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族問題的歷史與現狀

中國民族問題的歷史與現狀

[ 來源：中國民族宗教網 | 發布日期：2014-06-21 ]

　　摘要：民族問題在許多國家都是一個非常敏感而又重要的問題，無論是政府部門、知識階層還是普通民眾，對於中國民族問題的重要性都有了新的認識。要解決中國民族關係問題，就要淡化各少數民族的「民族」意識，強化中華民族的「民族」意識和國民意識、公民意識。真正要加強的政治認同的對象應當是「中華民族」，而不是各自所屬的「民族」，對於56個「民族」這一層面的群體的認同，應該逐步「去政治化」，保留各自傳統的文化認同，尊重各自不同的文化傳統，包括語言、宗教和生活習俗。

　　關鍵詞：中國民族問題;民族源流;民族識別;民族政策

　　民族問題在許多國家都是一個非常敏感而又非常重要的問題。自從發生了拉薩「3·14」事件和烏魯木齊「7.5」事件之後，無論是政府部門、知識階層、大學生還是中國的普通民眾，對於中國的民族問題的重要性，都有了一些新的認識。在以民族問題為研究對象的各個學科，在基礎理論、研究方法和分析視角上都有各自的學科特點，我自己的學科背景是社會學，所以想從社會學的角度去分析一下中國的民族問題，可能會提出一些和具有其他學科背景的學者不完全相同的看法。

　　一、「民族」一詞的源流

　　今天我們就從「民族」這個核心概念、這兩個字講起。這兩個漢字，我們平時接觸得很多，比如民族理論、少數民族、民族政策等。但是仔細考察，我們會發現，實際上這個概念會同時應用在兩個不同的層面：一個層面是「中華民族」，和它相對應的是中華民族的「民族主義」。比如說前幾年南海撞機事件後我們對美國的反感，網民對法國總統薩科奇的批評，一些民眾自發抵制家樂福超市的行為，以及釣魚島撞船事件引發的抵制日貨等。

　　這些活動應當說反應出來的是我們中華民族的整體民族主義情緒。另外一個層面就是「五十六個民族」，如漢民族、藏民族、維吾爾民族、蒙古民族等等，和這個層面的「民族」群體相對應的有大漢族民族主義、××民族的地方民族主義。如果漢族中有狹隘的民族主義，就稱為「大漢族主義」;如果某個地區的少數民族提出有關本民族的各種訴求，也被一些人稱為「地方民族主義」。在過去幾十年的政治運動中，分析一下在當時曾經被戴上「地方民族主義」帽子的情況，如一些代表人物或具體事件，情況是十分複雜的。有的確實帶有政治分裂的傾向，大多數只是反映出有較鮮明「民族」意識的言論而己。

　　總的來說，現在我們在中國把「民族」這個詞同時用在兩個很不相同的層面，實際上是很不科學、很不準確的.在國內宣傳和國外交流中都會引起很多理解上的混亂。比如說我們批判某地區的「地方民族主義」，把它翻譯成英文regional nationalism，在西方讀者聽起來似乎像這個地方在發動政治獨立運動，其實它很可能僅僅是地方群體在資源開發、經濟利益、環境保護等方面的某種權益訴求，這些訴求在本質上跟其他國家追求政治的分裂和地方獨立的運動是完全不同的。但是，當我們把地方利益訴求簡單地說成「地方民族主義」，並翻譯成英文後，在外國人看來就是當地的政治勢力在進行國家分裂的活動。

