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稱當前國際形勢呈六大特徵 多極化更趨明朗

在大國關係新一輪的變動調整中，客觀上中國還是比較主動和有利的。這也是新一屆領導人積極運籌大國關係的結果。關鍵是,對於新的變化我們要把握好，從而更能應對好。進入新世紀第二個十年，世界似乎比15年前人們憧憬「和平的新世紀」時更加動蕩不安。由一個突尼西亞小販引發的「阿拉伯之春」已三年有餘，狂潮席捲了西亞北非。進入2014年以來，極端武裝組織「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在伊拉克冒了出來，中東局勢更加撲朔迷離。發生在烏克蘭首都基輔的廣場革命推翻了亞努科維奇，選舉出了波羅申科，克里米亞歸了俄羅斯，烏克蘭東部州戰火硝煙瀰漫。圍繞烏克蘭危機引發的大國間的激烈博弈，許多西方學者指世界恐重回冷戰時代。在中國周邊，伴隨著奧巴馬政府的「亞太再平衡」戰略，東海和南海風雲再起。日本安倍政府逆時代潮流而動，妄圖篡改歷史，借船出海，成地區局勢隱憂。菲律賓、越南借勢點火，干擾我和平發展大局。世界經濟金融危機發生接近6年時間，帶來經濟版圖的深刻調整變化，到現在仍未完全過去，經濟走向不僅關係到發展、合作，也影響到和平穩定，影響國際格局演變。世界向何處去？世界形勢該怎樣看？當前國際形勢六大特徵綜合受訪專家觀點，當前國際形勢發展呈現六大主要特徵，並處於複雜變化當中。一是世界多極化更趨明朗，並導致國際格局深刻調整演變。近年來，新興大國的崛起、美國實力的相對下降，使世界多極化的趨勢更加明顯。傳統大國、新興大國之間及其內部關係出現大調整，從而推動國際格局加速演變。一個重要趨勢是多極化從曲折前進到加快發展。美國深受一場危機和兩場戰爭的衝擊，「一超」地位動搖，單邊黷武氣焰有所收斂。新興和發展中國家國際地位顯著提高。與此同時，全球經濟與戰略重心東移。這一趨勢仍在繼續深化發展。不過，專家們同時指出，隨著西方發達國家開始走出危機，國際力量對比的「東升西降」趨勢放緩，美歐等發達國家溫和復甦，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發展遭遇困難，「大而不強」的特點突出，與此同時西方「抱團取暖」努力維持其主導地位。展望未來10年，「東升西降」仍將處於量變過程，世界格局仍將是一超多強，並出現多個力量中心。美國仍將是世界第一強國，將在創新、金融和軍事領域保持全球領導者的地位。儘管美國對國際事務的主導能力呈下降趨勢，但其主導地位發生根本改變需要更長時間。在國際格局的過渡時期，伴隨著的將是國際以及各國國內的不穩定因素增多。二是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並導致世界各國相互依存加深。經濟全球化是一柄「雙刃劍」，對一些國家而言既是機遇，也是挑戰，特別是對經濟實力薄弱和科學技術比較落後的發展中國家來說，它們將面對全球性的激烈競爭，所遇到的風險、挑戰將更加嚴峻。一個重要趨勢是全球化從西方主導變為西方失勢，全球治理中的「南升北降」明顯。八國集團日漸式微，北方國家或發達國家在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的優勢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金磚國家、二十國集團地位在這一過程中凸顯。這一點仍在繼續發展。多名專家還指出了全球化同時有放緩的趨勢。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傅夢孜從三個方面為記者做了分析，首先是上個世紀90年代美國引領和主導了經濟全球化，但近年來特別是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美國缺乏繼續推動全球化的意願以及能力，奧巴馬政府實施再工業化戰略、發起能源革命，以及經常出現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等，就是例證；其次是現在全球貿易額每年高達30多萬億美元，靠某個國家推動變得越來越困難，而且各國的技術優勢也不再像從前那樣明顯；最後，各大力量紛紛興起後，更多地考慮本國、本地區的利益得失，在全球範圍內的談判困難很大。