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嘉健：我們如何走出躁鬱性人格？———— 反思我們任性的社會心理

呂嘉健：我們如何走出躁鬱性人格？ （第2頁）_愛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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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所有的問題，實際上都是個體的問題。如果個體能改變，那麼世界的進程也能改變。

—— 托馬斯?Ａ?哈里森

讓每個人變成一個更好的自己。

—— 馬修·阿諾德

本文無意於討論特殊階層人群和公權力政治問題，只是從普通人生活政治方面的「人際關係相互影響方式」來探討一個時代的集體心性和由此導致的社會狀況。當下或許是中國社會充滿種種麻煩糾結和人際關係相當緊張的漫長時期，原因大約有三：第一是中國正處在一個社會和人性裂變、較勁的過渡階段；第二是這個社會的制度建構嚴重滯後於經濟發展和社會心理需求；第三與多數中國人習慣里不加克制的張狂而小心眼之心性息息相關。—— 在一個人口高度密集而人人發奮圖強競爭和享受的初級城市化環境里，任性必然導致頻密爆發緊張性的公共關係狀況。

一、在過渡社會裡過度任性而無法自我更新的族群

現在時在中國較有代表性的人格是：既躁又郁。躁是急躁，驕傲，張揚，任性，暴力（包括語言暴力），粗鄙，專橫和自以為是。郁是鬱悶，莫名的壓抑，不滿意，易怒，對抗性，找不到結論和因果關係的發泄，沒有出路的沮喪等等。越較勁越無法解套，則越是躁鬱。

這種躁鬱性人格心理是在狂飆突進式的進步中，而整個社會的根本問題無法解構、危機重疊這樣一個環境中產生的。我們成了偽現代社會的「套中人」：躁鬱是心性掙扎的表現。觀念既過度粗放式開放，又在被慣性束縛的兩難困境之套中掙扎，這個「套」既是政治正確的觀念捆綁的，也是自我慣性依賴束縛的。在這個過渡社會，很多中國人表現為過度折騰：既過度任性發泄，又無能自我更新。正如魯迅所言：我們不自覺地榨出皮袍下的「小」來。

讓我們從現象途徑來重新體驗一下：據本年3月3日瀋陽晚報報道，3月2日12時許，一輛181路公交車停在了瀋陽輕工街十路附近，不能繼續行駛，因為一位老太太訛上了它。公交車有沒有撞到那位老太？不僅公交車司機否認，一車的乘客都看得明明白白。司機看到老太太倒地要上前攙扶，結果被訛上了。車上的乘客異口同聲地譴責這位老太太。但無論如何調解，老太太依舊不依不饒。經過幾番討價還價，最終司機還是用20元「賠償」了老太太。拿到了20元「賠償」，老太太離開了現場。這20元算什麼「賠償」呢？如果真是撞了老太太，別說這20元不能算數，受到「傷害」的老太太也根本不會答應。但是本來「不依不饒」的老太太，拿到微不足道的20元錢的「賠償」竟然一聲不吭地走了。這說明司機是無辜的，老太太純屬訛人。—— 我們可以說：這個老太太就象中國文學中的典型人物。

不妨分析一下老太太跌倒之後的心理狀態：她是死皮賴臉地佔小便宜的慣性發作呢，還是對公交車靠近自己造成的驚恐感壓迫感發泄惡劣心態？她需要將自我的沮喪和損失找到一個轉嫁危機的出口，公交車就成了合理轉移的對象。因為你這個龐然大物突然停在了我的面前，你就是把我嚇著了所以你必須承認你的過錯。我們看到了一種熟悉的很頑強的階級鬥爭性格，頗有革命時代死纏爛打將鬥爭進行到底之大無畏精神。鬱悶，較勁，無恥，無畏。