　　「中華民族」我們現在翻譯成Chinese nation，在翻譯56個「民族」時把「民族」翻成nationality。這種譯法是從蘇聯那裡學來的，我們中國政府管轄的出版單位中有一個馬恩列斯編譯局，專門負責把他們的經典著作翻譯成中文，其他的出版社是不允許翻譯出版經典著作的，可以說是「官方譯本」。這個制度也是從蘇聯那裡學來的。20世紀30年代斯大林在蘇聯進行了民族識別，發表了不少關於民族問題的著作和文章，蘇聯的馬恩列斯編譯局需要向西方宣傳斯大林的民族理論，把俄文中的蘇聯各民族 (俄羅斯民族、烏克蘭民族、哈薩克民族等)譯成英文時，使用的英文術語就是nationality。所以在解放後，新中國的馬恩列斯編譯局，也把中國各「民族」譯成nationality。但是實際上，國際社會中對nationality在應用上指的是「國籍」，我們出國申請簽證，簽證申請表上要求所有的中國公民包括藏族、維吾爾族等，在「nationality」這一欄里都必須填「Chinese」。這就反映出我國的「民族」概念在漢字和英文的表達中，都存在一定的問題。

　　實際上英文的nation和nationality以及我們現在所使用的漢文中的「民族」，都不是產生於中國文化傳統的辭彙。在鴉片戰爭後，隨著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和西方文明的傳入，中國人才開始接觸具有現代政治含義的「民族」概念，而且用法始終存在內涵不清、邊界混亂的現象。

　　中國歷史上對各個部落群體，都是直呼其名，例如戰國時期的「犬戎」、 「東夷」，漢朝時期的「漢人」、 「匈奴」，清朝時期的「蒙古人」、「藏人」、「番人」、「滿人(旗人)」等，在群體名稱後面有時加個「人」，有時加個「部(落)」稱呼，並沒有把這些群體稱作「民族」。所以從中國古代的歷史典籍來看，不存在現在我們使用的「民族」概念。有些學者考證後認為，現代漢字「民族」這兩個字大概是在19個世紀後半葉，在1882- 1885年間由一些留日學生引進的。所以，現代歐洲的「民族」概念很可能主要是經由日本來到中國的。

　　那麼日本人又是從哪裡學到的呢?還是從西歐國家。18世紀初的時候，歐洲一些工業化發展較早的國家如荷蘭和法國，開始由原來的封建王權統治過渡到共和體制。過去在歐洲有教皇、法國國王、英國女王、奧匈帝國皇帝、那不勒斯國王等大大小小的王權國家。這種世襲封建王權割據的局面，限制了資金的流動，限制了產品的流動，限制了原材料的流動，限制了勞動力的流動，大量勞動力被束縛在封建莊園中。這給資本主義生產要素的跨地域流動造成很大的困難，原材料和商品過境必須給當地的封建領主交納很高的稅，這些都提高了生產和流通成本。在歐洲工業化開始發展之後，各國的第三階級、工商業者逐漸認識到這種割據的王權統治束縛了資本主義的發展。在啟蒙運動興起之後，第三階級在啟蒙運動的感召下提出民主政治理念，要求用社會契約替代王權統治。在這個歷史時期，新興的資產階級為了打破原來的王權體制，在建立新的政治制度中提出以「民族國家」來取代王國、帝國的政治訴求，提出了「民族」的概念，「民族主義」運動的目的，就是以「民族」為單元來建立「民族國家」。這就是西方「民族」概念的起端。