當然，區域內、集團內或雙邊的談判正在進行中的多達幾百個，也都遭遇這樣那樣的困難。「在全球化時代，各國相互依存加深，愈發形成利益與命運共同體。在相互關係日益密切的同時，相互間的矛盾和摩擦也會趨向尖銳化。」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戰略部主任、研究員陳須隆說。三是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問題交織，並導致國際安全挑戰更加複雜多樣。在傳統安全領域，國家內部、國家之間的矛盾和衝突難以消除。軍備競賽難以控制，採用武力解決爭端的風險依然存在。在傳統安全問題無法消除的同時，非傳統安全挑戰不斷發酵。一個重要趨勢是安全威脅從傳統領域向非傳統領域擴散，西方新干涉主義危害凸顯。西方國家策動顏色革命、搞政權更迭、武力干涉一國內部事務，仍是對地區和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脅。與此同時，恐怖主義、氣候變化、能源資源等問題日益凸顯，國際挑戰更趨多元化。這給全球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而治理難度繼續增大。「當前人類面臨的非傳統安全威脅前所未有，無論是環境、氣候變化還是恐怖主義威脅，都使人類未來生存和生活受到威脅，而總體上國際社會應對不力。因此，需要國際上特別是大國在國際合作方式、路徑選擇、採取手段等方面擔負更多責任，展現更大誠意。」國防大學戰略部教授王寶付如是說。四是互聯網與信息技術迅猛發展，人類社會與經濟生活由現實世界轉入現實與虛擬兩個世界，兩個世界既迥然不同，又緊密相關；網路空間的軍事化、政治化趨勢明顯，國際博弈加劇。一個重要趨勢是各國更加從戰略上重視網路與信息安全，紛紛制定本國網路安全戰略，同時在國際上爭奪網路規則制定權。五是文化多樣化持續推進，並導致價值觀念與發展道路的交鋒交流同步上升。文化多樣化是一種客觀存在，是一種發展要求，文化多樣化持續推進。一個重要趨勢是各國增強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同時積極維護和促進世界文化多樣化，並在這一過程中不斷發揚光大本國本民族的文化。六是社會信息化加速發展，並深刻影響人類社會發展進程。社會信息化的發展創造著新的經濟活動形態、新的社會管理模式、新的生活方式，使得人們的社會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得到改變，並推動了社會進步，同時也給國家安全帶來新的挑戰。一個重要的趨勢是新的信息技術應用將給人類生活一系列領域帶來新的巨大變化。合作、發展主流大勢未變受訪專家認為，世界形勢複雜變化，但和平、發展、合作的主流大勢未變。但在世界處于格局演變的重要階段，會呈現出一些不同於以往的新動向。陳須隆認為，其中以下三個方面最為突出：一是發展日新月異。一批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走上發展的快車道，全球30多億人正在同步推進工業化並分享現代化成果，有力推動人類進步事業向更高層次邁進。科學技術突飛猛進，世界正處在新一輪科技革命的前夜，新的增長點正在孕育。儘管國際金融危機的深層次影響還在繼續顯現，但世界大發展的態勢沒有停滯，也不會逆轉。各國普遍將謀發展置於各自內外政策的重要位置，如何實現更好發展日益成為牽動國際關係的重要因素。二是變革潮流更為強勁。國際力量對比更趨均衡，國際體系醞釀深刻變革，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在國際事務中的代表性和話語權得到提升，二十國集團等全球治理機制逐步成型並不斷完善。