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離優雅高貴的文學有多遠

07-11

[摘要]小說是一種智者的佳構、孤獨者的舞蹈。獨特的視角、精巧的構思、雋永的思想與哲學的深度，以及文體探索的多向度的可能性，給作家提供了巨大的文學性表現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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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亮的小說美學以及歷史情懷獨樹一幟，人物細膩典雅，情節錯落有致，抒情意境大為提升，一種屬於葛亮的既古典又現代的敘事抒情風格，已經隱然成形。作為讀者，我們讀的不是歷史本身，而是葛亮小說抒情的語言、詩性的敘事，以及優雅高貴的文學品格。

當下的中國小說，我以為仍然在形而下的狀態或層次上滑行，或乾脆稱之為「形而下敘事」也未嘗不可。當「形而下敘事」成為中國小說的主流，中國當代小說離優雅高貴的文學似乎漸行漸遠了。」

何為「優雅高貴的文學」？如何概念、界定它並描述其具體內涵，我並不清晰，這個想法只是從腦海里突然間冒了出來，真可謂隨想。雖如此，但我想，直覺有時候可能更接近事實或真理；所以，先不去考慮理論與邏輯，感覺式地隨想一下也未嘗不可。或許，「優雅高貴的文學」的內涵與形態就蘊含在這裡也未可知。

喜歡葛亮的中篇小說《海上》，敘述沉穩老到，頗有些大家氣象。後來對照《北鳶》，才知道是這個長篇最後幾個章節的節選，這幾章顯然也是這個長篇中最出色的部分。小說附錄中有王德威所做的台灣版序言，開篇第一句話就說，「葛亮是當代華語小說界最可期待的作家之一。」在葛亮的筆下，日本投降後的上海的生活場景並非如我們想像的那般混亂與恐怖。當然，秩序與安寧的背後卻是波瀾與兇險、陰謀與角斗；但葛亮的敘述與描寫卻是在氣定神閑中彰顯著優雅與高貴。《海上》之前，也就是長篇小說《北鳶》前半部描寫的是民國的風雅和動蕩，與南方大家族的生活有關，但卻不盡然。

葛亮的小說美學以及歷史情懷獨樹一幟，人物細膩典雅，情節錯落有致，抒情意境大為提升，一種屬於葛亮的既古典又現代的敘事抒情風格，已經隱然成形。其實從小說，或小說所描寫的歷史本身而言，我們或可以忽略不計，因為葛亮的家族歷史也只能是他個人的想像，甚至虛構詩化的歷史；換言之，作為讀者，我們讀的不是歷史本身，而是葛亮小說抒情的語言、詩性的敘事，以及優雅高貴的文學品格。

民國在近年來的文學或藝術敘事，以至於學術研究中被廣泛描寫、想像與論述，甚至於消費。給人的觀感是，近百年，好像只有在民國時期，中國人的生活才有著優雅高貴的品質與情調。從文化的角度論之，民國時期也達到了相當的高度。這似乎是一個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何以如此，當是一篇很大的文章。

當下的中國小說，我以為仍然在形而下的狀態或層次上滑行，或乾脆稱之為「形而下敘事」也未嘗不可。我們對小說的認識在20世紀一二十年代有了相當大的飛躍，小說成為關涉「新一國之民」（梁啟超語），關乎世道民心與國民性的宏大敘事。但是21世紀初年的「底層敘事」則將「形而下敘事」推至前所未有的高度。「新寫實小說」展現的是普通人一地雞毛的煩惱人生，「底層敘事」更多地體現為一種倫理與道德的苦難訴求。讓人憂慮的是，多數作家並沒有思考如何表現「底層」苦難，或者苦難對人類的深層次意義，比如它教會我們如何反抗命運的籠罩；而是執迷於挖掘苦難，甚至放大和誇張苦難，其遺緒至今還未散盡。

小說關乎倫理與道德，但又不局限於倫理與道德，它還有更為廣闊的文學性、思想性乃至哲學性空間。對倫理道德和「底層」苦難的過度宣示，導致我們的小說始終不能創新，始終不能為世界提供獨特的中國小說敘事經驗與審美範式，中國小說也就無法達到「形而上」的高度，甚至難以與世界文學對話。