　　荷蘭的法學家格勞秀斯提出，民族主義的天然權力就是民族自決，就是以民族為單元建立民族國家 (nation-state)。按照英國研究民族主義的著名學者安東尼·史密斯的觀點，最早在西歐出現的民族主義思潮就是強調「民族自決」。那麼，世界上的「民族主義」有幾種類型呢?由於資本主義發展在世界各地是不同步的，啟蒙運動的影響是不同步的，各國知識階層和民眾對「民族」的理解和建立政體的訴求也各不相同。安東尼·史密斯提出了兩種類型的「民族主義」(nationalism)，一種是「civic model of nationalism」(公民的民族主義)，另一種是「ethnic model of nationalism」(族群的民族主義)。前者主要萌生在西歐，強調的是領土和法制，當然也包括了歷史、血緣等文化因素，但是以全體國民平等的「公民權」為核心，與現代思潮中的「平等、自由、共和」理念相聯繫。而族群的民族主義強調的則是傳統的血緣關係和歷史的共同記憶。東歐發展滯後於西歐，因此東歐民族國家的建構更加強調血緣、歷史;而西歐各國則更加強調領土和法制。所以，民族主義(「nationalism」)和民族國家的構建，最早是從西歐開始的，再逐步影響到東歐和其他地區。而民族主義觀念的擴展，實際上伴隨著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侵略。當西歐國家完成工業革命之後，建立起了幾個民族國家，資本主義要素的解放使這些國家在各方面發展非常快，科學技術推動了現代工業，開始擁有很強的經濟和軍事實力，同時醫學的發展也使人口迅速增加，對國家的經濟造成了很大的壓力，因而必然要對外進行軍事擴張。歐洲帝國主義在進行擴張的時候，一開始還打著經濟貿易的旗號，比如英國和荷蘭的「東印度公司」，後來建立直接的行政統治，到處建立殖民地政府。在西歐列強擴張掠奪的形勢下，各個被掠奪、被殖民的國家必然要對它採取某種回應。

　　以中國為例，作為當時統治者的清朝政府是如何回應的呢?在清朝建立不久的興盛時期，各方面相對比較強大，人口也比較多，當時處在封建割據態勢中的西歐各國也非常欣賞中國的文明和制度。例如中國有科舉制和完整的官僚晉陞體制，這多少給社會底層的人提供了一個向上流動、進入上層的機會，而當時西歐是世襲的，貴族永遠是貴族，農奴永遠是農奴;中國是一個地域遼闊的大一統國家，而面積與中國相似的歐洲是無數相對割據、彼此征戰的小王國。所以在啟蒙運動時期的許多歐洲思想家如伏爾泰等，都表達出對中華文明的欣賞。但是在鴉片戰爭之後，它們逐步發現中國實際上很虛弱，不堪一擊，在「弱肉強食」的歐洲「叢林法則」的指導下，開始侵略和瓜分中國的土地、礦藏，壟斷各種產業的貿易活動。

　　在這樣的嚴峻形勢下，中國面臨「亡國滅種」的威脅，中國的有識之士們被迫開始重新對把中國看成世界中央、先進文明的傳統觀念進行反思。

　　自春秋戰國時期開始，以孔子為代表，歷代中國人都認為「天下」的中央是中原的華夏之邦，四周都是不夠開化、有待「教化」的落後蠻夷。中原文化有一整套「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倫理體系。而當時四周的蠻夷，也認識到中原文化的先進方面，主動學習和吸收，當時的中原文化通過一種開放的態度，逐步把周圍的蠻夷都吸納進來 「以夏變夷」。就這樣，在兩千多年的過程里，通過這種開放態度和持續的教化，形成了一個龐大的中華文明體，把周邊許多群體都吸納、融合成了一個多元文明的政治實體。它的文明核心群體是漢人。1988年，費孝通先生髮表了一篇文章叫《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他從考古和歷史文獻當中得出結論說，中國各族的起源是多元的，後來再一步步融合為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最後在抵抗西方侵略的過程中，中華民族逐步從一個「自在的民族」成為一個「自覺的民族」。

　　所以，在中國的文化傳統中只有這樣的「華夷之辨」的天下觀，而沒有西歐主張民族主義、民族國家的概念。試問歐洲或其他地區可曾有像中國一樣連續幾千年朝代繼替、連續不間斷的朝代歷史?在中國不管是周邊的哪個族群，只要當時中原的皇帝昏庸無道，就有可能「入主中原」，建立自己的新政權，統治天下，而且委派重臣為前朝修史，表示本朝對前朝在文化和法統上的繼承性。而且，無論是哪朝哪代，是哪個族的首領出來當了皇帝，它實施統治的前提都是對中原文化傳統的尊重，表現對這一傳統的繼承性。如蒙古族人建立的元朝，滿族人建立的清朝都是如此。也正是由於有了這樣一個傳統，因此中華民族文化的主脈得以保留下來。