許多國家積極探索並不斷完善符合自身國情的發展道路，循序漸進推動國際體系調整變革。三是合作不斷深入。隨著經濟全球化的進一步發展，各國相互依存達到前所未有的廣度和深度，彼此利益交融、興衰相伴、安危與共。面對層出不窮的經濟金融問題、此起彼伏的國際地區熱點和日益增多的全球性挑戰，沒有哪個國家可以獨善其身，攜手合作、同舟共濟成為各國必然選擇。中國國際問題研究基金會研究員尹承德談到，當前世界各國都在走改革開放道路，致力於經濟轉型升級。各國都把發展經濟作為強國戰略的優先任務。隨之而來的是國際競爭越來越激烈，最重要的就是經濟的競爭，科技的競爭。為此，都希望有一個和平穩定的發展環境。「在經濟全球化繼續向前發展的背景下，任何國家都不可能關起門來獨自發展。」尹承德說，以合作求和平、以合作促發展、以合作謀安全越來越成為國際關係的主流和大勢。世界經濟調整的四個方向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研究員陳鳳英為記者分析了當今世界經濟調整體現出的四個方向：第一就是經濟結構調整，包括推動產業結構升級和加強研發投入。比如，美國的再工業化戰略、中國的產業升級轉型等。新興市場的結構性改革包括重建財政空間、重新緊縮貨幣政策，加大結構調整，包括對市場和基礎設施等一系列結構調整，才能把經濟穩住。其次是經濟失衡的調整。一是貿易失衡。中國減少了對出口的依賴，越來越重視以內需拉動經濟，而美國通過再工業化努力增加出口。二是發展失衡，從中國等新興國家來看是南北失衡，從發達國家看則是貿易逆差國和順差國的失衡。三是全球貧富差距的調整。第三是發展模式的調整。美國注重更可持續的模式，推動了能源革命和科技革命。歐洲注重調整歐元區制度。新興國家進行發展模式的轉型。可以說發展模式問題是最大問題。其中解決人與自然的經濟關係，即綠色低碳化，將能源與可持續問題放在了非常高的位置。另外，解決貧富差距問題，實行以人為本的發展。第四是國際經濟關係的調整。包括全球及區域內的合作，G20機制的升級等。世界經濟轉型問題雖然提出，但還遠未到位，解決結構性問題將需要較長時間，至少到2020年。總體上，她認為全球經濟仍處於病體經濟狀態。世界經濟雖已連續幾年擴張，但仍有反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認為目前的復甦不是自律性復甦，更多是政策性復甦，各國仍未敢撤政策，仍舊實行寬鬆、刺激政策。發達國家經濟復甦的加快，主要得益於周期性因素與持續寬鬆政策，但長期發展依然面臨高債務和高失業率制約，經濟結構調整任重道遠，特別是歐日經濟尚難言發展的持續性。對新興經濟體來說，當前國際經濟環境對其經濟發展極為不利，普遍面臨內外瓶頸制約。尤其是隨著美聯儲量寬政策退出，新興市場普遍面臨全球資本收緊與融資成本上升，以及國內經濟增長下降與需求疲軟的兩難困境。「當前，世界經濟正處在刺激政策退出的消化期、結構調整與轉變發展方式的陣痛期、經濟增長從刺激性繁榮轉向後危機常態發展的中低增長期，三重因素疊加將使國際經濟金融市場異常複雜。由於經濟全球化使各國經濟高度關聯，極易放大退出引發的風險，未來世界經濟或進入一個新的不穩定時期。而新興市場國家首當其衝。」陳鳳英說。受訪專家指出，世界經濟金融面臨的最大風險是，美聯儲量寬貨幣政策退出極具「過河拆橋」和損人利己之圖，甚至暗藏轉嫁危機之謀。美歐日等急於擺脫危機，忙於「各掃門前雪」，甚至產生「你比我糟，即是我好」的扭曲心態。這將使新興經濟體尾部風險衝擊大增。新興市場在經歷過去的強勁增長後，從2011年開始不斷放慢增速，正面臨艱巨的結構調整，卻又面臨美國量寬貨幣政策退出。事實上，量化寬鬆無論進還是退，對新興經濟體都是無法避免的重大衝擊。應對的關鍵是，應為2015年後美聯儲轉變貨幣政策即利率上升做好準備，避免重蹈上世紀80年代覆轍。這需要加快結構調整、轉變增長方式、加強南南合作，以降低可能造成的外部衝擊。大國關係調整的多面性烏克蘭危機催生了地緣政治格局的變化，表現為大國博弈加劇，主要是美歐與俄羅斯的博弈。隨著烏克蘭總統近日簽署與歐盟的聯繫國協定，受訪專家認為，即便烏克蘭不會全面倒向西方，對俄羅斯來說，烏克蘭也不再是以前的烏克蘭了，俄羅斯與西方的博弈進入了一個新階段。