中國人的自私自利心性有這樣的特點：融合著佔小便宜的貪心、輸不起心態、將自我失敗歸因於他者甚至尋租獲得補償之心理，「羨慕嫉妒恨」是最好的概括。別人的富裕、祥和成了失意者轉嫁失落心理的對象。很多老人自己摔倒後，嫁禍於前來救助的路人，一方面是自己跌倒後的沮喪需要發泄，另一方面是不願意自己受傷的醫療費用由子女承擔，於是習慣於尋找替罪羊。這種「替罪羊心理」從我們兒童時的父母教育習慣可以看到：孩子跌倒了，父母教孩子跺地、摔打桌子，讓TA得到發泄轉移的平復。我們還能聯想到：革命時代嫁禍於人的鼓動暴動方式就是：將窮人的貧困歸因於富人的發達，號召窮人打倒土豪，革命的主要手段就是通過奪取和佔領資本家的財產以至女人來補償自己失敗的狀況。在鬥爭中，窮人得到了不勞而獲的狂喜，而鼓動者得到了權力。49之後，持續不斷地進行階級鬥爭，事實上帶有部分的轉移政治當局治理失敗的策略心理因素。這種早年的「革命的父母意識」深深地在這一輩中老年人之潛意識裡扎了根，今天自然而然地回報給這個社會。

一個小夥子在火鍋店工作，因為他認為受到了客戶的刁難，於是非常氣憤的用開水淋了一位孕婦。據說小夥子平時一直是一個被同事評價為不錯的人，但是眨眼間沖昏了頭腦，竟然罔顧開水會高度燙傷的惡果。這種動輒暴發、不顧一切後果的躁勁顯然是整個社會流行心理的心性傳染影響所致。不過也要從互動的角度來分析，這位孕婦氣焰囂張，她要為自己狂妄挑釁他人的躁性負上不可推卸的責任。我們大家都任性得很像一個孩子。延展來看，不少牛逼的成功人士，資本充裕，事業前景光輝燦爛，金屋寶馬，典型的精英代表，但他們總是感覺到情緒抑制不住地焦躁。在公司里常常因為一些小事譬如一個職員離職或者下屬工作失誤，莫名其妙地就藉機大罵一頓。有些傑出人士甚至會和小區保安動手打架。

我的一個外侄女Ｎ最近隨母親從澳洲到中國訪問，回來後問其最直接的印象，這個ABC華裔，悉尼大學一年級女生用簡潔的話總結了三條：無論什麼人碰在一起就會爭吵，無論什麼事遇到就會抱怨和投訴，無論什麼東西想要就會去搶和計較。沒有看見過寬容和沉默低調的人。

Ｎ給出的事例是：她看到自己的親戚在高鐵上，與前面座位的乘客為了座位向後傾斜的問題發生爭執。她的親戚認為你將座位後傾了，我們的空間就變狹窄了，感覺不舒服，大白天的你睡什麼覺！前座乘客認為既然這些座位設置了可以後傾的功能，我想睡覺，就可以後傾。雙方各執一詞，不可轉圜。後來Ｎ只好出面，自己和媽咪跟親戚們換了座位，事情才勉強過去了。

另一個事例是，她們出外旅行的時候，要乘坐的火車誤點超過半小時了，正值春運期間，增加了很多火車班次，火車到站卻不能進站，要等候一輛一輛的火車發出，騰出車軌才能進站。但是親戚們卻不能理解，牢騷滿腹，一次再次無數次去質問責備站台服務員，將抱怨傾瀉到服務員身上，服務員除了說明當前困難狀況外，愛莫能助，於是Ｎ的親戚氣沖沖地不斷打電話到鐵路局調度室去投訴。越投訴越憤怒，在站台上如困獸暴怒，怒髮衝冠，走來走去，自我折騰不休。—— 與其說TA們沒有理解力，毋寧說TA們根本就不想去理解事理。