　　但是這個傳統的「天下」觀，被西方帝國主義的入侵打破了。當時的有識之士意識到， 「這是中國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他們開始思考中國如何轉型成為一個「民族國家」。首先中國至少需要在形式上轉變成一個西方模式的「主權國家」，建立正式的外交系統，在外交中符合國際法的規範，這樣才能夠進入西方國家法的法律體系，才能夠和西方國家簽訂條約，在國際上打官司。因此不得不引進西方相關的政治理論，對中國的領土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重新進行整合，來構建一個Chinese nation。當時中國的許多重要城市都有西方列強根據不平等條約侵佔的「租界」，英國支持西藏獨立、沙皇支持蒙古和新疆獨立。在這樣的形勢下，清朝在四川加快「改土歸流」，1884年在新疆設立行省，派駐藏大臣在拉薩建學校、郵電，推行新政。清政府通過在各地辦新學、練新軍等舉措，逐步推動政治整合。但是清政府參照西方的模式試圖在大清帝國領土上建立一個「民族國家」的進程，被辛亥革命打斷了。

　　在19世紀末期和20世紀初，國人對於「民族」的概念很混亂，有的人主張叫「中華國族」，有人提議叫「民族」。其實，最早所謂的蒙民族、藏民族是由日本人提出來的。日本想要瓜分中國，希望把這些族群都變成「民族」，這樣各「民族」可以根據歐洲的「民族自決」原則提出獨立的要求，日本再對這樣的要求給予全力支持，這樣就可以為日本的外交干涉和軍事侵略提供合法性，以便肢解中國。當時很多留日的中國學者，再翻譯日本的各種政治、外交著作時，未加仔細思考，便把日本的「民族」這個辭彙和對中國的應用(「蒙古民族」、「漢民族」等)都原原本本地都翻譯到了中文中，囫圇吞棗全咽了下來，實際上是中了日本的一個圈套，從此引起了中國人對「民族」概念在理解上的混亂。

　　當時漢人知識分子中也開始出現一種狹隘的以「漢人」為單元的民族主義。當時激進的革命黨認為清政府喪權辱國，排斥漢人，因而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口號，鼓動建立漢人國家。實際上這是非常狹隘的宣揚「種族血統」的民族主義。而當時的保皇黨，以康有為為代表，繼承了中華文明對「華夷之辨」的傳統，他們認為清朝已經完全漢化了，清朝崇拜、接受乃至發展了中華文化，決不應以「夷狄」來看待。

　　後來，在辛亥革命爆發後，考慮到中國分裂的危險，孫中山接受了「五族共和」的觀點，把「民族」的概念引申為「國族」。他在《三民主義》第一講中說「中國人的民族主義就是國族主義」，並在「臨時大總統宣言書」中提出「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則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日民族之統一」，從此明確提出以「中華民族」作為「民族」單元來建立「民族國家」。換言之，要在中華這個地域之上，按照西方的理論，建立一個中華民族的「民族國家」 (nation-state)。後來的北洋政府和蔣介石南京政府也繼承了這一理念，主張中國只有一個民族——中華民族。

　　二、蘇聯的民族識別及其對我國的影響

　　跟國民黨對立的中國共產黨，還有蘇聯的共產黨——布爾什維克，他們又是怎麼處理民族問題的呢?沙皇俄國跟當年的清朝一樣，面對強盛的西歐各國，為了成為與西歐一樣的新型民族國家並與國際接軌，自彼得大帝開始，幾代沙皇做了很多努力，這一進程最後是被1917年的十月革命所打斷。

