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戰爭期間的瑞典兵役徵召制度
來自專欄文藝復興軍事研究
自從中世紀開始，所有生活在農村的瑞典男性都有義務保衛他們的王國。瑞典的法律規定民兵的徵召僅限於發生於王國境內的戰事，且只能屬於臨時性質，但在1500年代左右這項規定發生了改變：民兵可以被徵召用於對外戰爭，而且沒有徵召期限的限制。國王有權力徵召鄉村男子從軍出征，但每次徵召都務必要獲得農民代表的許可。
到了16世紀中期，為了應對爆發於南部Smaland省的Nils Dacke叛亂（由一個自耕農發起的反抗瑞典宗教改革的暴動，被認為是瑞典史上最嚴重的暴動之一），瑞典議會通過了一項新的民兵徵召法案，起因在於在戰爭中國王古斯塔夫·瓦薩僱傭了大批德意志士兵。後者雖然成功幫助國王鎮壓了叛亂，但價格畢竟是太過昂貴，而且已經風行海峽對岸的Pike
& Shot 方陣也被認為不太適宜在瑞典南部茂密的森林地區發揮。有鑒於此，該議會通過的新法案允許國王保有一支徵召自民兵的本土常備軍。在當時這個徵召制度在歐洲不得不說是一種創新，因為像這種全國集中性的兵役制度在歐洲其他地方的普及，至少要等到17世紀下半葉和18世紀初了。古斯塔夫二世統治時期，王室與農民代表間就兵役徵召問題頻頻在議會上進行磋商。在議會上王室代表必須解釋清楚徵召目的的合法性，以及徵召的具體執行措施。王室與農民代表需商定每次徵召的人數、徵召的範圍以及任何適用於管理該次徵召的具體法令法規。此類的磋商雖然通常在議會上進行，但王室代表也會基於一些許可的先例，直接與特定地區的代表談判，擬定徵召的細節。
徵召規模以及具體徵召的措施隨著不同時間在不斷變化。在近代早期，受徵召的農民往往被分為三個類別：擁有自己土地，向王室繳納賦稅的自耕農、依附於王室的土地向王室繳納地租的王室佃農以及租用貴族土地，向領主繳納地租的普通佃農。自耕農與王室佃農享有較高的政治地位，有權力選舉自己的農民議員代表，而普通佃農則沒有自己的代表，因為大眾普遍相信他們所依附的土地主所選出的貴族議員已經可以代表他們的利益。除此以外，自耕農與王室佃農對其耕作的土地享有繼承權，從而能更好地保障其土地的權益，相比之下，普通佃農在經過了六年的保護期以後，就有可能隨時被領主收回其所租用的土地。即便如此，自耕農與王室佃農所享有的更高權利，也要基於完成必需的效忠義務，尤其是兵役義務的基礎之上：在1616～1626年間的兵役徵召都是基於所有15至60歲的男性自耕農及王室佃農進行的。上述的所有男性，不論是否為一家之長、子嗣或者家裡的僕從，都被按照10人編成一個徵召單位「Rotar」。每當王室需要徵兵時，每一個Rotar里便需要出一名男丁服兵役。
相比之下，普通佃農被徵召當兵的概率要小很多，因為普通佃農的Rotar是按照20人一組為單位編製的，而且直接在貴族宅邸的土地上服務的佃農還可豁免兵役。然而，雖然被徵召的概率更小，選擇哪些男性佃農出去當兵的決定權卻歸他們的領主所有。這就造成了貴族們可以借用這項權力，任意懲罰那些在他土地上耕作的佃農。這裡插一個悲慘的小故事作為例子，時間大概是在1647的聖誕節，Ingemar Lasson是一個普通佃農家庭的主人，他的大兒子在哥德堡謀生，小兒子Sven只有13歲，在他們的地主Stake家裡當傭人。這年聖誕假期，Sven回到家，向父母哭訴他在地主家工作時受到的虐待，並苦苦哀求父母在來年不要再把他送回地主家裡——然而他的父母堅決不同意，因為一旦小Sven觸怒了地主老爺，後者將很有可能把他的父親Ingemar直接選去前線當兵，這對當時瑞典的下層百姓來說基本無異於宣判死刑。萬般無奈，Sven必須接受屬於他的命運，但就在聖誕假期結束後的那天清晨，當Lasson夫婦推開房間的門卻發現，Sven早已經上吊自盡…………
這就是這個時代大部分瑞典普通佃農家庭生活的真實寫照。擁有土地的貴族不僅僅會將任何惹怒他或者敢於反抗他的佃農家男丁送去戰場，他們還會刻意運用這種權力反覆地從某一固定的土地上抽取男丁當兵，以期能夠完全摧毀在某一土地上耕作的佃農家庭，方便貴族更好地控制他的土地。1640年代一個名叫Matts Creutzhammar的貴族就曾運用這種策略迫使特定的佃農家庭逃離他們耕作的土地，從而令Matts Creutzhammar可以名正言順地收回其對於土地的權利。根據Antti Kujala在《The Crown, the Nobility, and the Peasants 1630– 1713》一文中的研究，貴族經常傾向於剝奪佃農的權利，尤其是對於土地租用的繼承權。一旦佃農們放棄了這項繼承權，貴族就更加容易能將他們攆出自己的土地，或者強迫其延長負擔各種勞役的時間。
除了約束佃農或者以竊取佃農的土地權為目的以外，有的貴族則是純粹運用暴力脅迫來行使這項權力，強迫任何一位佃農家庭的男丁上戰場。一位名叫Reinhold B?ning的貴族於1642年被收到法院的傳喚，原因是他被指暴力襲擊了一位佃戶家的年輕男孩。根據證人的證詞，Reinhold B?ning強行闖入了一位佃戶的家裡，當著男孩母親的面將男孩的頭髮剃掉，並宣布他將作為士兵被送上戰場。