這是一個多數人精進裂變、高速發展的階段，改革如果無法滿足人性的需求，人們只有政治歸因的求全責備，越是群情輿論洶湧，政治越是高危，而越是小心翼翼地保守維穩，制度的改革越是遲鈍，人們的心理便越是壓抑。所以雖說這是一個最利於變身的時代、也是心理最容易動輒惡劣變態的時代。奮發圖強的人們都是折騰不休的群體，人人積极參与製造麻煩，必然也是一個小心眼的社會。「奮發圖強」有不同的層次，從小立志做學霸將清華麻省哈佛都念完然後在華爾街叱詫風雲的人是奮發圖強，在底層和邊緣地帶做地頭蛇流氓中介搶奪利益的人也是發奮圖強。中國社會的傳統是後者這個階層特別發達，幾千年下來，他們和潛規則一起發育積澱，同時將自身強大的流氓性格傳播影響到全社會。在一個沸騰的社會裡折騰，人們都要有渾身解數的「躁性」和「攪局功夫」。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帶著三分躁性才能接招。

「不安全感」既是多數人的存在感，也是防範、攻擊性和互害心理的基礎。事實上人人參與過度追逐利益而損害他人的現象泛濫著而始終沒有制約，媒體上傳播著每一個放大了的敏感的負面信息，轉而使人與人之間嚴重不信任。一個白領在博客里寫道：「這種不安全感，或者說是病態，已經深入骨髓。我們都是這個時代的病人，卻看不到痊癒的希望。」（1）

更嚴峻的是失去了生存在這個國家和社會裡的集體認同！這個白領寫道：「作為家鄉回不去、常住地不接納的異鄉人，我們此生註定漂泊。我們的孩子，如果有孩子的話，仍將找不到精神故鄉作為寄託，今天漂在北京，明天漂在異域，無根無牽掛。這樣想，孩子居然比我們還可憐，他們已經沒有身份認同了。」「有錢的，有權的，有能力的人都把資產、家屬子女往國外轉了。

人人都知道自由的寶貴，人人都想要免於貧窮和恐懼，可是在可以看見的未來，我們依然難免陷入貧窮和恐懼之中。生活在這樣的社會裡，我們每日在內心裡戰戰兢兢，卻又暗自慶幸自己的小聰明，總以為自己不會輕易成為那個被指認用十分鐘打了一次飛機的倒霉蛋，總以為危險、侵害這樣的小概率事件和自己無關，可是，誰又知道下一分鐘會發生什麼呢?」（2）不被認同一定躁鬱。

凡是一個社會高速發展和從落後貧困國家快速進入中等發達國家之過程中，都會經歷一個「麻煩與心理糾結時代」。一面是全體人群擴張性的性格表現和意志追求，一面是全社會原有空間陡然陷入擠迫狀態，再一面是傳統心性依然主導著深層次的潛意識，價值觀空前的糾結甚至混亂，一切都是不確定性的，全社會缺乏穩定的道德判斷標準，結果是所有人都會不自覺地暴露自我弱智的、缺陷性的和未經深思熟慮的心智性情。當你意氣風發地洗腳上田之後，你不再保持從容不迫和慎重克制的心態，你張揚和任性，你常常面對各種新鮮難題而不得不匆匆揮斥方遒，人人都急不可待，焦慮和不夠寬容，對待他者時刻暴露出刻薄計較和鬥爭的態勢。這是一個擁擠的個人主義競爭的狀態。誰叫你生活在一個14億人口而又大一統的不善於自治的社會，何況還要扎堆在一個超大型的兩三千萬人口的大都市。

彼得?德魯克在解釋德國法西斯之所以獲得全民族的支持時精闢地指出：「群眾的絕望，才是理解法西斯主義的關鍵。」此處的「絕望」既不是群體的心理幻覺，也不是政治宣傳的扭曲結果，而是社會力量此消彼長以及社會結構變遷所導致的公共政治文化心理的真實體現。一言以蔽之，所謂群眾的絕望乃是由「舊秩序瓦解又缺乏新秩序所造成的絕望」。（3）

