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灝：習仲勛曾第一個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給廣東「放權」

2016年01月11日15:16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編者按：近日，《習仲勛與群眾路線》（上冊）一書由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該書是一本採訪實錄，包括31位曾經在習仲勛同志身邊工作或者近距離接觸過他的幹部、群眾的25篇採訪記錄，共42萬多字、100多幅圖片，其中許多圖片是首次公開發表。本文是中央黨校採訪實錄編輯室對李灝同志的採訪實錄。

採訪對象：李灝

採訪組人員：陳憲宇（統籌） 嚴宏偉 邱然 陳思

採訪日期：2014年4月17日下午

採訪地點：深圳市老幹部活動中心4樓會議室

人物簡介：李灝，1926年12月出生，廣東電白人。抗戰勝利後，考入中山大學讀書，1947年參加地下學聯，194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53年前後，任國家計委經委組長、處長。國務院工交小組辦公室副主任、國家建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國家進出口管理委員會專職委員，對外經濟貿易部政策研究室主任，國家經委秘書長。1983年後，任國務院副秘書長、國務院機關黨組副書記。1985年8月，任廣東省副省長、深圳市市長。1986年5月，任深圳市委書記兼深圳市市長。1993年，任第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習仲勛同志在這次中央工作會議上的發言，給了中央深刻的啟示，所有人都意識到——給廣東放權，讓廣東先行一步，成為率先開放搞活的先頭部隊，這就是我們的突破口。習仲勛同志的發言對廣東衝出一條路，先行一步，起了重大的作用。——李灝

採訪者：李灝書記，您好！現在我黨正在開展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為了配合這次活動卓有成效的開展，我們中央黨校出版社策劃《習仲勛與群眾路線》這樣一本書，採取一對一實地採訪的方式，主要是採訪像您這樣在工作上與習仲勛同志長期共事的老同志，從你們的觀察和記憶中「以面帶點」，落腳點就是習仲勛同志的群眾路線觀點和群眾路線的工作方式。

李灝(以下簡稱李)：你們這個選題非常好。群眾路線是我們黨的一個根本工作路線，是三大優良作風之一。大家一講起群眾路線，很容易就聯想到關心群眾，向群眾訪貧問苦，再進一步講就是傾聽群眾的意見，為群眾辦事……其實，對群眾路線的理解，並不僅僅局限於此。群眾路線的根本宗旨是，一切都是為了群眾，一切相信群眾，要實現我們的目標，也是要靠群眾。如果你作為一個領導，不關心群眾，不依靠群眾，你肯定是失敗的，你做的事情也是沒有意義的，也不符合我們黨的宗旨。因為我們的目標不是為了個人利益，而是為了群眾的利益。

習仲勛同志是我黨一名功勛卓著、才華橫溢又帶有傳奇色彩的領袖人物，受到人們廣泛關注和敬仰。我是1953年從廣東調到國家計委工作，雖同屬國務院系統，但仍然沒有機會與仲勛同志有過直接接觸。直到1962年，我隨領導去北戴河參加中央工作會議。開始階段，都是談國民經濟恢復和發展問題，會議進行比較順利。但到中後期，突然傳來消息，說有人批評各地不抓階級鬥爭，這次會議也要議這個問題了。特別是會議快結束時，又冒出一個關於《劉志丹》那本小說的問題，把習仲勛同志也牽涉進去，讓人更加意外，議論紛紛。我就問我的領導，到底是怎麼回事。他說他也不清楚，也十分意外，他還說，劉志丹和習仲勛都是陝甘寧革命根據地創始人，是戰友，毛主席對習一直很器重，後來調國務院任秘書長、副總理，也是毛主席的意見。習在國務院工作，成為周總理的得力助手，即使有點什麼事，周總理也會關照。此次北戴河會議後，在北京又開了中央全會，據領導對我講，這次會議康生拋出「利用一本小說反黨是一大發明」的謬論，實則是康生一夥上綱上線要整人。

習仲勛同志就從那時開始經受了16年的磨難，他被拉回陝西批鬥、關押，後來又被下放到洛陽。那些年，全國受到迫害的領導幹部很多，有些人就熬不過來。習仲勛同志甚至有6年左右的時間，家屬都沒有和他見過面。但是他一直努力保持好的心態，休息、積蓄力量、鍛煉身體。一直熬到了1978年，他在幾位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幫助下，終於重新獲得了繼續為黨和人民貢獻自己力量的機會。

