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虛論永明延壽

太虛論永明延壽

浙江大學中國思想研究所－李明友

永明延壽（904~975），是一位距今一千餘年前的佛學巨匠，他針對禪宗演化過程中出現的流弊和佛教各宗派之間的抵牾，以一心為宗，融會貫通，主張禪教和合、禪凈合修，為中國佛教的救衰振作，後續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從宋以來直至現代，有不少高僧、學者均推崇永明延壽在中國佛學史上的貢獻和地位，其中尤以近代的太虛（1889~1947）法師為最詳。今日，我們在紀念永明延壽大師誕辰1100周年之際，參較近代太虛法師對永明大師的評說，對於深入研究永明大師的佛學思想，評價其意義，會獲得某些啟發。

一、「法眼宗最後一人」

太虛稱永明延壽大師為「法眼宗最後一人」。太虛說：「在永明延壽以前，中國佛教的禪宗，以演進到五家宗派的興起為頂點；法眼宗為五家中最後創立之宗派，而永明壽為法眼第三傳，亦即法眼宗最後一人。」（《中國佛學》）

太虛認為，中國佛學特質在禪，禪即禪那，指戒定或慧定之「定」，比禪宗之禪的意義來得寬廣，當然也包括禪宗在內。

太虛在敘述禪宗形成、演變的歷史時，以為慧能之後的越祖分燈之五宗，其中溈仰宗興起在唐武滅法之前，曾有道場一千五百餘處，為全國最盛，後傳至四、五代即滅於唐未。其餘臨濟、曹洞、雲門、法眼諸宗，皆起於唐武宗之後，相比之下，法眼宗的創立最晚。那時唐王朝已趨衰微，藩鎮各霸一方，到了五代更是四分五裂。在這種環境下復興的禪宗也成了各據一方，各自稱尊的局勢。到了宋朝初期，最興的是雲門、法眼，尤以法眼為最。但法眼之興，為時亦促，只三、四傳也就不傳了。法眼宗滅於北宋初年，雲門宗滅於北宋末年，故從北宋至南宋以及元、明、清綿延不絕的，不外臨濟、曹洞兩宗。

法眼宗，因其開創者清涼文益圓寂後謚號「大法眼禪師」而得名。文益弟子天台德韶，因受吳越王錢俶崇信，被尊為國師。太虛說：「清涼文益即法眼大師，……法嗣六十三人，韶國師為上首。……韶國師下出永明壽禪師，壽師初住雪竇，後遷至永明。有僧問：『如何是永明妙旨？』師曰：『更添香著。』僧曰：『謝師指示。』師曰：『且喜沒交涉。』並示偈云：『欲示永明旨，門前一湖水，日照光明生，風來波浪起。』又作《宗鏡錄》，『舉一心為宗，照萬法如鏡』，且謂：『夫禪宗者真唯識量，才入信心，便登袒位。』（《中國佛學》）據有關記載，延壽出家後，先在天台山修禪，深得德韶國師器重，後又在雪竇山修禪。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延壽受吳越王錢俶的邀請，住持杭州靈隱寺，第二年（961年）又請住持永明寺（今杭州西湖凈慈寺）。延壽在永明寺長達15年，度弟子一千七百餘人。高麗國王遠慕聲教，遣使奉書，執弟子禮，並饋贈金縷袈裟、紫水晶念珠、金澡罐等法物，以為供養，還先後派遣高麗僧人共36人，來華從延壽受學，其學遠播海外。由此可見，永明大師弟子眾多。而太虛為什麼說永明是「法眼宗最後一人」呢？太虛說：「因為從它透禪融教律而攝歸於修凈土行，其門徒都歸宗凈土，致法眼宗失傳。其傳於高麗者，今尚流傳為一心念佛的頓門。」（《中國佛學》）其意是說，由於永明大師提倡禪教合流、禪凈合流，其弟子均歸宗凈土，導致法眼宗失傳。其傳入高麗國的法眼宗者，也演變為一心念佛的頓門。所以，太虛稱延壽「即法眼宗最後一人」，正揭示了延壽打破宗門，融合會通之品格。以一宗而言，主張融合，雖然導致法眼宗的失傳，但實際上又使法眼宗的禪學精神存活下來，在與凈土宗的結合中存活。以中國佛教整體而言，只有融會貫通，方能減少內拒力而增強凝聚力。

