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合圓融的中國文化特質

來自專欄慢科學廣播

最近讀完錢穆先生的《從中國歷史來看中國民族性及中國文化》，如果光是看書名的話，或許很容易會產生艱深繁難的觀感。但它本質上是一部小書，一本錢穆先生暮年時，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辦的「新亞學術講座」上進行演講的稿件結集。觀點簡約清新，三言兩語地直擊要害，可謂舉重若輕，厚積薄發。錢穆對於中國歷史文化的研讀功力，無疑是湛深的。

其實說起來，錢穆當年還在常州中學，也就是省常中的前身念過書，和常州算是有些淵源。所以他的文字在我讀起來，又會另有一份親切感。在這部小書中，錢穆主要談了中國文化的特點。在他看來，中國文化主張和合，主張圓融，主張通天人、合內外……像西方那樣的重邏輯、重個性的「分別心」，是不受中國文化主流所推崇的。

中國歷史中有個著名的故事，當年周武王、周公興兵伐紂。商朝亡了，周朝興起。這本來是配合時代理想的一件大事。但當時竟然有伯夷、叔齊兄弟兩人跳出來反對。在武王行軍的途中，伯夷、叔齊突然搶出，叩馬而諫，勸武王不要做這件事。周武王沒有聽從，也沒有生氣，而是把伯夷、叔齊放了。後來周朝得了天下，伯夷、叔齊所謂「恥食周粟」，跑到了首陽山隱居，採薇而食，終於餓死。後來的孔子最崇拜周公，但他同時也稱道伯夷、叔齊是「古之賢人」、「求仁而得仁」。而且不光孔子，後世的孟子、司馬遷、韓昌黎等，都對兩人讚頌有加，韓昌黎稱讚伯夷「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二十五史》的列傳中，更是推伯夷為第一人物。再大的分歧，在古代精英們眼裡，亦只取其本質和要點，而不去強調其分別。

戰國時墨子又有一段故事。當時楚國獲得了魯國巧匠公輸般，為他們製造了很厲害的攻城武器——雲梯，想去攻宋。墨子知道了，就從魯國出發，徒步十天，裂裳裹足，來到了楚國。他見到公輸般說：「我要請你去殺個人。」公輸般回答：「我向不殺人。」墨子就問：「你不殺人，為何要攻宋？」公輸般心裡很佩服，但嘴上還是回答說：「我的雲梯已經獻給楚王了。」於是墨子就請公輸般介紹去見楚王，他對楚王說：「公輸般的攻城利器我能破。」然後兩人就在楚王面前假做一城，公輸般在城外攻，墨子在城內守。公輸般九變其術，墨子都破解了。然後後公輸般笑著說：「我仍有一策可破宋。」墨子說：「我也知道，楚王只要先殺了我，再去攻宋，宋城就無法抗拒了。但我已派我學生禽滑釐等三百人，攜帶我的守城利器，在宋國城裡等候你了。你殺了我，還是無用。」於是楚王就打消了攻宋的念頭。後來公輸般對墨子說：「我未見你前，很想得宋。見你後，把宋送給我，我亦不受。」由這一段故事看來，墨子不僅在愛社會下層民眾，亦愛上層貴族。不僅愛宋，亦愛楚。多少表現出了「國際主義」的風範。而這故事流傳至今，其實也是拜中國文化重「和合」的傳統所賜。

在思想層面，中國雖然也有儒家、法家、道家這樣的稱謂，但卻完全不像西方哲學那樣，各個流派涇渭分明。西方哲學裡，從蘇格拉底到柏拉圖，再到亞里士多德，三人雖依次為師徒關係，但三人的哲學分野卻是清晰明了，人們也不會將這三個人的思想整合到一個「家」的上下關聯的脈絡中。而中國文化傳統則不然。拿儒家舉例，前有孔子述而不作，後有三千弟子發揚傳道。再後來是孟子，再後來還有程頤、朱熹、張載……明代還有王陽明。他們各有闡發，但都被歸到了儒家一宗，不過是一條綿延千年的思想脈絡。佛家就更有代表性了，佛教從印度傳入後，經過幾個朝代的流變，到隋唐時期已經中國化。當時中國有天台、華嚴兩宗，都有所謂「判教」，就是把千年以上時期的佛教經過，釋迦怎麼講，馬鳴怎麼講，龍樹怎麼講，一路下來，中國的僧侶們把來分別判定，都認為是釋迦牟尼一人的說法。凡屬中國僧侶們所知道的全部佛教經典，都被歸納成了一個大系統。與印度本土的佛教比起來，也是很容易看得出「中國特色」。

這樣的例子和故事太多，都可以從中明顯的體會到中國文化的「和合」取向。所以要深入地理解中國文化和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就必須在這一點上有所體察，而不能總是寄希望於用西方的概念體系去解讀中國的文化現象。這樣做的結果，通常會得出弔詭的結論。

中國的史學也是很有特點，以最具有代表性的司馬遷的史學來說，司馬遷承其父親司馬談，這是古代一種世襲的職官性的學問。但司馬遷又從董仲舒那裡聽講孔子《春秋》的大義。而《春秋》也是一部歷史書，可見孔子的學問中就有史學。在中國，史學與哲學不嚴格分別。司馬遷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這三句話，可稱為是他的一種歷史哲學。西方人講歷史哲學是用哲學家一個人的哲學來講歷史，中國人則是要從歷史中來發現真理。而司馬遷的這番真理，其實還是孔子所講的那些。所以司馬遷也是體現了儒家思想的核心。不過司馬遷並不像孔子那樣有眾多弟子來記錄他的思想。所以司馬遷說，要把他的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即使這樣，司馬遷以下，如班固、范曄，中國全部《二十五史》，都奉司馬遷為宗。在這個意義上，司馬遷的史學也就成為了一家之言。自成一統了。所以你看，司馬遷後一千多年的時間裡，中國的史家們這麼「自覺」地將自己納入到司馬遷的這個體系之中，這種文化的向心力不是「和合」，又是什麼呢？

再回到儒家、道家的話題，從東漢末年開始，中國思想就分成了兩大派，一個老子，一個孔子。不過這中間有一個特殊的人，他叫王弼。他說中國文化是「統之有宗，會之有元」。也就是各有傳承，流派，但通常都有很大的共性，有共同的緣起。王弼生平給兩部書做了注，一部是《易經》，一部是《老子》。他是重要的的思想家，但自己不著書立說，也是傳襲了孔子「述而不作」的傳統。但所注的書分屬道家和儒家，那就很難說王弼是用《易經》的思想去注《老子》，還是用《老子》的思想去注《易經》了。當然也有可能王弼已經在注的過程中糅合了兩家的思想。後來人通常認為王弼是個道家，但他卻去注了《易經》，而天下儒家所共同尊奉的《十三經註疏》中，王弼的《易經》注則是排首位。這本身就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所以說中國的思想，在幾千年的傳承中，都是在通過各種方式糅合併續。讀中國書與外國書也很不同，讀中國書需要兼讀。你對道家感興趣，不能只讀《老子》、《莊子》、《道德經》，你也要去讀《孔子》、《孟子》、《中庸》、《大學》，以及各書的註疏，不然讀出來的東西肯定是片面的。

很多人說中國人就是喜歡「和稀泥」，不清不楚的。可以這麼去說，不過讀完了錢穆先生的這本書，我們可以了解到，中國文化幾千年就是這麼過來的，這「和稀泥」恐怕早已深入骨髓，不是說改就能改的。而且它在某些時候給人以並不愉悅的體驗的同時，卻也是格局、眼界和包容力的體現。就看我們怎麼去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