　　當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沙皇軍隊前線崩潰，國內各種矛盾發展為社會革命創造了條件。按照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的原則，沙俄當時的工業無產階級只有一百多萬人，非常弱小，俄國仍然是一個以農民為主的傳統農業國，國內的主要矛盾並不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矛盾，並不具備發動無產階級革命的客觀條件。但是當時的戰爭形勢和循序激化的國內發展形勢，又確實為政治革命提供了土壤。對於應當發動資產階級革命，發展資本主義工業化，然後等無產階級壯大發展起來，社會主要矛盾轉變為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矛盾後，再發動無產階級革命，還是利用當時激化的社會矛盾，迅速發動無產階級的奪權鬥爭，在蘇聯社會民主工黨中曾發生激烈爭論。以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堅決主張把握時機、發動無產階級武裝暴動來奪取政權。考慮到俄國無產階級隊伍的弱小，為了爭取同盟者，布爾什維克的目光就轉向了對沙皇政權不滿的各少數族群。為了建立推翻沙皇統治的政治聯盟，布爾什維克黨便公開正式地鼓動沙皇統治下的這些民族獨立，並再提出的「民族理論」中把它們都定義為「民族」。這一政治策略在當時確實有一定效果，也引發了沙皇俄國各地許多群體的獨立要求和政治混亂。

　　在十月革命後，俄國各「民族」在這一理論的影響下，都希望建立自己的獨立國家，有的已經建立了自己的「自治政府」。1922年，布爾什維克黨考慮到當時既定的政治局勢和外部形勢，便在各地自治政府的基礎上組建了蘇維埃聯盟。根據蘇聯憲法，各加盟共和國、自治共和國都具有獨立的主權、憲法和議會，都有脫離蘇聯獨立的權利。所以說蘇聯建成的也是一個雙重的「民族」結構。當時各少數民族雖然有了自己的共和國，但是沒有獨立，原因也很簡單：因為它們是由蘇聯紅軍來建立的，黨中央對各國的領導人和政府機構進行了非常嚴格的控制，黨組織是不分「民族」的，各加盟共和國的一把手是黨委書記，加盟共和國的主席只是二把手。蘇聯共產黨始終控制著各級領導人的任命，蘇聯長期實行計劃經濟下的分工合作制，在這種體制下，每個國家都有分工而片面發展，各國不存在各自獨立完整的經濟體制。除此之外，還有秘密警察克格勃)的嚴密監控和隨時「清洗」，這些制度上的控制都保證了各共和國不可能出現爭取政治獨立的活動。

　　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由共產國際和蘇聯共產黨指導的。從中共一大一直到1945年，中國共產黨的宣言和關於民族問題的文件，都是參照斯大林的民族理論來寫的，明確提出蒙古族、藏族、回族等都可以獨立建國，然後再按照蘇聯的模式建立一個由共產黨領導的聯邦制國家。所以，明確把中華土地上的各群體都稱之為「民族」並使之制度化的，是深受蘇聯理論和制度影響的中國共產黨。

　　後來問題出現了。在二戰後期蘇聯非常希望把外蒙古的獨立在國際上合法化。外蒙古長期被蘇聯控制，但是一直沒有得到國際社會的承認。在二戰中，美國為了動員蘇聯幫助打日本，羅斯福和斯大林在雅爾塔會議中秘密商定，以承認外蒙獨立為條件，使蘇聯答應參加對日作戰。這件事也使當時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意識到，實際上斯大林也是一個有領土野心的民族主義者和擴張主義者。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考慮到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所以改變了原來關於建立各族聯邦制的主張，提出在中國建立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單一制國家。

　　雖然我們在制度的設計上跟蘇聯有所區別，實行的是民族區域自治，不是民族共和國加聯邦制。但是實際上我們的民族理論，按照我的認識，基本上是完全繼承斯大林的。馬克思和恩格斯並沒有系統的民族理論，列寧也沒有系統的民族理論，比較系統化地提出「民族」的定義、語言、制度和民族的未來等各方面理論的是斯大林。斯大林是蘇聯政府的民族委員，他是喬治亞人，長期研究民族問題，自認為是馬克思民族理論的集大成者。在他掌權後，在蘇聯進行了全民性的民族識別，識別出190多個民族，而且給每一個蘇聯公民都確定了民族身份，給每一個民族都劃分了相關的地域，這些地域都以民族來命名。他在後來的著作中對這些問題都進行了歸納和總結。