從這個角度觀察，賈平凹的長篇小說《極花》便有著特殊的文學價值與意義。從主題層面看，這是一個老套的故事，難以出新。但我以為，《極花》特殊的文學價值與意義在於賈平凹沒有循著「底層敘事」的老路，在直面鄉村的衰敗與農民的苦難時，他採取了中國水墨畫的寫意方法與精神，描寫了一幅複雜的鄉村風俗畫。在這裡，倫理道德與法律法規的現代性衝突被鄉村的文化風俗與村民的生活習慣所消解與遮蔽。賈平凹沒有迴避這種衝突，但卻有意消解了這種衝突。也許，在賈平凹的理想中，中國鄉村無論怎樣凋敝，農民的苦難無論怎樣深重，它都在中國傳統文化與倫理道德中浸泡和滋養著，宛若一幅中國水墨畫，既有物象的清晰，也有情境的朦朧，既有筆法的筆意，也有水墨的趣味。

與那些刻意或誇張描寫鄉村衰敗與農民苦難的小說比較，我更欣賞賈平凹的鄉村敘事，比如《秦腔》《古爐》和《老生》。當下很多作家刻意尋找並誇大鄉村與城市、古樸與現代性的矛盾衝突，外在的戲劇衝突是他們的小說美學追求；而賈平凹對鄉村的認知與感受是浸泡出來的，中國傳統美學精神與鄉村的歷史文化在他的小說中是融合在一起的，因之，賈平凹的鄉村敘事鮮有激烈的矛盾與衝突。衰敗的鄉村與苦難的農民，在他的筆下仍然是詩性的，這種詩性不是生活現實的表面，而是內在文化的根性。

這樣講並不意味著小說要掩飾「底層」的苦難。我想說的是，我們的作家在表現「底層」苦難的時候不應該給讀者造成一種錯覺，即當下「底層」的民眾生活，甚至更廣泛的社會生活是一種沒有歷史與文化的苟且狀態，一種缺乏樸實與善良、悲憫與情懷的渾沌，更不能為了小說的戲劇性與奪人眼球而誇大「底層民眾」人格的卑劣與靈魂的醜陋。

當作家無能為力的時候，理論批評界又給出了什麼樣的思想支撐呢？假如我們將世紀之交作一個隔斷的話，此前的所謂「新時期文學」或「後新時期文學」還真的有些探索與追求，思潮主義一類的也曾有過波瀾起伏，尤其是對西方現代與後現代主義理論批評的譯介與應用，讓我們看到中國文學未來的一抹曙光。可是之後呢？近20年來，中國文學理論批評除了「新世紀文學」概念的提出，還收穫了什麼呢？「新世紀」過去近20年了，中國的理論批評界還在使用這個概念，這個「新」到何時才能終結？可否換個思路，或者退而求其次，認真思考一下我們的文學能不能優雅高貴起來？或者說，能否創造出與我們民族的歷史與文化，與我們當下社會發展與理想趨勢相向而行的「優雅高貴的文學」？

雷達在《長篇創作中的非審美化表現》一文中寫道：為追求某些虛懸的價值目標，使得敘事文學的文學性被沖淡，因為「思想」的作梗，使得人物的靈魂不夠飽滿。對此觀點，我持保留意見。從中國當代小說的總體論之，我恰恰認為小說的思想性或哲學性實在弱爆了。所以，我們應該強調和鼓勵作家在小說中進行獨立的形而上思考，惟其如此，才能真正改變和提升中國小說的品格。多麼好的故事，多麼飽滿的人物形象，沒有思想的支撐也難以達到高超的文學性境界。至於文中所言，以及因追求「思想」的表達卻與整個藝術機體脫節，則需要另論了。

小說是一種智者的佳構、孤獨者的舞蹈。獨特的視角、精巧的構思、雋永的思想與哲學的深度，以及文體探索的多向度的可能性，給作家提供了巨大的文學性表現空間。遺憾的是，當「形而下敘事」成為中國小說的主流，中國當代小說離優雅高貴的文學似乎漸行漸遠了。（文/傅逸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