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在做心理諮詢師時，我做的是什麼？

前天的互動話題「我問了兩百個心理諮詢師他們為什麼要做這行」，很多諮詢師從意識層面回答了這個問題【回復」精華「可見】。

Ralph R·Greenson曾在《精神分析的技術與實踐中》談到諮詢師師們從事這份工作的動機。也許我們可以從專業的角度談談：當我在做心理諮詢師時，我做的是什麼？

動機

1、滿足窺探他人的傾向

2、早年追求全能感的殘留，或是克服對陌生者焦慮的手段3、對排除在父母性生活之外的延遲滿足4、扮演母性角色，將患者當做孩子來哺育、保護或是教誨。（養育衝動）5、治療來訪者的願望，可能作為對傷害弱小的幻想所導致的內疚的一種補償6、以承認暴露恐懼來掩蓋被壓抑的露陰衝動7、掩蓋由於注視和被注視所產生的攻擊和性的衝動8、滿足潛意識的施虐或受虐衝動9、致力於消除患者的神經症性痛苦10、患者會成為分析師幻想的投射對象

當我在做諮詢師時，我做的是什麼？

本能驅動力促使人類去尋求釋放和滿足。隨著自我的成長，尋求安全感成為基本目標。生活中所有的繼發性動機都可歸因於對於滿足感或是安全感的追求，或是二者兼有之。此處，關於動機的討論僅限於精神分析師工作的三方方面：

（1）分析師作為內省和領悟的收集者和傳達者；

（2）分析師作為移情性神經症的目標；

（3）分析師作為病患的治療者（弗萊明，1961）

精神分析治療所具有的獨特性之一，是治療過程中的闡釋、內省和領悟（E·比布林，1954；吉爾，1954；艾斯勒，1958）。

為了能領悟患者的行為、幻想和思緒，分析師應能理解患者。隨後，將這種領悟所隱藏的含義傳達給患者。以如此私密的方式揣測他人的內心，以及對領悟他人言行的渴望，暗含著一種窺探他人的傾向（夏普，1930，p.17）。這種傾向是從性衝動和攻擊衝動衍生而來。可以追溯到祈求與母親共生融合，或是對母親的內部成像懷有敵意的攻擊衝動。

對於內省或領悟的執著或許也是分析師早年追求全能感的殘留，或是克服對陌生者焦慮的手段。性心理發育稍晚階段的性和攻擊衝動也對之推波助瀾。肛欲期特性的殘留也可導致個體沉湎於獲取、積攢或收藏。而俄狄浦斯對於性的好奇會使這類衝動情不自禁，以至於不得不代之以內省來緩解窺視的慾望，或成為對排除在父母性生活之外的延遲滿足（夏普，1947.p.121）

共情作為了解他人微妙而複雜心理的一種手段，對於分析治療十分重要（參見4.211和4.221章節）。通過共情的方式以獲得內省，有賴於分析師的認同、內射，及與患者的類似於肌膚接觸的前語言交流能力，這些能力都源於兒童早期母性的關愛和照料活動。

向患者傳達內省和作為領悟承載者的意願，可與性或是攻擊衝動有關，取決於闡釋被治療師無意識地演化為有益的還是有害的行為，或者說引起愉悅還是痛苦。將內省傳達給患者還可能使治療師有意無意地扮演母性角色，將患者當做孩子來哺育、保護或是教誨。也可能象徵著孕育的過程。從一顆小小的領悟之種，培育出自知的參天大樹。領悟也可不知不覺地被用來與尚未覺察的重要客體重建聯繫，例如，與喪失的愛的客體再續舊緣。因此，內省的傳達也可能成為克服抑鬱心態的一種嘗試（格林森，1960）

將內省傳達給他人的熱望，也可能作為對傷害弱小的幻想所導致的內疚的一種補償，例如，對同胞手足或是競爭對手的傷害，等等。

追求和傳達領悟或許具有抵消這類內疚和恐懼的功效。分析師通過探索患者的類似狀況以修復自己的焦慮或內疚，從這一意義上，治療可以是對自身分析的延續（弗洛伊德，1937a，p.249）