那麼也可以說，中國國民的躁鬱症人格，既是因為舊秩序瓦解又缺乏新秩序造成的絕望之社會心理所致，也是傳統文化積澱之心性的慣性流露。值得注意的是，躁鬱性人格的國民，會特別期待國家主義的強人政治狀況和民族復興的張揚，這是個人權力人格與整體主義權力張揚表現的一致性。偏偏這個國家正在忙著向世界證明中國崛起和民族復興的大業，卻刻意迴避解決本土內部的社會治理與制度建構之難題。於是期待強人治世的國民一直失望著，持久地鬱悶著，層累地煩躁著，卻完全忘記了學會自治、合作和自我剋制，在個人現代化心性方面，始終缺乏漸入佳境的進化。

二、孩子氣的任性與「成人意識」的重建

當下不少國人在公共社會裡的種種表現，像兒童一樣任性，加上由歷史慣性養成的勢利心性，一旦得到經濟成功後任性釋放的機會，真有「小人得志」的作派。一個由「躁鬱性人格」的群體組成的社會，難免表現出張狂的和小心眼的態勢。

以下是一條報道。據《華西都市報》消息，5月3日中午，在從達州到成都東的D5185次動車上，四川達州石橋八旬老人李某，準備到華西醫院看病，因節後人多隻買到從達州到營山的座位，後借座於鄰座。到南充後，被剛上車的年輕女大學生「請」起來，老人女兒懇請能否擠一擠，被拒。老人挽扶著往後走，後面兩排年輕人也沒有起身讓座。大約5分鐘後，前面一中年男子將老人讓到自己位置。老人女兒說：「年輕人啊，應該多學學。」結果遭到美女反擊：「坐自己位置錯了嗎？！」後感覺委屈的大學生流著淚給朋友打電話講遭遇。

強迫別人讓座，就好象一個小孩嫉妒他人的好東西，有些無賴地去搶，得不到就用大道理教訓別人，甚至打架。自己想要，就不管權利界限，或者依仗著某些特權，就想強硬獲得，沒有從他者立場考慮他人是否有正當權利。有些老人家就是這樣的孩子氣！自己對自己缺乏負責任的態度，更沒有安排好自己一切事務的成熟能力，也沒有理解他人具有個人正當權利的慣例意識。在高鐵上的定座票，完全沒有理由要求人家讓座。在長途旅行和遠途奔赴治療的過程中，你應該有周密的計劃和充分的條件準備，考慮到種種不方便的心理應對，而不能夠以依賴心發展出無賴心。要考慮到在各種困難情況下將要有解決的措施，不要期待別人應該照顧你，更不能幼稚地在一個理性的環境里期待道德成為主角。因為每一個人都有同樣平等的權利。

關於在公車上是否應該讓座的問題，在中國竟然一而再再而無數次地糾纏不休，爭議，動手直至吵上網路輿論，就這麼一件小事都如此麻煩，糾結者似乎智力上有缺陷，更多的是小心眼置氣。讓座是自願的美德，不讓座是理所當然的權利。不可讓渡的權利和自己對自己負責的觀念，既是常識，更是現代觀念，偏偏索要座位的人就不能明白。是別人的權益，你不能強迫人家放棄，換位想想自己的立場，就能夠釋然。不能因為你想舒服就要別人不舒服，你要別人無私的時候，最好反思自己是否可以做得到。例如張揚展示廣場舞的大媽們，也是如此的孩子氣任性和缺乏公平意識。