中國國際問題研究基金會研究員王泰平指出，大國博弈背後反映了當今國際關係的主要矛盾仍然是南北矛盾，是爭奪領導權的鬥爭。具體而言，西方要維護舊秩序和既得權益，而發展中國家要求建立新秩序、增強自身權益。在這個過程中，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不會甘心失去霸權地位，不會放棄強權政治。在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政治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孫茹看來，大國關係的對抗性增強，最突出表現在美俄關係上,歐盟和北約不斷東擴，步步緊逼進入到獨聯體內部蠶食俄羅斯的戰略空間，俄羅斯無路可退，強勢反擊。相應地，俄羅斯在克里米亞上的做法，也引起美歐與俄強烈對抗。中美關係經歷了反反覆復，孫茹認為也有對抗增加的一面。一方面，美國調整其在全球的戰略布局，另一方面中國要維護自身領土主權和發展利益。中美關係越來越複雜，多維度、多層次、多領域，有雙邊也有多邊的，有地區也有全球的，有競爭也有合作。她認為，中美在亞太地區的對抗性增強，但在全球層面，中美有很多共同利益，合作在加強。整體上，涉及到中國的核心利益方面，中美對抗性增強了。分析當前國際形勢發展，當代世界研究中心副主任胡昊指出，大國博弈主要還是出於自身利益的考量。他認為，美國實力相對來說有所下降，仍想當世界領袖又有些力不從心，因此用明暗各種手段以維持其地位。他舉例說，無論在烏克蘭還是在釣魚島等問題上，美國都是其中最大一個因素，所謂利用巧實力實質就是攪局以從中得利。胡昊認為，歐洲經濟形勢有所好轉，在地區整合力度上不減，通過烏克蘭危機，也顯示出其地緣戰略格局中的重要性；俄羅斯致力於歐亞經濟聯盟建設，同時加強與大國尤其與中國關係，並利用金磚國家平台謀求自身大國地位。中國也在努力與俄美歐等建立新型大國關係。大國博弈加劇的同時，主要力量聯合的趨勢也很明顯，不僅表現在經濟領域，也包括政治上的聯合。孫茹從分析歐美關係判斷，有觀點認為歐盟試圖成長為獨立於美國的一極，但從雙方啟動TTIP談判看，大西洋兩岸加強聯合的趨勢明顯。這種趨勢是金融危機以來逐步展現出來的，一方是新興國家在加強聯合，另一方面是西方發達國家的加強聯合。另外從軍事上看，受烏克蘭危機的刺激，美歐在聯合制裁俄羅斯問題上進行協調，加強了在東歐國家的軍事部署。在處理利比亞危機和敘利亞危機問題上，歐盟表現主動，美國則退到幕後。日本在推進政治大國和軍事大國化的進程中，強化與美國的軍事同盟，實例很多。綜合受訪專家觀點，當前大國關係總體仍是穩定的、合作的，儘管局部地區出現衝突和不穩定，但大多處於可控範圍內。目前，世界各大力量都在進行戰略調整，以搶奪未來國家競爭的制高點。這種戰略調整並不完全是為了應對新一輪技術革命的到來，而是源於各大力量本身正在發生的變化。競爭甚至鬥爭，以及合作，仍將是大國關係的主要特徵。增強戰略定力辦好自己的事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教授高祖貴從分析中外關係入手，認為表面上中國的外部環境好像遇到很多問題，但其實並未「壞到哪裡去」。他對本刊記者分析說，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發展這半年多來遇到了一些新的情況，特別是在中國周邊一些涉華問題上有一些不利於中美關係的言論和舉動，但中美關係總體上還是沿著既定的方向向前發展。中歐關係從戰略互信到務實合作都有提升，合作領域、深度進一步拓展，戰略對話、溝通、認識在強化。習近平主席和李克強總理陸續訪問歐洲，使中歐關係進入一個新的階段，發展態勢更強勁了。中俄關係，特別是在俄羅斯與美歐日等大國關係出現變動的情況下，保持了快速推進的態勢，各方面的進展良好。中印關係在莫迪擔任總理以來印方多次釋放出加強發展與中國關係的信息，順利的話，下半年習近平主席將正式訪問印度。就連中日關係，由於安倍政府的做法，日本國內反對聲音在加大，最新民調顯示安倍政權支持率首次跌到了半數以下，要求改善對華關係的聲音在增強。