1978年4月，習仲勛同志到廣東工作的時候，面對的是社會動蕩、民生凋敝的局面。廣東很多老百姓沒有菜吃，沒有肉吃，缺衣少穿，物資供應嚴重不足，逃港問題也很嚴重。當時習仲勛同志自己的歷史問題還沒有徹底解決，中央還沒有正式給他平反，但他完全不顧這些個人的問題，紮實地投入到非常艱難、煩瑣辛勞的工作當中。下基層，到工廠，到田間地頭，和基層幹部開座談會，平反冤假錯案，反偷渡外逃，發展貿易，開放邊境，搞活經濟，向中央要權，籌劃建立特區……在兩年多的時間裡，習仲勛同志以超乎尋常的拼搏精神和強大的意志力，為廣東在時代轉折時期的發展做出了異乎尋常的貢獻。他在做任何工作、處理任何問題的時候，都是從群眾的利益出發的；他在做任何決策的時候，都是以紮實的基層調研為基礎的。這種工作方式，絕不僅僅是一個能否秉持群眾路線觀點的問題，而是需要真抓實幹，真槍實彈地去付出巨大的工作量才能夠支撐起來的。所以，今天我回憶起習仲勛同志在廣東，以及他後來回到中央的工作歷程，心中充滿深深的感動和敬佩。

採訪者：您和習仲勛同志第一次接觸是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能否回憶一下這段歷史？

李：我和習仲勛同志最早接觸是在1979年，那時他已經擔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當時，廣東的管理體制，與其他省市沒有什麼區別，還是延續舊有的一套，對外是閉關鎖國，對內是權力高度集中，地方上想發展經濟非常困難，很多通過正常手續就可以開展的工作，卻需要一個關卡一個關卡地過，在重重阻礙下，很多該做的事情就不了了之。習仲勛同志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了很多行之有效的建議，給廣東要權，爭取廣東「先行一步」的有利條件。

廣東在改革開放中「先行一步」，並在後來不同的歷史時期取得了階段性的成就，這是包括習仲勛同志在內的一批有著遠見卓識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共同推動、共同開拓的結果。

但是，我們今天回顧歷史，可以客觀地說，如果習仲勛同志沒有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結合自己深入基層、貼近群眾調研的成果反映廣東的實際情況；如果他沒有那麼敢講實話，敢於尖銳地、鮮明地提出給廣東放權，廣東就可能還會徘徊不前。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由於農業、工業以及國民經濟的各個方面都面臨著全面崩潰的危險，各個方面的幹部群眾都意識到指令性計劃管理體制的低效率和嚴重僵化。大家更是深切地感到高度集中的體制非改不可了，但具體怎麼改，誰也沒有明晰的方向。1977—1978年，中央派出了一系列出國考察團，掀起了一股「走出國門，借鑒先進國家經驗，開闊眼界，打破僵化思想」的潮流。當時，谷牧同志率團出訪西歐五國，回國後起草了對西歐五國的考察報告，中央政治局開會專門聽取了谷牧同志的彙報，在討論中普遍贊同，為了改變落後現狀，必須打開國門，大膽引進外資和先進技術，與此同時，對現行的管理體制也要進行某些改革，對地方和基層適當放權，呼聲很高。

所以，「給地方放權」這個觀點並不是中央工作會議才有的，也不是習仲勛同志首先意識到的，但他是第一個敢於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這個觀點的人。這個提議客觀上影響推進了中央的決策，從而深切地改變了廣東的歷史，也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中國的歷史。習仲勛同志在這次中央工作會議上的發言，給了中央深刻的啟示，所有人都意識到——給廣東放權，讓廣東先行一步，成為率先開放搞活的先頭部隊，這就是我們的突破口。習仲勛同志的發言對廣東衝出一條路，先行一步，起了重大的作用。他大力推動了當時還停留在理論探討階段的擴大地方自主權的共識，使廣東先行一步成為現實。這是習仲勛同志為廣東，乃至為全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所做出的歷史性貢獻。

那麼，習仲勛同志為什麼能夠第一個旗幟鮮明地提出這樣的觀點？為什麼他能成為第一個直接影響中央決策的人？最直接的因素就是他深入基層調研的工作方式。他深切地了解各種問題的癥結，實實在在地理解群眾的疾苦，知道群眾的訴求和願望，明白我們的體制需要做出怎樣的變革，所以他才能更迫切地希望當時只停留在理論上的觀點變成現實，才能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大聲疾呼。可以說，習仲勛同志發出的呼聲，實際上就是人民的呼聲，是他通過大量的、紮實有效的群眾工作得來的。

