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談阿根廷大師博爾赫斯

　　關於傅爾赫斯的國際聲譽本刊上期《阿根廷大師博爾赫斯》一文未能涉及，現在稍作補充。 　　博爾赫斯是國際文壇的巨人，他的聲名與薩特，加繆、聶魯達、加西亞·馬爾克斯，卡爾維諾，海明威，福克納等相齊。對他在國際文壇上的名譽曾有過熱烈的爭論。他是一個繼承歐洲頹廢傳統的有獨創性的作家；他的想像力形成了真正的創作自由。他特別受到美國大教授與學生的歡迎，成為無數篇博士論文的主題。他的存在主義的號召力似多集中於青年讀者群。拉丁美洲著名的作家多是政治性的、左傾的。博爾赫斯的讀者群以為他不關心政治(apolitical)，因此是位純粹的創作藝術家。 　　他在歐美的聲譽較他在拉丁美洲為高。在操西班牙語的新大陸中，他是個容易引人爭論的人物。拉丁美洲年輕一輩的作家不喜歡他，主要就是因為他是不關心政治的。一般政治與經濟的局勢(右派獨裁、貧富懸殊)造成拉丁美洲有良心的知識份子的左傾趨向。在較為年輕的作家們眼中，博爾赫斯成為落伍的老人，好似一個出賣了兒女的父親 　　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Carlos Fuentes)對這位拉丁美洲作家前輩的評論是毀譽參半。他以為博爾赫斯在創造新的拉美「文學」方面未曾成功。可是他一面又無疑從博爾赫斯學得不少小說技巧。(在博爾赫斯之前，拉丁美洲的小說都著重社會問題，用自然主義寫法，充滿政治說教，因而非常單調乏味。) 　　另一阿根廷作家胡里奧·考德札爾(Julio Cortazar)的整個寫作生涯都受博爾赫斯深重影響。他的第一篇小說就是在後者所編的一個刊物中發表的。考德札爾把博爾赫斯尊為老師，不過他後來作品傾向於博爾赫斯所並不欣賞的超現實主義，造成雙方的不和。 　　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加西亞·馬爾克斯在政治上與博爾赫斯不合，但重視後者的作品。博爾赫斯的全集是加西亞·馬爾克斯書房中的「永久」藏書，每次搬家必不放棄。同時，博爾赫斯雖然不喜歡左派作家的自然主義作風(「任何成果都有起因」的自然主義)，卻欣賞寓言式的《百年孤獨》。他們之間是互相欽佩的。 　　拉丁美洲文學於五十年代開始，即在現代世界文學上佔了獨特重要的位置。一九五九年的古巴革命風魔了充滿理想的拉丁美洲作家。他們對博爾赫斯在政治上的保守很起惡感，但他們忘記了青年時代的博爾赫斯也是一個反帝主義者。年老趨於保守是一件很自然的現象，歷年來各國政府所頒予的榮譽更使他靠往政治穩重的一邊。他不滿富恩特斯，考德札爾，加西亞·馬爾克斯這些年輕一代作家對古巴卡斯特羅的毫不批評的支持。在文學上，博爾赫斯保持了「歐洲的傳統」；拉丁美洲獨特性格的名譽屬於年輕的一代。 　　博爾赫斯在國際的聲望起始於法國人對他的興趣。而法國讀者的興趣則起源於第二次大戰時在布宜諾斯艾利斯避難的歐洲難民。法國於戰後開始翻譯博爾赫斯作品，在那同時，美國學術界也開始注意了這位阿根廷作家。義大利於一九五四年首先翻譯他的短篇小說集ELAlepl。同年，他的幾篇小說也被翻為德文。到了一九五七年，巴黎著名的茄里瑪書局(Ga11imary)已出版了不少博爾赫斯作品的譯本。他於一九六一年獲得法國的國際出版家獎(法名Prix FOrmentor)。從此以後，他在世界的聲譽大揚。 　　在美國，研究拉丁美洲文學的專家是博爾赫斯的第一批讀者迷，後來英文譯本的發行也引起了一般讀者的興趣。 　　