通過以上分析不難得出結論，在大國關係新一輪的變動調整中，客觀上中國還是比較主動和有利的。這也是新一屆領導人積極運籌大國關係的結果。「從這個角度講，中國有理由自信，有資本保持戰略定力。關鍵是對於新的變化我們要把握好，從而更能應對好。」高祖貴說。如何才能正確把握形勢，增強戰略定力呢？綜合受訪專家觀點，首先，實事求是看待自己的實力。中國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之一、世界第二大經濟國，中國外交積極有為，中國在國際上的影響提高很快。同時，也應清醒認識到，中國仍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未來發展面臨很多挑戰，內部經濟轉型和社會發展壓力巨大，外部面臨要求中國承擔更大國際責任的壓力。可以說，和平發展負重前行。應該認識到，中國不應該也沒有能力承擔像美國那樣的國際責任，總體上，應在能力範圍內，積極有為，且量力而行。第二，繼續宣示中國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主張。中國領導人在多個場合公開宣稱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中國「不稱霸」，消除外界對於中國「國強必霸」的擔憂。要堅持用實際行動和有效宣傳對宣揚「中國威脅論」的噪音進行回擊。強調建立相互依賴加深、開放合作與打造更加緊密的利益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尋求共同安全與共同發展。繼續紮實推進大的計劃，如絲綢之路經濟帶、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周邊經濟合作計劃等，為建立命運共同體打好基礎。第三，強調和平解決爭端，反對將衝突國際化，反對使用武力。中國不主動惹事、挑事，但也決不怕事。在維護國家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上堅持原則、敢於鬥爭。中國決不拿核心利益作交易。孫茹強調，在涉及自身的重大問題上，一定要保持戰略定力，按照自己的戰略部署進行，不要為一時一事亂了陣腳。中國正處在從地區大國向全球大國過渡過程中，眼光要超越地區，從全球視野、更高和更宏觀的層面上進行戰略規劃。中國與幾個鄰國的海上爭端，只是中國外交布局的局部，不能讓部分影響全局。胡昊強調，在與有關國家的爭端中，一要堅持維護自身權利，二要不被相關方的節奏牽著走，繼續推進我們要做的該做的事，三是對可能發生的風險做好準備和預案。第四，建立新型國際關係，包括新型大國關係與新型全球發展夥伴關係。相互尊重核心利益與重大關切；包容新興國家的崛起，加強南北合作。美國是中國最重要的合作夥伴，要防止中美關係因為一些偶發問題而失控。第五，發揮負責任大國作用，為全球戰略穩定、全球治理和國際關係和諧化做出更大貢獻。反對新冷戰。反對各種極端主義、恐怖主義和國際政治歧視、貿易保護主義。而最重要的是要把自己國內的事情辦好。國內有一個穩定的發展環境，通過強勁持續的發展，壯大國家各方面的實力，中國才有能力維護自身利益，不懼怕任何挑釁。(記者劉延棠、皇甫平麗)世界進入變動期總的看，世界進入多元、扁平、裂變新階段，動蕩與不穩定相伴相隨。世界進入缺乏突出性主題的時代。冷戰時期的主題是兩大集團間的對抗。危機已經結束，但影響並未完全消除，各國在繼續調整轉型，且都面臨複雜的內部事務牽制，目前的世界話題很多，但似乎不像以往那樣有一個能主導全球行動的重大議題。世界政治力量出現整體結構性變動。冷戰結束後一段時間，西方特別是美國一枝獨秀。如今，非西方國家呈現群體性崛起態勢，話語權增強，在很多問題上，西方不僅無力主導，而且越來越需要新興國家的支持與合作。舊的國際協調機制失靈，新機制卻遠未建立。集團性權力下降，板塊性權力上升。權力分散，政治性議題增多，且取向更為複雜，表現在：單一議題向多元議題轉變，全球共識向優先區域自治轉變，單一權威角色(國家、國家集團)向更多有影響力的角色轉變，單一機制向更多層次機制轉變。