　　中國共產黨在建黨時簡單抄襲了蘇共的民族綱領，從延安時期開始系統地學習蘇聯斯大林的民族理論。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在當時的國際形勢下，中國在國際社會上真正能依靠的對象也只有蘇聯。當時我們和美國在朝鮮作戰，美國支持國民黨並聯合歐洲各國孤立新中國。中國的外交形勢非常嚴峻，在美蘇「冷戰」中必須一邊倒。因此，很自然地我們在很多問題上都學習了蘇聯的模式，包括民族政策。我們在20世紀50年代也進行了民族識別運動，雖然具體操作上不完全一樣，但是根據的基本理論是斯大林的。當時申請成為民族的就有400多個，最後經過考察定為56個民族。也跟蘇聯一樣，在每個人的戶籍和身份證明上標明民族成分。然後我們又為每個

民族建立了各自的自治地方，5個省一級的自治區，30個自治州，還有120個自治縣(旗)，這些民族自治地方的面積佔中國總面積的64%，其人口當時只佔人口的6%。「文革」後還設立了一批民族鄉。

　　三、我國民族政策的問題及其對策

　　其實今天中國的民族政策，在某種意義上是蘇聯民族政策的延續。在沙皇俄國時期，各族的現代民族意識並不那麼強，特別是許多人口比較少的群體，但是在斯大林的一系列政策推動下，行政區劃、語言政策、幹部政策、經濟政策都直接與「民族」和每個人的「民族成分」掛鉤，各群體的民族意識被逐步強化了。所以前蘇聯建立的不是「民族國家」，而是多民族進行政治合作的聯盟。蘇聯解體後，各民族根據民族自決的原則，都建立了各自的國家。

　　那麼我們的民族政策存在什麼樣的問題呢?

　　我們建國以來，基本也是按照前蘇聯的思路來處理民族問題，沒有建立聯邦制，建立的是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但是原來傳統的各群體在我們的「民族理論」教育下開始獲得並不斷加強自己的現代「民族」意識，我們的民族理論教育，講的主要是斯大林的民族理論，而且主要講給少數民族學生和幹部，這樣就強化了各少數民族的現代民族意識。

　　在以漢族為對象的文化宣傳教育中，近些年講得最多的是中國人是「炎黃子子孫」、「龍的傳人」，中國文明是「華夏文明」，由政府出面組織「祭孔』、「祭黃帝」等儀式。但是許多少數民族人士並不這麼認為，他們並不認為自己是「炎黃子孫」。許多地區的漢族幹部在進行這類宣傳活動時，全然不顧少數民族民眾的感受，簡單地把「中華民族」等同於「漢族」。而在對我國少數民族的教育中，又並沒有特別突出「中華民族」的概念。這樣不同的兩類宣傳教育，造成了彼此隔膜的身份認同，怎麼會不出問題呢?

　　那麼我們今後在解決民族關係問題方面應當採取的對策是什麼呢?

　　用一句話說，就是要淡化各少數民族的「民族」意識，強化中華民族的「民族」意識和國民意識、公民意識。

　　我們真正要加強的政治認同的對象應當是「中華民族」，而不是各自所屬的「漢族』、「蒙古族」等。對於56個「民族」這一層面的各個群體的認同，應該逐步「去政治化」，但是保留各自傳統的文化認同，尊重各自不同的文化傳統，包括語言、宗教和生活習俗，但是不要把這些「民族」賦予政治意義。

　　以美國為例，美國是一個「民族」(nation)即美利堅民族，國民中有來自各國的移民。但是美國強調法制和公民權利，努力加強現代公民認同，所以稱作「公民國家」。奧巴馬當選美國總統，說明美國主流社會和大多數選民已經真正拋棄了種族歧視，標誌著美國的公民權觀念已經突破了過去的種族歧視。如果強調體質和血緣關係，那就還是傳統的「部族國家」，而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我們今天需要建立的是現代的公民國家，而不是回歸傳統的重視血緣和歷史記憶的部族國家。