採訪者：那麼接下來，您也見證了在習仲勛同志的努力下，廣東的「先行一步」成為現實。

李：是這樣的。1979年5月，中央就委派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谷牧同志率團來廣東調研，協助起草文件。我當時在北京工作，也是作為工作組成員，跟隨谷牧同志到廣東參與起草《中共廣東省委關於發揮廣東優越條件，擴大對外貿易，加快經濟發展的報告》。當時，廣東省成立了由王全國、曾定石同志牽頭的起草小組，準備迎接工作組的到來。

我們一行人跟隨谷牧同志坐火車去廣州。當我們到達廣州火車站時，發生了一件小事。這件小事給我的印象十分深刻，到現在也記得很清楚。當天，習仲勛同志親自到火車站接工作組，當時有個通道比較狹窄，人群通過得比較慢。現場的警衛為了維持秩序，對周圍的群眾大聲吆喝，要他們儘快躲開讓路，態度比較粗暴。習仲勛同志看到後很不高興，當時就批評了這些警衛，他說：「你們怎麼這樣粗暴無禮地對待群眾？人家也是上下車，人家也是要走路的，你們維持秩序要好言相勸，以後你們對群眾不能這麼沒有禮貌！」

1979年6月，廣東省委向國務院上報《中共廣東省委關於發揮廣東優越條件，擴大對外貿易，加快經濟發展的報告》。

這件事雖然只是一兩分鐘、一兩句話的小事，但這對當時在場的同志都是一種很好的教育。它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習仲勛同志時刻把群眾的利益放在心上的優秀品質。

習仲勛同志接我們一行人到達省委招待所後，親自陪同工作組同志用餐。在接下來的工作中，習仲勛同志嚴謹細緻、紮實深入的工作作風和對工作組工作的重視程度，給我們每一個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習仲勛同志把他主政廣東以來在基層調研到的問題進行了系統的匯總，得出一些宏觀性的議題，向工作組做了詳細彙報，梳理出了廣東急需解決的問題和下一步的工作重點。谷牧同志也講了話，對我們下一步的工作做出了指導。

在谷牧同志和習仲勛同志的指示下，省委、省革委會委託廣東方面的王全國、曾定石，以及中央工作組的甘子玉與我和其他同志一起研究和起草文件。我們這個臨時組成的起草小組經過十多天時間的反覆研究，於6月正式擬定了《中共廣東省委關於發揮廣東優越條件，擴大對外貿易，加快經濟發展的報告》。

在廣東的工作結束後，谷牧同志率領工作組又立即趕到福建，也幫助福建起草文件。這兩個報告同時上報中央，中央在7月就正式批准了這兩個報告，形成了著名的「中發〔1979〕50號文件」。這件事情在中國改革開放歷史上起到了先鋒性作用，我很榮幸地參與了這段濃墨重彩的歷史，也見證了習仲勛同志在這段歷史中所起到的至關重要的作用。

採訪者：習仲勛同志於1980年調到中央後，您和他工作上接觸是不是就更多了?

李：是的。習仲勛同志1980年年底離開廣東，調回北京先後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在這個崗位上，習仲勛同志分管很多方面的工作，比如：民族宗教；工、青、婦群眾組織；加強港、澳、台、僑工作；統一戰線；等等。這段時期他和在廣東主政時期一樣忙碌，投入了許多精力去處理好方方面面的事情。可以說，從1978年他復出以來，一直在把一天當作兩天用，努力地工作，就是為了把他受迫害期間耽誤的時間盡量彌補回一些來，盡量為國家為人民多做一些工作。我對他的這種精神是非常敬佩的。

當時我在國務院工作，和中央書記處在工作上有著密切聯繫，也有很多和他工作接觸的機會。他細緻、嚴謹的工作作風以及平易近人、艱苦樸素的生活作風給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採訪者：1985年以後，您就到深圳主持工作了，從某種意義上說，您成為習仲勛同志所開拓的廣東改革開放「先行一步」的繼承者和執行者。

李：只是其中的一員吧。深圳是習仲勛同志精耕細作過的地方，從反偷渡外逃時期，習仲勛同志在寶安殫精竭慮地工作，到後來深圳成為一個現代化的大都市，深圳經濟特區從一顆小小的種子終於成長為參天大樹。習仲勛同志對深圳一直非常關心，對深圳人民有著非常深厚的感情，無論他主政廣東期間，還是回到中央任職期間，都在牽掛著深圳的發展和建設。