全球化、多極化仍在發展，世界相互聯繫日趨緊密，影響更為複雜。各國經濟相互依存上升，「一損俱損」效應凸顯。國家特性更為突出，國家利益的邊界更加清晰。非政府組織(NGO)和個人的因素凸顯，發言權增大，影響力上升。突尼西亞小販自焚引爆地區性革命，這在過去是不可想像的。金融危機放慢了所有國家的發展步伐，也拉大了各國間的利益落差。全球化發展導致一些國家崛起，也導致一些邊緣化國家出現，市場化、自由化的負面效應顯現。從「倫敦之春」到「佔領華爾街運動」，從巴黎到南非，以及巴西、土耳其、墨西哥等多個新興國家社會動蕩，都凸顯世界缺乏壓倒一切的議題，缺乏壓倒一切的意識形態和治理模式。美國對伊拉克、阿富汗重建失敗，無法再現二戰後重建德、日的輝煌，西方意識形態受到嚴重衝擊，管理模式失靈，極端思潮開始抬頭。世界沒有可效仿的現成模式，也沒有新的有效模式出現。大國間直接軍事衝突難以想像，但對抗與衝突難控。大國間爭奪更多轉向中間地帶，對抗與衝突難以抑制，且更多以「冷對抗」形式出現。對第三國和邊緣地帶主導權的爭奪涉及軍事層面，經濟制裁已無所顧忌。文明衝突加劇。國家間對抗既有大國的對抗，如美俄圍繞烏克蘭問題展開的較量、大國與小國間以及小國之間的衝突，也包括因不同文明、宗教或認同上升導致的國內衝突和國際衝突，國家因素讓位於民族利益。衝突中，實力是前者的後盾，治理則是後者面臨的挑戰。經濟金融的逐利性與國家目標相左，既可能凌駕於政府之上，也可能自發地邊緣性發展，甚至導致國家間衝突。(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傅夢孜)地區熱點總體可控國際關係的調整期，熱點問題也呈現不同特點，有的在改善，有的保持平穩，也有的呈現複雜化和變動性。朝鮮半島問題，半島南北關係、朝美關係一直處於沒有進展的狀態。朝鮮最新有一些動作，從炮擊到發射導彈，以及尋求與日本關係的突破，實際上力圖突破目前的困局，但相關方如美韓這些國家對朝政策上沒有大的變化。在這種情況下，半島問題面臨不確定性，可能醞釀新的危機。伊朗核問題，從去年11月以來伊朗和六國已經進行了六輪談判，最初設定達成協議的7月20日就在眼前。從整個談判過程和透露的信息看，信號還是積極的，談判結果值得期待。此外，阿富汗正在經歷總統選舉，雖然不是十分順暢，但也在按既定軌道前進。最大的問題是在中東地區，特別是伊拉克。無論是敘利亞、埃及還是利比亞，以及伊拉克，現在的局勢發展仍然是2011年「中東革命」以來的延續。就敘利亞而言，阿薩德政權目前在政治上和軍事上都取得了優勢，美國和相關國家也在做長期的打算，敘利亞危機反而進入了一個相對平穩的時期。從政治進程看，埃及在塞西當選總統後也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只是在國內還面臨一些挑戰。第一是政治上如何處理穆兄會的問題，第二也是最關鍵的是解決埃及的經濟社會穩定和發展。在總統選舉中投票率並不高，塞西需要解決埃及國內問題以贏得民眾支持。這是重大考驗。不管是敘利亞還是埃及，實際上是有利於地區局勢穩定的積極因素在上升，不穩定的是伊拉克的局勢。「基地」在伊拉克的分支已經宣布建立「哈里發國」，影響不斷擴大，牽動了周邊相關國家的局勢，使地區局勢變得更複雜。中國周邊，中日釣魚島之爭目前相對來說中國形勢還是有利的，整體可控，挑戰比較大也更緊迫的是南海。不過，南海基本的框架、態勢也並未發生根本性的變化，除了越南、菲律賓，南海周邊其他有關各方與中國在南海問題上仍保留有共識，就是都希望保持該地區的和平、穩定、發展。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美國作為這些地區熱點的外部重要因素，觀察奧巴馬的理念和行為表現，可以判斷美國當前政策是不會直接強力介入衝突，主要還是通過外交手段進行干預，尋求國際合作，來推動局勢變化。反過來講，也正是這些危機仍然是在可控範圍內，給美國政策推行提供了可能。如果危機集中爆發，變得不可控，美國就不是這個政策了。