　　中華民族和少數民族都叫「民族」，這個詞用在兩個意義完全不同的層面，其內涵很容易被混淆。我個人的建議，今後我們能否把56個民族改稱為56個「族群」，英語叫ethnic group。這樣，「中華民族」的民族，和56個族群之間的層次和定義，就明確和不易混淆了。

　　美國社會學家在研究本國的社會問題時，第一大問題就是種族問題。從60年代開始，港台留美學者在介紹美國的種族和族群研究時，就把英語中的ethnic group翻譯成漢語的「族群」這個詞，我覺得這個詞很有用。我希望未來中國各群體之間的關係，應該能夠達成像美國的白人、黑人、亞裔、西班牙語裔之間的這種相對融洽的關係，應該以憲法和公民權為基礎來建立各族相互間的關係和政治認同，而不是彼此仍自認是「民族」，只是建立同民族間的合作關係。在美國，所有的文化、宗教信仰、歷史、習俗，都被視作文化多元現象並得到平等的尊重，但是美國不應當允許建立代表單一種族或族群的政黨。任何政治家在競選中，都宣布要代表該選區的整個利益，而決不是代表某一族群的利益。

　　長期以來，政府在許多宣傳活動中有意或無意地把漢族等同於中華民族，同時漠視少數民族的存在和感受，忽視他們的文化特殊性。而少數民族在政府的「民族」理論教育下發展出了帶有政治性的民族意識。中國當前民族關係中出現的根源就在於此，就在於我們把56個少數群體都認定為「民族」(nation)。

　　在拉薩的「3·14」事件和烏魯木齊「7·5」事件發生之後，有一些現象讓我十分憂慮。街頭髮生的打砸搶燒殺等暴力事件確實很血腥，也深深地傷害了各族間彼此的感情，不利於民族團結。但是同時我也發現，許多藏族居民和幹部到內地後，感到被漢族社會所排斥，比如乘計程車、住旅店、乘飛機的安檢等，都受到排斥和歧視，這是內地部分民眾中大漢族主義情緒抬頭的表現。這種情緒讓我非常擔憂。實際上各少數民族對中華民族的產生和發展，對我們國家的建設事業，從歷史到今天為止，都做了很大貢獻。這種狹隘的情緒是不健康也是非常有害的，在少數民族民眾中造成了很壞的影響。所以，我由此也更加感覺到，我們確實需要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的民族理論、民族制度、民族政策進行全面的反思。

　　第一，一定要堅持實事求是的精神。我們必須承認，時代在變化，蘇聯已經解體，現今的民族政策已經顯露出其弊端來，我們不應該去逃避，而應該正視這些問題，這就是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態度。

　　第二，一定要解放思想。不要認為斯大林的思想都是正確的，沒有什麼人的思想是完全正確的，沒有什麼話永遠是絕對真理，要根據事實講道理。斯大林的理論不一定都是正確的。實際上我國很多的社會科學學科在改革開發以後都發生了很大的改變，根據中國的國情進行修正，努力適應中國社會發展的步伐。唯獨我國的民族政策和民族理論，始終固守斯大林的那一套。所以需要解放思想，不能再繼續「兩個凡是」的思路。

　　第三，要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我並不主張馬上在理論、制度和政策上進行大的改變，因為許多問題我們還沒有充分地進行調查研究，沒有充分討論和對話，沒有形成共識，對制度調整和政策改變後的社會後果無法做出預期。所以馬上進行大的政策調整是不實際的。我們要尊重歷史，任何政策實行了60年以後，已經有了慣性，也形成了一定的既得利益集團。因此，要深刻地認識到目前制度和政策中存在的問題，並且從大量的實地調查研究中探討未來發展的方向，可能還需要很長很長的時間。但是現在我們至少應該解放思想，積極去討論這些我們已經觀察到的現存問題，同時應該使所有的人都有一個自由發言和自由討論的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