成熟的都市人會有在「現代陌生人社會」之「現代獨立性心性能力」，還具有較高的認知複雜性，能夠將感覺到的東西與其前後關係相分離而保持距離的能力，可以看到任何感覺情形中更多的方面和關係。就是說，具有現場依賴性的人會根據參考物使自己隨時適應環境，他的感覺是全面的。既明白所有人都是陌生人，但每個人同時有會意默契的合作意識，知道在什麼地方要各自謙讓，互相尊重，不會有過度張揚自己權益的言行，也有足夠的獨立性保護自我的權益。知道在什麼地方做什麼是一種都市的自覺意識，也是都市人的情商和智商。反之，是僵化的人。僵化指的是當環境的需要已經改變時，其反應仍固守不變。對於剛剛迅速進入都市化的中國人而言，會不約而同地犯了公共空間現場排斥性心理障礙，如果多數人都是都市的「外來者」的話，互相之間的不適應性、心理排斥感會較強，還會有在都市空間不自覺地運用小地方觀念來看待問題的慣性。於是衝突會不斷發生甚至可能不斷升級。

社會心理學指出：理解事理要從人對情境的反應來看問題，而不是只從社會存在的形勢來看。「社會環境和個人之間的關係是相互的。不僅僅情境會影響人們的行為，人們的行為也取決於他們對周圍社會環境的詮釋和解讀。事實上，了解人們如何知覺、理解或解釋社會環境比了解客觀社會環境本身更為重要。」（4）所以中國問題不僅僅是社會狀況的困難或者管理不善、制度不改革導致的嚴重障礙，重要的是人們對種種問題情境的心性反應造成並加劇了社會衝突。如果多數中國人在一個快速發展而人口極度密集的社會裡有成熟而寬容的心性，則這個社會會給人溫暖的感覺，會在平和與合作的狀況下有規則地運行。所謂成熟，無非就是運用個人的「成人意識」理性地自治，剋制地合作，反思性地處理問題。理性與合作，意味著平等善良地互相對待。

如果排除公權力失去了信任所造成的壓抑性原因，那麼每一個成年人應該反問自己：我是否需要對社會緊張狀態負責？這裡引用心理學的一個重要觀點：「世界上所有的問題，實際上都是個體的問題。如果個體能改變，那麼世界的進程也能改變。」（5）

個體的改變是緩解全社會緊張關係的關鍵，我們無法期待別人改變和制度完善後自己才可以心平氣和起來。將責任歸因於環境不良而放任自己躁鬱發作的，是典型的弱者心性。從受過傷害的經驗中過來的神經質的弱者，緊緊地握著互害的矛，不敢有寬容平等之心。舊觀念何其根深蒂固，與舊習慣水乳交融地互為作用著。在個人心性進化中，自我觀念的啟蒙有最重要的作用。

現在多數中年以上的中國人有一個不健康的早年經驗（思想改造等政治運動、階級鬥爭、大饑荒和文革，而喪失了正規的教育），曾經有革命家長的強制性教育體驗，成長以後，所有言行表現都會帶著根深蒂固的兒童意識和父母意識，這些固執的童年經驗和家長意志佔領著他們的成人意識，心理學稱為「成人意識的污染」：即時常表現得像一個兒童，或者無意識地重複自己父母處理問題的模式，始終沒有隨著時代進步而成長出適應當下現代化社會的公民意識。精神性格既沒有成長，也沒有辦法扔掉自己中年以前的強大陰影。—— 早年是不自覺的惡劣品行，現在則被譽為「壞人變老」。更糟糕的是，老爸老媽惡劣，養育出來的子女也會跟著粗鄙和壞脾氣。當大家走到公共社會的時候，人人都亮出了動輒對立的躁鬱性，於是難以找到一個和諧合作的公共理性的通道。

在一個人人爭先恐後的擁擠的社會，當然會有很多緊張性狀況，或者資源不濟，或者互相妨礙，或者因為不同的個人意志性格之間的分歧，只要出現小事故，如果不是人人習慣性退避三舍，則勢必在張揚性的和任性的言行中損及他人。很多人根本想不到自己的言行之肆無忌憚對別人的損害性。沒有意識到以習慣性的「敵-我、自我-異己」的二元對立思維方式處理問題，就會使小事迅速升級至對立狀態。旁觀者常常可以看到這些衝突雙方都像小孩一樣任性，也很像早年的革命者一樣極端和帶著暴力心性。面對社會問題，我們習慣把問題的出現歸因於政府，要麼是別人，總之「自我豁免責任」。