(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教授高祖貴)國際格局演變經歷「七個一」對宏觀全球戰略及國際關係，可以簡要概括為「七個一」：一次轉移：全球權力自西方向東方轉移，全球經濟和戰略重心向亞太地區轉移，美國推行「戰略東移」。一次調整：為重塑經濟增長新動力，各國都加快新一輪產業結構調整，同時圍繞全球經濟治理的博弈正在展開。一方動蕩：西亞、北非多國政局動蕩、政權更迭，敘利亞、伊朗問題久拖不決，地緣政治的不穩定性給世界經濟復甦平添變數。一波反彈(或重振)：美國西方不甘心衰落，美國決不願拱手讓出老大位置，為此進行戰略反彈，瞄準中國和其他新興大國，實行再工業化，推行「兩洋戰略」，搞「諸邊服貿協議」，欲重振西方權勢，繼續稱霸世界。一回反擊：俄羅斯對美歐戰略擠壓開展新一回合的強烈反擊，打了對方一個始料不及。一場危機：即正在上演的烏克蘭危機。烏克蘭危機帶來了最重要的新變化，對全球戰略格局和國際關係產生重要而深遠的影響。一是改變了冷戰後歐洲地緣政治格局。烏克蘭危機，標誌著俄在地緣戰略上的強烈反彈與反擊，鬥爭將長期化。俄與西方關係惡化。其次是帶來地緣經濟與幣緣政治影響。俄面臨歐美製裁，被中止八國集團成員資格，與歐美的經濟、金融矛盾加深。俄會更加藉助中國與金磚國家合作，利於中國推進經濟帶建設、加強中俄經濟、金融合作。再次是加劇了西方在全球化的失勢。美式全球體系再遭打擊，朝著瓦解邁出一大步。美式全球體系已經丟掉了半個歐元區，新近又失掉了俄羅斯，這樣，將更承受不了失去中國合作與日本背離的打擊。一個凸顯：凸顯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影響力。中國地位的加強將最大程度地影響到全球權力均衡。(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戰略研究部主任、研究員陳須隆)危機加大南北分野風險危機改變了世界經濟增長結構，一是作為危機原因的世界經濟不平衡問題，在危機後得到深刻調整。美國的經常收支赤字在縮小，經常收支赤字佔GDP的比例從2007年的6%，降至現在的2%；歐元區則出現超過3000億美元的順差，而日本、新興國家經常收支順差快速縮小，部分新興國家呈現赤字化，或赤字規模拉大化，世界經濟的結構向美歐佔優勢方向重新平衡(再平衡)。二是全球產業分工體系(生產布局)向發達國家主導方向回歸，美國的頁岩氣革命、製造業復活、出口倍增，以及美元復權，加劇了美國等主導的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的融合，形成新時代的金融產業寡頭，強化了全球生產鏈、價值鏈的控制力，進而推進「產業2.0時代」的到來。三是與之相關的，發達國家主導的戰略企業、戰略資源企業的重組併購，對世界市場形成了新的格局劃分，由此控制了「產能權」。四是發達國家政府順勢提出「規則」、「制度」整合戰略，對全球市場實施縱向、橫向雙重整合，進而形成制度創新型的「結構性權力」，掌控世界政治權力。在此過程中，發展中、新興國家則步入分化、退化軌道，差距重新擴大。「後危機時代」，世界經濟增長態勢和結構日趨分化，南北差距呈現復活傾向。在此背景下，美國推進跨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區域經濟整合，試圖主導21世紀全球經濟新秩序，使得世界經濟格局再臨南北分野風險。面對新形勢，中國大膽提出「絲綢之路」新構想，主張打通陸海戰略通道，通過實體項目的實施，推進區域基礎設施、基礎產業和基礎市場的形成，促進廣泛的互聯互通，推進貿易投資自由化和便利化，從根本上縮小經濟發展差距，糾正世界經濟發展不平衡，形成了全新的國際經濟合作新思維，也必將確立符合世界經濟發展多樣性的合作新範式。(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劉軍紅)進入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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