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代書法演變與特點

書法是漢字書寫的藝術，與漢字有著不可分割的連體關係。漢字的初創只是為了實用的需要，但它的取材與方法，卻孕育了審美意識的萌芽：古者庖棲氏之王夭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周易繫辭下》）

頡首四目，通於神明。仰觀奎星圓曲之勢，俯察龜文鳥獸之象，博採眾美，合而為字，是為古文。（唐張懷《書斷》）

在今天看來，這些描述顯然附加了浪漫想像的成分，漢字也絕不是某一個人的創造，但是，只要我們對漢字的最初狀況稍加考察，仍不難發現其中的合理內核：漢字的確是人們仰觀俯察、博採眾美的結果，體觀了先民對世間萬物的審美觀照；漢字之美來自自然，同自然之妙有，得自然之真諦。所以說，漢字與書法是一對孿生兄弟。

甲骨文是目前所見到的最早的成系統的文字，其中已蘊含了書法藝術的基本要素，筆法、結體、章法無不備至。筆法有粗細、輕重、徐疾的變化，結構隨體異形，任其自然，章法錯落多姿而又和諧統一。這一切充滿了殷商時代的氣息，具有天地造化之美，中國文化的精神已初露微曦。

西周金文書法筆畫厚重，結體謹嚴方整，章法錯落自然，書風渾厚雄健，充滿質樸凝重的氣息，顯示周王朝雄強蓬勃的時代風貌。

小篆是秦統一六國後確定的標準文字，經李斯等人整理簡化，其筆畫停勻，圓健遒勁，結體平穩，上密下疏，沉著舒展，既體現了秦王朝一統天下的精整、威嚴的總體風貌，又反映了前儒所宣揚的剋制、理性的仁和中庸之道的審美心態。

隸書的出現是書法發展史的一大關捩，它完全改變了篆書線條的整齊劃一。隸書的波磔運筆中所含的「S」形運動意味明顯加強，使人們心裡久久積蘊的情感運動節律得以痛快淋漓地展示出來，滲透了書家的意興，有了更為豐富鮮明的生命意態的內涵之美。於是，作為造型材料的點線，逐漸演變為抽象的抒情符號，成為蘊含民族審美理想和審美習慣的有生命意義的形式。從漢代文化的時空背景看，漢代書法受到時代精神的輻射，反映了漢民族對於雄強豪放氣勢的崇尚，是人的力量對象化的體現。正是在這樣的文化心理時空中，我們看到了鋪采文、氣度恢宏的漢賦，霍去病墓前那氣勢古拙、渾穆質樸的獸雕群……

三國時，隸書向楷書演化；兩晉、十六國時，草、楷都有發展。東晉王羲之、王獻之父子是中國書法史上最璀璨的明星。後人以「晉人尚韻」作為對晉代藝術審美風貌的概括，這與當時的玄學思潮緊密相關。「有晉中興，玄風獨振。」玄學作為一種本體論哲學，是由老莊哲學發展而來，其宗旨是「貴無」，其最高主題是對個體人生意義價值的思考，對魏晉人所亟亟追求的理想人格作理論建構。魏晉時興起的「重神理而遺形骸」「重自然」而輕雕飾的美學觀念，以及新興的山水詩與山水畫，深深浸潤著玄學意蘊。魏晉士人徜徉山水，詩琴自樂，放浪形骸之外，追求一種「不與時務經懷」的「蕭條高寄」的生活，這種輕人事、任自然的價值觀進入中國知識分子的心靈世界，鑄造了中國古代士人玄、遠、清、虛的生命情趣。縱覽「二王」書法，其流婉腴潤的運筆，蕭散迂闊的結構，朗曠清逸的意態，超然自得的氣度，調暢逸豫的神韻，無不與「玄學」精魂一脈相承。

南北朝時期，南朝社會相對穩定，書壇為「二王」書風籠罩，以繼承「二王」為能事，成就不高。北朝書法主要反映在碑刻上，故總的風貌與南方迥然不同。「杏花春雨江南」的書法代表尺牘表現出的是秀美——陰柔之美；「鐵馬秋風冀北」的書法代表碑刻表現出的是壯美——陽剛之美。這差異與書法用途及南北方自然、社會環境不同有關。「一代之書無有不肖乎一代之人與文者。」（清劉熙載《藝概》）在少數民族與漢民族文化的大融合過程中出現的「北碑」，其精神氣質無不與北方游牧民族尚武悍之氣暗通。

「唐人尚法」。有唐一代，楷書名家輩出，群星璀璨。尤其是顏真卿的楷書端莊雄偉、渾厚朴茂，凜凜然有大丈夫氣，遂成為中國書法史上陽剛之美的典型代表。顏字豪邁恢宏、法度嚴謹風格的形成不是偶然的，它是盛唐政治理性與活力的寫照。唐代自貞觀、開元之治而達到鼎盛，威名遠揚，到處充滿了蓬勃向上的活力，唐文化呈現出一種兼容並包、氣度恢宏的景象，進入了史詩般壯麗的隆盛時代，具有一種明朗、高亢、奔放、熱烈的時代氣質。此時，各個藝術領域都一改初唐含蓄妍媚的時尚，把它們各自所涵蘊的審美追求集中在美學精神這個聚焦點上，唐詩的風采，唐塑的豐滿，唐畫的豐麗、唐書的豐腴，唐樂的丰韻，唐舞的豐艷，都與這個時代的美學思想一脈相承，既充滿著現實主義精神，又瀰漫著浪漫主義氣息，表現了唐人那種健康豐滿的文化心態與豪放豐華的藝術情趣。

「宋人尚意」。蘇軾是開啟「尚意」書風的傑出人物。其《黃州寒食詩》為其「意造」的典型代表作：時輕時重的筆觸，欹側不拘的結體，疏密錯雜的布白，都與詩句內容相吻合，傳達出作者因政治傾軋而被貶黃州的憤慨、屈辱而又無可奈何的複雜心情。黃庭堅不斤斤於點畫是否合乎法度，而注重點畫表現出的感情，在他看來，只要點畫有情，病處也美，這與蘇軾的「貌妍容有顰，璧美何妨橢」若合一契。

「明清尚態」。明代時，由於資本主義因素的萌芽、市民意識的覺醒，導致了明代文化藝術以反映市民生活為主流的創作審美傾向，因此在形式美感上似乎更趨於自由通俗，接近現實，表達人情，真正開拓了文化藝術美學的社會容量，從而也更顯示了藝術反映生活的積極效應。清代的文化藝術在很大程度上繼承了明代的傳統。李澤厚《美的歷程》論道：「如果說漢代文藝反映了事功、行動，魏晉風度、北朝雕塑表現了精神、思辨，唐詩宋詞、宋元山水展示了襟懷意緒，那末以小說、戲曲為代表的明清文藝所描繪的卻是世俗人情。這是又一個廣闊的對象世界，但已不是漢代藝術中的自然征服，不是那古代蠻勇力量的凱旋，而完全是近代市井的生活散文，是一幅幅平淡無奇卻五花八門、多姿多彩的社會風習圖畫。」

縱觀書法幾千年的發展歷程，從「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到化意為象的生命意識的表達，從樸素的「周天」意識到民族宇宙觀的深化，從為實用需要而創造到審美功能的自覺強化……我們看到，書寫之美，在無意識的呈現到有意識的追求過程中，顯示出書法藝術構成的多因性、系統性，折射出我們民族文化精神的熠熠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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