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犯-張君勱—新儒家領袖—國士無雙！

1948年12月25日，中共宣布頭等戰犯名單，共計43人。第一名是蔣介石，最後一名是張君勱。

張君勱（1887—1969）是中國現代史上有影響的思想家和社會活動家。現代新儒學思潮的開啟者之一，是二十世紀當之無愧的新儒學領袖。三十年代初，他組建國家社會黨，1941年與梁漱溟等人一道發起成立中國民主政團同盟。1946年作為民盟代表出席政治協商會議（舊政協），起草《中華民國憲法》，因而被中共列為第43號戰犯，1949年後流亡海外，1969年病逝於美國舊金山。

自五四新文化運動後，中國主要有三大文化思潮，分別是反傳統主義的西化思潮、馬克思主義思潮、和現代新儒學。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一個重要內容是反孔批儒。和陳獨秀、胡適相反，張君勱對孔子「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十分尊崇。他稱孔子為「中國文化之柱石」，認為孔子所以能成為儒家學派的創始人，並得到後世的敬仰，成為「萬世師表」，其原因就在於：

（一）孔子的學說能解決社會問題，如他所確立的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間的秩序，為社會所必須。

（二）孔子以堯舜禹湯文武在文獻中的事實為學說的基礎，不像道家之改制，托於黃帝一人，墨家理想中的人物，托於大禹一人。

（三）道家的任自然，墨家的摩頂放踵，雖有獨到之處，然不免於偏激，不若孔子所提倡的忠恕之道近於人情。

（四）孔子自稱述而不作，以古代文獻六藝傳之於人，較老墨之自著一書對自己學說進行表彰，反而易為人接受。

儒學對中國社會的影響，張君勱認為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孔子不以宗教為立國大本，使我國免於宗教戰爭，並使儒、釋、道、回、四教得以長期和平相處，同時也沒有產生過宗教與科學的衝突，「有神論無神論，在孔子教義內，無自而生。」

第二，孔子在六經中保存文獻，留下了我國遠古時代社會的真面目，這與印度人但好哲學，而無自古迄今之歷史著作，正相反對。

第三，孔子有正名之說，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義，安定社會秩序，對於那些違反正名的行為，則記於《春秋》中，稱為亂臣賊子。

第四，孔子開門授徒，樹私人講學之，以智力代替貴族的世襲制。

張君勱極力為孔子及儒學辯護，比如他指出，孔子生當臣弒其君史不絕書的春秋封建時代，提倡尊君，有其歷史的合理性，無可厚非。父為子綱之說，猶如各民族中的父權制度，是社會學中常見的現象。大家族乃各國農業時代合族聚居之通例，並非我國所獨有。至於夫綱之說，自今日言之，說它違背了男女平等，但西人的家庭與社會之間，除禮節上尊崇婦女之外，其家庭實權仍握在男人而不是婦女的手裡，允許已婚婦女享有獨立財產，那只是西方近代以來才有的制度，在社會地位上，男女之間並沒有實現真正的平等，多數職業仍為男子所壟斷。由此可見，孔子及儒家的「君臣大義」和「三綱」之說，自社會進化的觀點來看，並無非議的理由，它完全是時代的產物，我們不能以二千年後之是非定二千年前之功罪。即使就是非論是非，孔子之言也自有其「至當不易的價值」。因為無論任何社會都須別上下、定民志，講秩序，就像今日有所謂鐵的紀律、領袖制度一樣。就此言之，「君為臣綱之說，作為治者與被治者之關係以觀之，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之說，作為家庭間負責人之關係以觀之，」不可以「一概抹殺」和否定。

針對胡適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否定，他在《胡適思想界路線評論》一文列舉出三大「中國文化之優點」：

第一，在政治與社會方面：（A）君主專制制度有功於中國民族的統一，如果沒有秦始皇、漢武帝和唐太宗的集權專制，「則中國民族能否統一如今日，大是問題」；（B）科舉制度專以四書五經取士，自縣而省而全國，驅全國人以必讀孔孟之書，必寫通行文字，這有利於全國語言文字的統一；（C）大家庭能使同族之人患難相恤，疾病相救，這樣可以為國家分擔一部分保護人了的責任，比西方一夫一婦的小家庭更可以成為「吾國家之模範」；（D）納妾制有利於「中國人口之繁殖」，其動機或為男女之欲，然「其結果即所以增加人口，擴大同族以自衛於鄉里。其間接之效，更以所增人口移殖于海外。」所以。比起一夫一妻制，納妾制更能「維持於久遠也」。

第二，在宗教方面：（A）孔子之教重人性重人論，不言上帝有無。在孔子的有教無類的教育下，中國人對外來之宗教，不僅不排斥，反從而迎之，如魏晉間之於佛教，徐光啟之於耶教；（B）中國人雖陶冶於人倫學說之中，但對於宗教之發生，異常真摯；（C）徐光啟歸依耶教，實包含有理智成分，因是引起天文算學的輸入。

第三，在學術方面：（A）我國的二十四史，被美國人洛弗爾稱之為「世界諸大奇蹟之一」，是「中國所自造之永久之紀念碑」；（B）我國中古關於西域的記載，詳盡而準確，西方人對此極為佩服；（C）我國對於宇宙事物科學的記載。雖不如西方人，但硯有硯史，茶有茶譜，銅器金石，草木鳥獸，無一物而無記載。

張君勱的新儒家主張;向西方學習，引進西方文化，必須「以儒學為本，而溝通東西思想。」惟有采西方學說之長，而後吾國學說方能達於方法嚴謹，意義明確，分析精到，合於現代生活.

當代新儒學自發生到今天大致經歷過三個發展階段：

第一階段，從「五四」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一時期現代新儒家的活動基地在中國大陸。

第二階段，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70年代末，這一時期現代新儒家的活動基地主要在香港和台灣。

第三階段，從70年代末到現在，這一時期現代新儒家的活動基地逐漸轉移到北美。

梁漱溟、熊十力、馮友蘭和賀麟雖然分別創立過「新孔學」、「新唯識學」、「新理學」和「新心學」的新儒家思想體系，但1949年後，他們都留在了中國大陸，停止了這方面的學術活動，有的人還放棄了現代新儒家的立場，改信了馬克思主義，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如賀麟）。只有張君勱，無論其地位，還是其影響，在第一階段可以與梁漱溟、熊十力、馮友蘭和賀麟相提並論，在第二階段可以與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比肩。他是現代新儒家當之無愧的領袖。

張君勱代表性的著述有:1920年代的科玄論戰中的系列文字,《歐洲文化之危機及中國新文化之趨向》；1930年代的《明日之中國文化》、《民族復興之學術基礎》、《立國之道》、《中國與歐洲之文化比較》,1940年代的《科學與道德》、《現代文化之危機》。50年代之後的《義理學十講綱要》、《中國現代化與儒家思想復興》等等。

（依據鄭大華《張君勱與中國現代文化思潮》等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