雖然上述探索是掛一漏萬，但我相信這些重要的潛意識力量，能驅使和激勵一個人去選擇分析治療職業，這一職業的重要職責之一是作為內省的收集者和承載者。在我看來，確定擇業動機和起源並非能決定今後從業的優劣。重要的是動機成分中，本能和其他成分所佔比例的多寡（哈特曼，1955，pp.239-240）。

其他成分將決定治療師作為領悟承載者這一職能時，何種程度上能夠發揮相對無衝突的、自主而穩定的自我功能。給予患者以領悟，是否意味著哺育、保護盒教誨並不重要。關鍵在於，治療師這些行為應當與自己潛在的性衝動或攻擊衝動盡量無關，不偏不倚地中立，因此既不會沾沾自喜，也不至於懊惱自責。

進入患者的內心以尋求內省顯然也同樣有著性的或是攻擊的蹤影，但問題在於，這一舉動是否仍與治療師的焦慮或內疚樣的幻想密切相關。必須牢記：有時治療師即使能擺脫自己內心衝動的羈絆，但這種升華不會是一勞永逸的，因為來自本我、超我和外部世界的壓力常常會造成治療師的前行或後退的變幻。因此，重要考量即為，分析師的意識和理性自我能在多大程度上識別自己的攻擊和性的動機。分析師對於反移情的覺察或許可以幫助調整動機，從而彌補中立不足所造成的失誤。（對於此議題的不同觀點，參見溫尼科特，1956a；斯皮茨，1956a；巴林特，1950a；克翰，1936b，1964）

對於分析師們過高的要求是不現實的，即：要求他們滿懷熱枕地去獲得和傳達領悟，但同時必須避免衝突、內疚和焦慮。治療工作對於分析師而言應當是愉悅的，而分析治療的日常工作充滿艱辛，因此，需要治療師具有一定程度的寬容態度，以保持積極樂觀精神以履行職責，對患者的一舉一動保持濃厚的興趣和關注，保持最佳的工作焦慮，愉悅地傾聽、觀察、探究、想像和領會（夏普，1947，PP.120-121；斯茲，1957，pp.204-210）

精神分析有別於所有其他心理治療的另一顯著特徵是，強調雙方關係的相互特殊建構，在此基礎上促進移情性神經症的發展。為此，分析師的行為表現方式必然與其他治療的醫患關係模式不盡相同。這裡，我所指的是，精神分析師所持的剝奪——隱逸的態度。就動機而論：究竟什麼樣的動機才能促使一個人去追求這樣的方式：將自己作為一面相對空白的屏幕，促使患者將難以釋懷的無意識意象投射其上？

對於此項分析技術，那些善於隔離、迴避和淡漠的分析師們似乎是輕而易舉的。但他們無法隨著分析情境的要求相應改變自己的態度和行為。我清楚地了解，居然有如此多的分析師在進行初始訪談的次數，以便儘早進入治療訪談，回到位於躺椅後安全而舒適的座位上。在存在類似問題的精神分析培訓生們身上，也可以發現他們以承認暴露恐懼來掩蓋被壓抑的露陰衝動，以及掩蓋由於注視和被注視所產生的攻擊和性的衝動。躺椅後的位置，恰恰為他們提供了注視卻不會被發現的機會。

如此高比例的精神分析師們表現出明顯的怯場，這一事實令我感到震驚。我不得不推測，精神分析頗具吸引力的原因之一，是分析師處於躺椅後的隱蔽位置。抑制自己的情緒反應和保持自身的相對隱逸，以促進移情性神經質的產生，可能恰恰撥動了這一病理性的心弦。謙虛和私密是與之類似但相對健康的性格特徵，也可能會促使人們特別欣賞精神分析這方面的獨特魅力（瓊斯，1955，p.408）

關鍵的是，分析師的羞怯有多麼的固著、刻板和強烈。只要足夠靈活，必要時能戰勝自身的怯懦，就不至於成為嚴重的阻礙。相反，分析師的強烈而尚未解決的露陰衝動，可能會導致另一種問題。位於躺椅後的位置，對情緒反應的抑制，都會成為一種慢性挫折，導致不協調行為的爆發，或是對患者產生付諸行動的無意識挑釁。