《歡樂頌》里成功人士有一警句：「常與同好爭高下，不共傻瓜論短長。」可惜到處都會遇到知性堵塞而兼固執的傻瓜，真是想不與你論短長卻使我有說不清的鬱悶！現在我們的社會缺乏共識，觀念不一樣的人在一個密切交集的公共社會裡擁擠，無法探討短與長，被迫近距離親密接觸不明事理的人，你是多麼的彆扭！你只好將對方看作傻瓜，於是更引致紛紛擾擾持續不斷的躁鬱衝突。

作為一個成熟的社會人，理解人的心理比什麼都重要。做一個明白人，重要的前提是：反思你自己是怎麼想的，同時明白周圍的環境怎麼樣，在人際關係中理解他者的心理狀態。這是所有事情的出發點。人性的心理規律是：你總是根據自己主觀心態的投射來決定你的判斷，然後形成你自以為是的認知，你的事實判斷會是個人偏見預設的判斷，所以有必要學習做一個具有自我心理分析功能和善於反思的人，還應當是一個冷靜者。遇事也從對方的立場看看，抽身從周圍的情勢來考慮。簡單地說，即便說一句話，也要考慮是否損害了他人的尊嚴，自己是否講道理。

「非誠勿擾」有一期節目，一個桂林姑娘，可謂端嫻嫵媚，氣質不俗，可惜她一開口說話就讓人覺得匪夷所思：「我們桂林有兩種美食很著名，一種是炸耗子，一種是炸小強，就是蟑螂。請問男嘉賓，如果我給你留燈，你願意跟我到桂林去吃這兩種美食嗎？」來自成都的男嘉賓張惶失措，說，「我雖然自己開餐館賣辣肉串，但是我從來沒有吃過耗子和蟑螂，對不起，說實話我真的不敢吃，也不想吃這些東西。」結果桂林姑娘就乾脆斬截地滅了成都男的燈。My God！我的媽！想不到這個桂林美女空長了一副好皮囊，如果不是弱智怪誕就是計謀齷齪，或者是小心眼，或者是故意玩弄對方。假如只是憑著不能跟你一樣熱愛耗子和蟑螂，就失去了和你談戀愛的資格，那麼這個朋友還是不要交的好。桂林人在飲食上是否這麼奇葩，我還真是聞所未聞。

她的表現似乎提醒我們：某些中國人下意識里常常表現出不夠誠實善良的惡作劇心性，一點兒都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卑劣。主持人孟非就不留情面地指出那位桂林姑娘心機不正：不喜歡別人的時候，就用吃老鼠和蟑螂來捉弄對方；當喜歡某男嘉賓時，就不再提老鼠蟑螂的要求了。這種行為不夠善良，更缺失光明正大的坦誠。再舉個例子：某位在外企工作的年輕人有過這樣的經驗：「我曾經歷過這樣的事情，公司讓我為我的美國上司找房子租住，當我找到一間別墅，並跟上司一起去看房子時，房主對待我上司的態度殷勤得可怕，而她因為會講英語，直接跟對方交流，對我則猶如對一個奴才一樣，不但把我晾在一邊，連茶水都只遞給我上司。到了走的時候，也只跟老外告別，理都不理他身邊的我。我們走了之後，我發現上司對她的殷勤並沒有什麼好感，也沒要她的房子。」（6）

這便是國人習以為常的勢利。勢利的本質是權力意識和奴才心性，根據對象表現自我性格。凡是心中有強烈的勢利等級觀念者，會時刻存了蔑視普通人的心理，對待沒有利益關係的陌生人，便顯出盛氣凌人的態度。帶著嚴酷的挑剔心理在公共社會裡行走，隨時隨地自然而然地任性指責他人，帶著冷冰冰的排斥性的攻擊性態度乘風而來，拂袖而去。當很多人都這樣地自以為是，秉持著居高臨下的態勢相處，不打架才怪呢。一邊是躁鬱性人格，一邊是自卑性心理。互相瞧不起的人群，時刻防範，拒絕共識，沒有默契，帶著不差錢的驕傲，行走在猜忌厭惡的大街上，有什麼幸福感！—— 質言之：一個以不平等心性為普遍常態的公共社會，勢必是一個緊張的和小心眼的社會。