一九六五年一期《紐約人》雜誌的評論奠定了博爾赫斯在美國的地位。作者是約翰·厄普代克。他相信這位以前「無名」的外國作家「降臨」美國文壇後，將對美國文學發生重要的影響。厄普代克自己在當時也在文壇嶄露頭角，他的深刻的見解，很受人注意。這篇評論文章有三點特別顯著：一、厄普代克將博爾赫斯與卡夫卡相比，明確指出他們之間的異同處；二、他將博爾赫斯作品中的色情成份(eroticism)與「女人氣」(femaleness)作獨特的分析；三、他闡明了博爾赫斯對小說藝術的看法。六十年代美國文化界一般對博爾赫斯的狂熱程度可在那時的《時代》周刊書評編輯這句話中見之：「阿根廷沒有民族性文學，可是卻產生了一位文學天才，其神秘與難以捉摸的程度猶如月光下草地上的波動影子」。(載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四日一期) 　　模仿博爾赫斯作風並不是一件易事。其他作家對他的作品具有欽佩心理，但是不一定受到他的激發。不過讀過納布考夫的《蒼白之火》(Pale Fire)的也許會察出一些博爾赫斯的痕迹——當然，納布考夫自己的風格也是很顯著的。 　　我們談到六十年代的文藝，就不免想到當時社會動蕩情況對藝術的影響。這種影響很使較為嚴肅的人士沮喪。例如，市間充滿當時所風行的所謂「普及藝術」(popArpt)、「偶發」(happenings)　以及用電視機熒幕所構成的藝術等等。巴思認為這類藝術發展是歧途的，但是同時他相信文學作品如要趕上時代，必須要「在技巧上合乎時代」。巴思說：「許多當代(六十年代)小說家寫的是十九世紀末葉、二十世紀初期式的小說，用的是二十世紀中期的文字，內容則是有關當前的人與話題。這些作家，在我看來，並不如那些在技巧上合乎時代的作家有意思，例如，喬伊斯與卡夫卡在他們那時代是創新的；在我們這時代就有山繆爾·倍克特與博爾赫斯。 　　巴思把當代的作家歸於三個範疇。第一批作家根本不理二十世紀這時代；第二批是那些極合時代但是沒有技巧的「普及藝術」式的作家(這裡我馬上想起湯姆·沃爾夫Tom Wolfe的作風)；第三批則是那些傑出的作家，「非常時新，但也能恰當地、難能可貴地道出充滿人性的內心與環境，正如偉大藝術家一向所做到的」。巴思把博爾赫斯歸於第三個範疇，而他自己也似從博爾赫斯受到啟發，在技巧上創新，進而成為美國「後現代主義」派小說的一個先鋒。 　　博爾赫斯無疑在國際文學上留下很深的痕迹。他的最後(一九八五年)一部著作《地圖冊》(Atlos)就象徵了他的「國際性」。這是薄薄一本遊記式的作品。他用詩用文(雅緻的散文)寫出週遊世界的觀感，到過的地方有愛爾蘭，土耳其，冰島，西班牙，馬來西亞，加拿大，日本等。書內附了不少朋友所拍的照片：在加里福尼亞登大氣球，在日內瓦望風景，在阿根廷一個動物園內撫摩老虎。詩文之中談到法國的女神，德國的夢，希臘的戲劇表演，瑞士的風景，阿京的墓園。那本圖文並茂的書最後一頁照片是博爾赫斯一隻皺老的手撫摩漢字碑刻。那隻手在碑上的流連摸觸，好似象徵了這位幾乎失明的老作家對未能訪問中國的遺憾。碑刻顯然是在日本，但是漢字與手指發生接觸的一瞬間把這位拉丁美洲文學天才與中國文化連在一起。我除了傷悼他未能踏足中國古老土地之外，也惋惜他未能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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