與剝奪——隱逸態度對應的是，對患者廣泛的情感疏離，或與患者若即若離，也都將造成精神分析治療無法進行。對於身陷此類問題的培訓生們，我發現，他們具有強烈的敵意、憤怒和焦慮，必須與患者保持距離，以免引起勃然大怒或是驚慌失措。實際上，這類人並不適合於精神分析的工作，然而他們選擇這一職業的表面原因，是分析治療的方式似乎能為其提供避風港，可以避免與人直接接觸。無動於衷是這一病理性行為的常見變體。雖然，暫時和部分地疏離是分析工作的先決條件，特別是對於促進移情性神經症的發展。關鍵在於，暫時和部分。當無動於衷是可控的，就極有價值；若是強迫性的和一成不變的，則是分析工作的大敵。

治療師能否持續保持剝奪和阻擾的態度，取決於分析師對患者施加痛苦的能力。治療師的施虐、受虐和憎恨等尚未解決的衝突，可能使自己產生極端行為或不協調的行為。例如，過於沉默的分析師，可能長期深藏著被動攻擊的意向（斯通，1961）。喜好嚴苛肅穆氛圍的分析師，常常默默地發泄著敵意，或者挑起無意識爭端，這是受虐傾向的隱晦滿足形式。持續地阻擾患者尋求癥狀性滿足，對於移情性神經症的形成至關重要。為了實現這一目標，而不至於被自己的潛意識的施虐或受虐衝動引入歧途，分析師必須能夠調節自己的攻擊性以及仇恨心理。正如他必須能夠濕度地愛他的患者，治療師也應當能夠適度地恨他的患者。無論是以冷漠、沉默、面質，或是收費的形式對患者施加痛苦，其實都源於憎恨。重要的是，分析師這些舉動應出於患者的治療利益，而非自己潛意識的焦慮或是內疚（溫尼科特，1949）

患者往往會成為分析師幻想的投射對象；有時患者或許象徵著分析師原先的自己，或是兄弟姐妹，又或是父母，等等。通過這種形式，經由患者或多或少地間接實現了分析師潛意識的幻想。經常，患者在不經意間就成了實施治療師被壓抑渴望的同謀。因此，不足為奇的是：具有付諸行為傾向的分析師們，其患者卻常常公然地付諸行動。實際上，這些分析師會有意無意地鼓勵並加入付諸行動（格里納克，1950，p.236）

正如分析情境的設置會促使分析師對患者投射自己的幻想，反之亦然。躺椅後的座位脫離患者視線，多數時間的默不作聲，軀體的限制活動以及情感的剋制，都可能喚起患者對分析師的想像。最為重要的是，患者的神經症性移情的投射賦予分析師以各種各樣的角色。在患者的心目中，分析師也許成為摯愛或者仇敵，威嚴的父親抑或誘惑的母親。分析師需允許這些現象自然發生，只在對治療有益時才進行干預。更進一步，分析師還須提煉和改塑置換於自身的角色，以便更好地凸顯這些角色對於患者的重要意義。

以這種奇特的方式，分析師在患者的劇本中扮演了一位無聲的演員。他並非出演這幕戲劇，但在患者擬想的場景中保持所需的亦幻亦真的形象。更重要的是，分析師也協助患者進行角色的構思，藉助自身的內省、共情和直覺勾勒劇情。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分析師充任的是舞台導演——這部戲劇的中心，並非僅作為演員。或者，他更類似於交響樂團的指揮。雖然不用譜寫樂章，卻傾注著對整個樂曲的透徹的理解。分析師運用創造性想像，通過澄清和闡釋參與到與患者的幻想中，而非僅僅對劇情人云亦云或者評頭論足（克里斯，1950；貝雷斯，1960；羅森，1960；斯通，1961）.

精神分析師作為病患治療者這一動機是一個頗具爭議的話題。大多數分析師很可能會贊同分析師工作的前兩個動機，即（1）作為內省的收集者和傳達者，（2）為促進移情性神經症而將自身作為空白的屏幕。然而，對於第三個觀點的合理性和重要性，即分析師應致力於消除患者的神經症性痛苦，這一領域的學者們莫衷一是。為了貼近地表述在精神分析實踐中治療因素的重要性，首先需簡要回顧關於此爭端的歷史和科學背景，以便了解這一議題更為完整的脈絡，我推薦閱讀弗洛伊德和瓊斯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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