上述種種躁鬱性人格表現，從深層次上說，就是早年原型潛意識的執著的發揚光大，主要是習慣性二元對立思維、惡性歸因心理、諉過他人、責備外部環境心理等等。這是一個文化報應，一個並非隨著歷史過去而消失了的人性之固執投射。即使像「勢利」這樣的心性，也是過去時代專制壓迫和階級鬥爭緊張關係下形成的權力、勢力優勢心態的遺傳。延伸來看，如果多數國人都認為在國際關係上還是「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的對立鬥爭思維和陰謀論焦慮症，那麼在對待本國人的態度上，也肯定是相應的心性表現。人們僅僅生活在「自我知覺的主觀現象世界」，這個「知覺」並非沒有由來的。

據心理學「人際關係相互影響方式」的理論，每個人身上都有三種本性或三種意識，簡稱P-A-C，Parent父母意識；Adult成人意識；Child兒童意識。兒童意識是一種沒有辨別力的、未進行邏輯思維的、不假思索的反應，總是以「情感反應方式」出現。在每個人的童年時期，因為自己的弱勢，而會帶著「我不好-你好」的負面心理。而父母意識則是家長權威對自己教育留下的規訓記憶，是訓誡、命令或縱容，父母意識是昔日傳統陳舊的文化-社會觀念，這種意識常常是「你不好-我不好」的壓迫感。成人意識則是每一個人成功地處理了其兒童意識和父母意識，經過反思之後發展出來的理性，是「我好-你好」的態度，它不是情感，它代表著獨立-自由-反思-信息處理和理智。（7）凡是我們發現一個成年人很任性，表現出很多負面情緒，則是其兒童意識頑固的張揚；有些成年人守舊固執如其父母，缺乏自我積極性和創造性，則是生活在父母意識的陰影中。這二者都是成人意識尚未成熟。

羅素指出：「許多成年人仍在心中堅信他們小時候被灌輸進去的東西。」對此應該有一個反思。「成人意識」是一台信息處理的計算機，他的成熟在於TA具有「獨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時常反思和重新建構從兒童時代以來習得的文化經驗和通過教育得到的知識觀念。成人意識更代表著一個公共理性，懂得怎樣與人合作，在進取和讓步、傳統和進化之間平衡，高明而道中庸。走出躁鬱性人格並非易事，按普朗克原理，只有等待一代人都消失了，他們所代表的舊觀念才會失去市場；或者哈耶克的理論更合乎實際：世界是在社會市場的調整下漸進地、潛移默化地進步的。只是生活在當下的每一個成年人，假若常常抱持節制謹慎和清醒反思的心性，以公共理性為自我立身行事的原則，越來越多的人如此，「讓每個人變成一個更好的自己」，則我們的社會會更可愛一些，我們自我的幸福感才會生長起來。這才叫做真正的現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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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釋：

　　 (1）(2）李志題：我們這些人，本想改變命運，最終卻淪為精神病人，鳳凰博客，2016-05-20

　　 (3）轉引自周濂：「非經濟社會」的誘惑再現，《東方早報上海書評》第380期，2016年5月15日

　　 （4）【美】埃略特?阿倫森等：《社會心理學》（第8版），侯玉波、朱穎等譯，P9，機械工業出版社，2014-8

　　 （5）(7）【美】托馬斯?Ａ?哈里森：《我好！你好！》，P11,陳朴等譯，光明日報出版社，1988-6

　　 (6）上杉謙信：什麼樣的中國，才會讓外國人覺得中國很強大，知乎，2016-5-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