二、「能融貫禪教者，尤以永明為最」

延壽生活的五代，禪宗的演變已顯露一些弊端，禪宗注重體悟自性的修行與重視講讀佛經和修持六度等傳統修行方法，常常發生矛盾，引發爭論，延壽指出：「近代或有濫參禪門不得旨者，相承不信即心即佛之言，判為是教乘所說，未得幽玄。我自有宗門向上事在，唯重非心非佛之說，並是指鹿為馬，期悟遭迷，執影是真，以病為法。只要門風緊竣，問答尖新，發狂慧而守痴禪，迷方便而違宗旨，立格量而據道理，猶入假之金，存規矩而邊隅，如添水之乳。」（《宗鏡錄》卷25）可見，禪與教之間的矛盾，不僅影響禪宗自身的發展，也關係到佛教的命運。延壽著《宗鏡錄》，主張禪教融貫，他說：「祖標禪理，傳默默之正宗；佛演教門，立詮下之大旨。則前學所稟，後學有歸。」 （《宗鏡錄》卷1）

太虛法師對永明延壽融貫禪教的主張，十分讚賞。太虛認為，佛法以初通教而修禪，宗門與教下本來是一致的。自從慧能之後，流行「教外別傳」之說，宗門與教下也就分途了。而到了法眼宗，又主張宗門與教下的和會。太虛說：

分宗之極再和會教義者，則從法眼開始。法眼頌六相，既近華嚴；德韶禪師住天台山國清寺，傳是知者大師的後身，而天台教義之能重興，尤賴德韶之力。至於永明延壽，更是把宗下教下大為和會。他之《宗鏡錄》，會台、賢、慈恩三家經論教法，宗歸一心，遂成禪宗以來未有之巨著。他又精通唯識義，如云：「夫禪宗者，真唯識量，但入信心，便登祖位」。故能融貫禪教者，尤以永明為最。（《中國佛學》）

太虛對法眼（文益）、德韶、延壽有關禪教和會的思想大為讚賞，尤其讚賞永明延壽及其《宗鏡錄》巨著。

太虛還指出，清朝雍正「最崇拜永明延壽禪師之偉業，師永明集《涅槃經》等成經海一滴，亦曾致力於教禪和會「太虛還回顧宋、元、明、清以來禪教和會的歷史概況，指出禪教和會有兩種，一種是引教通宗，一種是以宗融教，凡是引教通宗者，近于慧忠等；凡是以宗融教者，近於永明等。無論「引教通宗」或「以宗融教」，均難能可貴，遺憾的是「未能基教律而建宗乘」。太虛說：「永明時教義衰微，雖能以禪恢教，而雍正紹其風，但均未能如西藏之宗喀巴派，在菩提道次顯教上更安密宗，修學五部教律，於三士道次第為基，上士道之上穩建密宗。中國古時雖能會教明禪，然未能從教律之次第上，而穩建禪宗，致末流頹敗，一代不如一代也。宗喀巴以教律而建密宗，非宗喀巴之教義戒律上重建西藏密宗則密宗當反不如今日中國之禪林也。所以從這種關係上看來，中國當時雖有能融會禪教者，但惜無有次第之建立。考之古德，亦不無能基教律以建禪宗者，如永明壽便是已能嚴戒律精教義而建禪宗者，然其所以未能如是者，以礙於時節因緣耳。因永明之世，雲門宗等方盛興；且時主各據一方而易分道揚鑣，故永明未能為禪宗奠下萬世叵搖之基石。」（《中國佛學》）

太虛對永明延壽所表示的惋惜以及對宗喀巴的讚揚，正流露了太虛關於中國佛教調整和改革的基本思路。

三、「永明壽禪師，提倡禪凈合修」

太虛認為，禪凈合修，遠在安般禪已有淵源，不過達摩、慧可來後，久成隔絕，因為達摩傳「自心是佛」，煩惱妄想若息當下即如如佛、不立文字之頓悟禪旨，如曹溪說法，皆不認為西方凈土。而打破禪凈隔絕的局面，倡導禪凈合修的新風的是永明延壽。太虛說：但至永明壽禪師，提倡禪凈合修，他不但是禪宗的大祖師，亦博精三藏，尤以禪凈合修極力注重。他以數萬聲佛為日常課，住杭州南屏山頂，山下聞其念佛之聲，好似天樂鳴空。這種修行風靡一時，學人皆尊順以行。當時高麗派二十僧來從永明學，分傳為高麗頓宗。然法眼自永明以後，在中國一傳即絕而成凈土。他作有《萬善同歸集》，迴向極樂；並留傳『有禪有凈土，猶如帶角虎』之凈土四料簡偈。（《中國佛學》）

而永明延壽倡導的禪凈合修之風尚對後世影響極大。太虛指出，永明禪師後，繼起禪凈雙修者甚多。元代楚石梵琦禪師作的《西齋凈土詩》，中峰明本禪師作的《凈土懺儀》，天如惟則禪師作的《凈土或問》，皆明悟憚修凈。明末憨山德清禪師，亦多念佛開示，世在廬山專修凈業，亦系由禪而凈者。專倡凈土之蓮池，也是由禪而凈。在當時居士中，如袁中郎，乃至清代之羅有高、汪大紳，以及楊仁山居士等，皆承其風。而成就最高得大受用者，當推紅螺山徹悟憚師，其語錄對禪凈一貫，卓特獨到；不過徹悟後來成為天台教念佛法門。而近代的印光法師，即繼紅螺山徹悟而起的凈土大師。