1987年以後，他差不多每年都會來深圳視察、指導工作。今天深圳的良好發展形勢和習仲勛同志當初所做的開拓工作和巨大的推動作用是分不開的。所以，他就是我們的主心骨，他就是我們的堅強後盾。他每年來到深圳，我們都會面對面地向他彙報工作。他也經常會對深圳的建設、發展、改革開放事業提出意見和建議，他的很多很好的建議，開拓了我們的思路，為繼續推動深圳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化發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這段時期，我和他接觸非常多，而且因為時間離現在比較近，所以對許多事情的印象還非常深刻。

剛才你所提到的，我和很多同志一起成為習仲勛同志所開拓的廣東改革開放「先行一步」的繼承者和執行者。不僅如此，改革開放後廣東的幹部群眾都繼承了這個開拓性的「先行一步」的種種有利條件。比如財政大包干，讓廣東改革開放的順利開局得到了一個非常有利的條件。這一制度的創新，給了廣東很大的財政權，作用非常大。上繳給中央多少，地方留用多少，在開局時就定得非常清楚明白。廣東也按照中央的辦法，把這個政策層層向下推廣，對各地市也實行財政包干、分灶吃飯，這一舉措充分調動了地方的積極性，為改革開放後廣東的快速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再比如，擴大對外經濟交往的自主權，這也是廣東發展的重中之重。過去，廣東這方面一點兒權力都沒有，無論什麼都要跑到中央去批，甚至想進口一些很小的零配件，廣東省自己說了都不算，都要層層審批，跑斷了腿也不一定跑得下來。現在，廣東無論是外出考察、對外貿易，還是引進外資、外匯，都有一定的許可權，有了這些許可權，廣東就不得了了，發展得非常快。像那些「三來一補」、外資企業、合資企業都爭相在廣東落地生根。

經濟特區的建立也是至關重要的一個方面。寶安、珠海成為出口加工基地以後，具有很大的擴大外匯收入的作用。再到後來發展成為改革開放的窗口和試驗田，對全國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現在中央支持成為經濟特區，定位為「利用外資，發展工業」，讓我們站在了一個更高的起點上，而且更加具有靈活性和機動性，可發揮的權力也更大了。

總的來看，習仲勛同志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大聲疾呼，為廣東要權，給廣東爭取到「先行一步」的特殊政策，可以說是給了廣東一個巨大的發展契機。而且，我們不該忘記，習仲勛同志當時剛剛結束了受審查、被關押的生活，剛剛復出，甚至強加給他的罪名還沒有平反，在當時那個複雜的政治環境下，他不顧個人安危，冒著一定的政治風險為廣東大聲疾呼。現在完全可以這樣說，沒有他的努力，就沒有廣東、福建乃至沿海地區這30多年的迅猛發展和輝煌成就。

採訪者：1985年以後您主政深圳，習仲勛同志經常來到深圳，你們見面的機會就更多了。

李：是這樣的，說起來，我和習仲勛同志還是很有緣分的。1985年到1993年間，我到深圳主持工作，從這以後，我和習仲勛同志接觸的機會就更多了。這實際上也是我和習仲勛同志接觸最多的一個階段。

1985年以後，我主持深圳工作，他幾乎每年都來深圳，我都要向他彙報工作。特區發展的一舉一動都牽動著他的心，他由衷地為深圳的發展感到高興。習仲勛同志在廣東雖然主政時間不長，但他為廣東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也和廣東的幹部群眾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廣東可以說是他的第二故鄉。

1987年，他來到深圳，我的記事簿里是這樣記載的：1987年2月11日至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習仲勛同志視察深圳。習仲勛同志主持過廣東省的工作，對深圳的情況比較了解。14日我陪同他參觀了工廠、農村以及旅遊、市政建設和蛇口工業區，看到特區建設一派欣欣向榮時，他十分高興地說：「以前在極左路線影響下，這個地方一片荒涼，邊境人員外流很多。現在，到處生機勃勃，深圳的情況出乎意料的好。這些都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實行改革、開放、搞活帶來的成果。現在特區還只是初具規模，但它所取得的成績是舉世公認的。最近，受國務院委託，谷牧同志主持召開了幾個特區工作會議，總結了幾個特區去年的工作，明確了今年的發展目標和任務。」習仲勛同志指出，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中，一定要旗幟鮮明、立場堅定。要嚴格執行中央制定的政策界限，要十分珍惜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沒有安定團結，就沒有一切。我們總的方針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搞活。只有這樣，特區的工作才能做好。他還說，特區從建立到現在，經歷了幾屆班子，每一屆都做出了不少成績，要在以往工作的基礎上，把事業推向前進，把特區建設得一年比一年好。