儘管遭受了來自貴族的各種不公正的壓迫，普通佃戶至少還享有更低的徵召率這一可憐的特權，然而當戰事吃緊的時候，他們連這項特權也可能被剝奪。隨著1620年代後瑞典的瓦薩王室頻頻介入了與波蘭以及之後的德意志戰事，王室對兵役的需求也急劇增加。到了1627年，貴族代表們同意將他們佃戶的男丁徵召單位從20人下降為10人，也就是說，從此時開始，普通佃戶需承受與自耕農以及王家佃農一樣的徵召率。這個徵召標準被一直維持到了1635年才在巨大的反對聲中做出了調整。根據新調整的徵召率，自耕農和王家佃農的徵召單位上升為15人，普通佃農的徵召單位則上調為30人，但到了1641年這個比率又被重新調整為10人與20人，也就是恢復到了1620年代前的徵召水平。
1642年，一個更受農民歡迎的兵役改革制度出爐。根據新規，兵役的徵召單位不再以男丁數量為基數，而改以耕地的數量為準。自耕農和王家佃農中每十塊耕地抽一丁，普通佃戶每二十塊耕地抽一丁，每塊耕地中的男性輪流服役。農民之所以更加歡迎這個新規，是因為這個規定有效防止了一個擁有較多男丁的家庭遭到惡意的反覆徵調，兵役開始成為一種相對來說更為公平，和賦稅一樣由整個社區的農民共同承擔的義務。
當議會同意徵兵之後，一個由王室和地方社區的代表官員共同組成的委員會會組織徵兵事宜，在此其中王室會選派軍政或者民政專員來代表他的利益，包括地方省督、組建團的上校或其他軍官、地方法院人員以及威望較高的本地貴族。他們的職責包括與地方代表接觸，通知他們徵召的命令，並為徵兵的具體時間和地點做出規劃。
代表地方利益的團體則由本地的教區牧師、治安官以及教區議會的成員組成。牧師在其中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因為他們往往是社區中第一個從教堂獲知徵兵命令之具體細節的人物，同時也是通過佈道來宣傳王室徵兵命令之正當性的關鍵人物，是王室與地方社區之間溝通的渠道。除此以外，這些牧師也負責起草該教區範圍內所有適齡男性的名單以作為兵役徵召的基礎（側面可以看出，直到17世紀的瑞典，地方的統計和文書工作仍然大量集中在牧師手裡，鄉村的受教育普及程度堪憂）。在古斯塔夫二世統治時代，王室要求教區牧師對下轄的丁口情況保持嚴格的記錄，包括出生年月、死亡日期以及其他任何與遷入/遷出該教區有關的信息。由於牧師掌握著本教區最為完整的人口信息，自然也最適合承擔記錄的責任。如果牧師的記錄出現了問題，教區內的治安官和司法人員有責任協助核查及更正該記錄。王室特別希望這些丁口記錄不會放過任何一個潛在的兵役人口，故對記錄的準確性採取了嚴格的獎懲措施：一旦發現任何一個適合服役的男性沒有被包括在清單里，相關的地方官員都要被課以罰款。
當舉行徵召大會時，一個社區內所有的適服役男子都必須出席，任何不出席的人都有可能受到重額罰款。在會議上，地方長官會把所有男子編組成不同的徵召單位，然後從每單位抽一人服役。抽取兵丁的一大原則是不會對農業勞動力產生影響，以保證王室的稅基。因此，能夠服役最長時間的年輕人會被優先選擇。相比每個家庭中的一家之長，徵召委員會更傾向於徵召一個家庭中的兒子或者僕人。老弱病殘群體可免予服役，另外寡婦家的男子或者一個家庭中唯一的男丁通常也不會被徵召。沒有工作的遊手好閒之徒基本上屬於每次徵召必中，因為王室相信這些人沒有給社會帶來任何貢獻，在每次徵召的命令中都會交代委員會務必將這類人群扔到軍隊裡面。然而上述這些只是理論上徵召工作應遵循的原則，實際上在長期戰爭期間，徵召的次數十分頻繁，對服役男丁的需求量也極高，徵召委員會往往選擇放棄這些原則，以完成徵募為第一要務。
對於1620-1630年代瑞典和芬蘭部分地區的研究表明，兵役徵召的頻繁性已經給社區人口帶來極高的傷害。以V?sterbotten的Bygde?教區為例，徵召對農業生產帶來了災難性的損害。1620-1639年間，這個教區只有5年豁免被徵兵。在250個農民家庭中，政府一共徵召了236人，其中215人死於服役期間。結果，這個教區里15-60歲的男性數目，從1621年的468人下降到了1639年的288人。
類似的數據也可以在芬蘭的Kronoby教區找到。在1627-1640年間，王室對這個教區進行了8此徵召，導致85個農民家庭中有多達114人被送進了軍隊。在此期間，服役男子的死亡率與Bygde?教區的例子接近，1627年徵召的11人中，有6人死亡，1人當了逃兵。1628年徵召了10人，服役期間的死亡率也達到了七成。
節選自《Courage and Grief：Women and Sweden』s Thirty Years』 War》by Mary Elizabeth A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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