太虛還指出，蓋中國佛學重心，從開始到今，一直在禪，而這裡所講的禪，不單是後來禪宗的禪，而是佛教傳入中國最初即注重修禪的禪。而天台教觀盛於陳、隋、賢首教觀成於唐初，宗、元後禪台賢俱衰，余流匯歸於凈土而轉盛。因此，按時代先後，其次序為禪台賢凈，或叫「禪台賢流歸凈土行」。太虛將「禪台賢流歸凈土行」分作四期，即依教律修禪之凈，尊教律別禪之凈，透禪融教律之凈，奪禪超教律之凈。前兩期代表中國佛法主潮是禪、台、賢各宗，只有第三期方可稱為代表中國佛法的凈土宗時代，此期修禪凈土行的祖師，均為透過宗門禪而又能融通教律者。而這第三期開創者，便是永明延壽。太虛說：「凈土宗遠奉慧遠法師為初祖，而透禪修凈期亦必尊永明壽禪師為開始者。因他力行念佛，其凈土著述有《神棲安養賦》及《萬善同歸集》、《六重問答》等。為凈宗奉作準繩者，有四料簡偈，如云：『有禪無凈土，十人九蹉跎，陰境忽現前，弊爾隨他墮。無禪有凈土，萬修萬人去，但得見彌陀，何愁不開悟？有禪有凈土，猶如戴角虎，現世為人師，將來作佛祖。無禪無凈土，鐵床並銅柱，萬劫與千生，沒個人依怙。』此四偈亦有疑為人偽托者，但無論是否出於永明之手，是這個時期之作品，則不成問題。（《中國佛學》）正因為永明延壽倡導禪凈合修，功績卓著，所以他被尊為凈土宗祖師之一。南宋宗曉《樂邦文類》曾推定慧遠、善導、法照、少康、省常、宗賾為凈土六祖。而南宋志磐《佛祖統紀》則列出慧遠、善導、承遠、法照、少康、永明、省常為凈土七祖。明代大佑編纂的《凈土指歸集》繼承了這些說法，推定凈土八祖，其中慧遠為初祖，善導等為七繼祖。太虛說：「《凈土指歸集》則以善導、承運、法照、少康、永明、省常、宗賾為七繼祖。然明朝藕益等，亦有議其未周者，要之，凈土宗之被列為祖師者，大抵依其弘化之功為標準，非前祖後祖之有何傳承關係。」（《中國佛學》）直到近代形成的「凈土十三祖」之說，永明延壽仍列其中，足見其弘化凈土之功。

綜上所述，太虛法師對於永明延壽關於禪教和合、禪凈合修的佛學思想及其在中國佛學史上的貢獻和意義，給予了極高的評價，對於永明延壽「未能基教律而建宗」的缺陷也表示了深深的惋惜。值得注意的是，太虛對於永明延壽禪師身上富有的融通的精神和品格，不只是讚賞，更有直接的繼承和實踐。

近代時期，中國佛教遭遇多事之秋，除來自外部的擠壓和打擊外，還有內部問題叢生，實行適當的調整和改革適應變化了的社會，是其急切之要務。太虛認為，中國佛教要革新，必須先「融貫」。他把「融貫」看作中國佛學的特點之一，他說「自古以來，凡能在中國盛行的佛法，必定能夠融會貫通。」（《法性空慧學概論》），他還指出，永明延壽雖提倡禪教和合、禪凈合修，但其融貫思想不夠徹底。他說：「中國尚禪宗者，斥除一切經律論義；雖若《宗鏡錄》編錄經論，亦但揚厥宗，鄙余法為中下。尚凈土者，亦勸人不參禪學教，專守一句彌陀、賢、台雖可以小始終頓、藏通別圓位攝所余佛言，然既為劣機而說……學者又誰肯劣根自居，於是亦皆被棄。」（《菩提道次第廣論序》）局限於宗派，是造成佛教衰頹的重要原因之一。要振興佛教，必須將各宗派融貫起來。他提出小乘與大乘的融貫及大乘內部「八宗平等」的主張，他指出：「各宗派法門，皆可隨人根機所宜而修學，藉以通達究竟賞海。所以本人觀察佛法之五乘共法，三乘共法，及大乘不共法，原為一貫。在教理解釋上，教法弘揚上，隨機施設，而不專承一宗或一派以自礙。」（《新與融貫》）太虛不專承一宗一派，高標融會貫通，正是為了中國佛教在近代的調整、革新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