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斷變強能夠超脫「盛極必衰」的辯證框架嗎？

來自專欄經濟思想的歷史演變

不斷變強能夠超脫「盛極必衰」的辯證框架嗎？

選擇一個靜態的目標作為參照，而不去考慮其背後的辯證關係。這樣的思維模式是有著它的歷史基礎的，我們中國人講「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而對於個體而言，你根本不會經歷一個完整的分與合的時代，強如李鴻章也只能妥協於時代的局限性，我們的命運就像擲骰子一般，要麼擲到一個混亂的時代，要麼擲到一個穩定的時代，這兩種時代的人，它們所做的參照是不同的，前者的士人期望著結束混亂，後者的士人想著延續安康。我們縱然能夠洞察到「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歷史規律，但是我們卻依然無力於改變，時代的辯證性對於個人而言則是靜止的，這是我們整體的悲劇。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的辯證規律，所缺的是一個時間（跨度）。生產力背後的信息、交通、社會規模、社會文化素質等環境氛圍決定了，社會在辯證變化中震蕩的頻率，在古時，這些因素讓社會在一個狀態中變得相對穩定，辯證的轉化不會那麼強烈，從而給當時人造成一種錯覺，認為這樣的狀態會一直持續下去，唐玄宗將唐朝推到了盛唐鼎峰，繁榮帶來的紙醉金迷，給當時人帶了「盛世永恆」的幻覺，豈未料若干年安祿山的一把火能夠將所有的繁榮付之一炬。此後，唐朝跌跌拌拌的延續了一百多年，再未重現開元盛世。未曾預料的盛極必衰，是辯證思想中的核心所在，也是讓我們迷惑之處。

今天，生產力與古時相比不可同日而語，它所營造的環境氛圍成為再造繁榮的有力推手，我們能夠在短短几十年，走過工業化的幾百年，全拜生產力飛躍的因素所賜。快速崛起的同時，我們還要竭力的避免「盛極必衰」的歷史覆轍，只能各種推遲「極盛」的晚點到來，竭力推動自身從一個巔峰走向另一個巔峰。蘇聯因二戰的優越表現，在二戰之後，將社會主義推到了歷史的巔峰，然而它在從一個巔峰走向另一巔峰的道路上，免不了的磕磕絆絆，最後卻敗在了自身的體制僵化，不能突破歷史，便只能將歷史帶進墳墓，蘇聯的垮掉是轉瞬之間的覆滅。

在中國艱辛探索的道路上，我們似乎找到了能夠持續強盛下去的道路，實現工業化，充分發揮政府和市場的共同作用，推動工業強盛。看起來，我們做的很不錯。然而，我們似乎需要更深入的思考，不僅思考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需要思考人與自然的關係。

強盛的標準對於自然而言是相對的，然而對於我們而言則是絕對的。因為對於人而言，落後就要挨打，恃強凌弱似乎是亘古以來不變的道理，人們的認識的絕對性和自然的辯證性，產生了根本性矛盾。在追求人類世界的強盛中，人類是否做到一定程度的剋制，是否給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生物、種族預留了足夠的生存空間；你相較於同類，你的過於強盛讓你喪失掉更進一步的目標，你的「盛極必衰」是否會帶來整個種族的覆滅；你在變強的道路上，你所遇到的對手，你是否你能夠將你們的競爭控制在一個「可控」的範圍內。

變強似乎對於人而言沒錯，但是單一的參照工業化變強，是否過於偏激。我們所參照歐美工業化（標準），以實現國家強盛，然而隨著時間流逝，歐美的發展模式也會隨著時間變化，變得不那麼穩定。工業化的發展模式，所構建的社會（生產、消費）模式，在應對外來的文化（意識形態）衝擊、難民衝擊、甚至是全球變暖都顯得束手無策。伊斯蘭世界對於工業化並不展現強烈的激情，他們的世俗化似乎是宗教中混雜著工業，縱使地區動蕩，人流離失所，也不減少他們對於宗教的狂熱。

我們所認為的理所當然，是將「理」固定在一個靜止的木樁上，然而對於自然而言卻並非如此，不變的是中心，中心外圍認為一切皆可變。對於人而言，我們就是中心，所以中心外圍一切皆可變，自然它僅僅是想維持自然的秩序，人只是自然的一部分。這種不可調和的矛盾，讓我們前進的道路，變得愈來愈孤獨。我們所堅持的「強盛」哲學，在追求強大的道路上停下來之時，便是我們覆滅之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