研究中心於2012年創立「北大研究」,旨在通過課題立項的方式,鼓勵全校師生開展與北大改革、發展相關的學術研究,為北大管理決策提供豐富、科學、紮實的學術支持。
在「北大研究」支持下,北大全職管理人員與研究人員合作開展研究,既有效解決了院校研究的組織問題,又加強了學術研究與管理實踐的深度融合,為北大教育教學改革方案提供了決策依據。
又如,清華大學教育研究院「中國大學生學習與發展追蹤研究(CCSS)」的部分調查結果已被教育管理部門採用。
可以說,在滿足高等學校管理決策需求上,我國院校研究已有了不小進步。
頒獎嘉賓與「北大研究」課題獲獎嘉賓合影(來源:北京大學教育學院網站)
03
「院校研究」的現實困境
在看到進步的同時,我們也不能忽視院校研究面臨的諸多現實困境和矛盾。這些困境和矛盾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機構問題
在我國高校內部,專門以「院校研究」命名的研究機構並不多見。
即便有的高校已經著手開展院校研究的工作,其相關機構的名稱和隸屬關係也處於混亂狀態。
從學校層面來看,院校研究職能相對比較分散,而相關部門之間又缺乏協同,導致整體上沒有形成研究合力。
人員問題
有專家在北大院校研究國際研討會上直言,在我國,院校研究人員與高等教育學研究人員高度重合,兩者混在一起。
這導致院校研究人員存在身份不明確、定位不清晰的問題。
另外,不少院校研究人員水平相對有限,有研究人員直言:
我們沒有經過嚴格培訓的專業人才,都是半路出家的。所以開展什麼大型的研究,我們真的是不知所措,不知道怎麼搞。
為此,華中科技大學院校研究團隊考察了17所開設院校研究專業的美國高校的基本情況,從證書授予、教育目標、課程設置、課程內容、教學方式等方面尋求解決方案,準備從研究生培養和在職人員培訓這兩個方面提高我國院校研究人員的水平。
數據問題
獲取研究數據是開展院校研究及後續工作的基礎工作,至於如何收集,除了常見的收集文獻資料外,克里斯汀·凱勒認為,我們還需要「整合數據策略」 (Coordinate Data Strategy)。
像院校研究辦公室、學生事務部門、教務處等校內各部門,均擁有大量可用有效數據,關鍵是如何整合利用。
對此,克里斯汀·凱勒認為,校內各部門之間應該建立數據方面的溝通協作機制。而這也是劉獻君和陳曉宇在演講中強調的觀點。
然而,在我國,不少高校要麼因信息化水平不足,存在數據收集困難的問題;要麼因為尚未建立數據資源共享機制,存在如何有效整合跨部門資源的難題。
陳曉宇坦承:
從2016年開始,北京大學就積極推動全校數據整合(將眾多管理信息系統整合到一個計算中心的平台上,並在應用和數據標準上相互打通),但進展很慢,共享很不容易。
陳曉宇資料圖(來源:北京大學教育學院網站)
研究方法應更多元
在我國教育研究多偏重思辨、推演的總體環境下,以數據為基礎、具有突出實證研究色彩的院校研究成果就像一股「清流」,讓人眼前一亮。
不過,在一些學者看來,實證研究固然存在較大價值,但為了讓院校研究更加科學、合理,院校研究人員也不能眼中只有數據,而忽略了其他無法通過數據展現或無法通過數據獲得的教育細節。
劉獻君和陳曉宇就呼籲,未來,院校研究應該採取多元化的方法來展開,將質性研究、比較研究等方法也納入研究視野。
在此方面,北大學者已有所嘗試。北京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朱紅針對北大校級管理人員、院系管理人員、教師和學生所進行的訪談,已形成上千萬字的文字記錄。
朱紅副教授主持大會開幕式(來源:北京大學教育學院網站)
04
下一步
「院校研究」該怎麼辦
「把整個學校建成一個大的院校研究機構。」這是劉獻君對院校研究提出的宏大願望。
立足當前院校研究的現狀,為實現這一願望,中美兩國院校研究(協)會會長都提出了下一步發展的原則,總結起來,有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院校研究人員應更具戰略思維
此前,我國不少高校的戰略目標都停留在口號上,戰略規劃缺少戰略主題和戰略行動,戰略評估也很少。
這些均嚴重製約了院校的發展。為此,院校研究人員應提高自身戰略性思維能力,為學校決策提供更好的方案。
第二,研究要以學生為中心,致力於學生成功(student success)
學生是自己學習的決策者,院校研究要為學生學習決策服務,調動學生的學習需求,引導學生明確學習目標,為其發展創設空間,創造制度性交流的機會,幫助他們實現目標,進而激發起他們的自我學習能力,養成終身學習的習慣。
第三,打破單打獨鬥局面,建立研究團隊
建立院校研究團隊有兩層含義:
其一,在校內,要將教職工和學生組織起來,共同參與院校研究,在數據獲取和分析上,實現資源共享;
其二,在校外,建立院校研究協同體,加強同行之間的交流互動,從整體上提高高校教育管理水平。
與會人員合影(來源:北京大學教育學院網站)
本期作者
方略研究院北京研究分站 姜玉傑一讀EDU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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