1990年12月23日，習仲勛與李灝（左一）、賽福鼎·艾則孜（右一）一起參加深圳市人大成立大會。

1988年12月7日，習仲勛同志到深圳考察，我與他一起吃中午飯。當時他在全國人大常委會任副委員長，我向他彙報了深圳近幾年的發展情況，還有一些具體工作，包括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還有全面深化改革等情況。

習仲勛同志聽完彙報後很高興地說：「現在的深圳是生機勃勃、熱火朝天地向前發展，改革是一項十分艱巨的任務，難免出現某些失誤，不管遇到什麼困難，都要堅持改革的方向；改革不能踏步不前，更不能走回頭路。」他勉勵省市的幹部群眾要不斷總結經驗，繼續發揮改革開放試驗區的作用。

他還語重心長地說：「小平種的這個試驗田，現在苗長得又壯又肥，這條路是對的，一定要走下去。」

1991年7月，習仲勛與李灝等在一起。

他還對我說：「李灝啊，你不要聽人今天說這個明天說那個，深圳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試驗田、排頭兵，這一點不會變。」見到我笑他就很高興，一旦見到我不說話，他就哈哈一笑，說：「我就知道你一定又遇到困難了。我們這些老人沒有決策權了，但還是會關心特區，支持特區，為深圳的發展呼籲、說話、建言獻策的。」

1989年12月，習仲勛同志再次視察深圳。1990年1月6日，習仲勛同志會見了美籍華人物理學家楊振寧。在會見中，習仲勛同志稱讚楊振寧教授一直以來支持祖國的改革開放政策，關心祖國的建設和特區建設，特別是在關鍵時刻頭腦清醒，做了很多工作，對國家的穩定和發展起了積極作用。習仲勛同志還說：「深圳特區經過近10年的建設已經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也總結了很多成功的經驗。1989年政治風波之後，僅東歐國家就有78個代表團來這裡參觀訪問。一些資本主義國家也在研究深圳特區。」他希望楊振寧教授繼續關心和支持祖國和深圳特區的建設；並在讚揚楊振寧愛國心的同時，動員他做深圳市政府的顧問：「你是不是做深圳市政府的高參，做李灝書記的顧問啊？」楊振寧回答：「是。習仲勛同志您德高望重，我應該向您學習您的愛國心。」

1990年9月底，他在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楊德中陪同下來深圳看牙，看完牙後就回北京了。臨走之前，他動情地對我說：「以後我就要待在深圳了，深圳恢復了我的健康，深圳就是我的家，我要看著深圳發展。」我說：「不但深圳是您的家，而且您是這個家的大家長、主心骨。」「深圳就是我的家」這句話，習仲勛同志不止一次說過，在很多場合他都提過，可見他對深圳的感情之深。

習仲勛分別於1980年和1990年，在深圳兩次會見楊振寧，讚揚他愛國心的同時還動員其做深圳市政府的顧問，圖為1980年習仲勛與楊振寧(右一)和李政道（左二）。

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談話後，中央進一步堅定了走改革開放、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的決心。習仲勛同志感到非常高興，特意找了我們談話。他說：「現在小平同志支持深圳的改革開放之路，你們有了『尚方寶劍』，要大膽解放思想，堅定地走下去。」

1993年，習仲勛同志不再擔任黨和國家的領導職務，離休後長期在深圳休養，我和他接觸的機會就更多了，他與深圳有著不解之緣，始終以熱切的眼光關注著深圳的發展。

回望30多年前的1978年4月6日，習仲勛同志剛剛復出，在到達廣東第二天，在省第四次黨代會上真情地說，自己由北方水土養育了大半輩子，現在到了廣東，要靠南方水土養育下半輩子。可見習仲勛同志當年所說的，並不是一句客套話。他在剛剛來到廣東的時候，就抱定了一個決心，不僅打算把自己的全部心血和精力奉獻給廣東人民，而且把這塊土地當成了自己的第二故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