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的悲劇（下）——從移民困境看歐洲政治的失敗

直到不久之前，寧靜富足的歐洲還被奉為一種嶄新國際秩序的典範——它從商業融合入手、由易及難，化解了歐洲大陸上業已存在了數百年的民族宿仇和政治積怨，第一次真正踐行著偉大的啟蒙哲學家伊曼紐爾·康德（Immanuel Kant）200年前規劃的「永久和平」。以至於有人說，相對於個人主義色彩濃厚的「美國夢」，世界上現在又多了一個更具群體性的「歐洲夢」：即不同的宗教、民族和國家可以不通過戰爭而和平地融為一體，它們既享受著人類團結的同一碩果，又保持了各自獨立的多元特質。

1991年底簽訂的《馬斯特里赫特條約》將歷時40年的歐洲一體化進程推向了高峰，它不僅宣告了具有政治聯盟性質的歐洲聯盟（EuropeanUnion，簡稱EU，其前身是歐洲經濟共同體）的成立，更是孕育了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跨國法定貨幣——歐元。對當時的條約簽署者們而言，這不過是歐洲各個現代民族國家放棄一部分主權、逐步融入一個後現代的超主權共同體的第一步。隨著過去的零和遊戲變成現在的正和遊戲，這種主權集中的進程會持續下去並不斷加快，直至一個「歐羅巴合眾聯邦」的破殼而出。

今天回頭再看，當初那些堅不可摧的樂觀信念更像是理想主義者的天真囈語。雖然歐盟成員國數量在隨後的20多年裡擴大了一倍，並覆蓋了東歐前共產主義集團的大部分國家，但自《馬斯特里赫特條約》以後，一體化的深化進程便告停滯；2005年《歐盟憲法條約》在法國、荷蘭等多個歐盟創始成員國遭到否決，標誌著這一進程開始逆轉；而2010年以後爆發的歐元區債務危機，則彷彿預示著它無可避免的失敗命運。

如今，歐洲不再是榜樣，而變成了問題。

然而，在未來的歷史上，過去60年究竟是一個新時代的開端，還是一段舊世界的插曲？答案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掌握在現在這一代人手裡，這將是對他們胸懷、勇氣和智慧的考驗。

一．

我在本文的中篇（《歐洲的悲劇（中）——右翼民粹主義的反擊》，見2015年3月2日出版的《經濟觀察報》「觀察家」版）中已經概述了法國國民陣線、芬蘭「正統芬蘭人」黨、希臘「金色黎明」黨、英國獨立黨、荷蘭自由黨、奧地利自由黨、匈牙利Jobbik等這些20年前極為邊緣或根本不存在的極右派政黨的崛起以及它們對歐洲政治版圖和政策議題的改寫。但實際上，這僅僅是歐洲政治日益民粹化和兩極化的一個側面，在它的另一面，極左翼政治勢力正以同樣的勢頭瓦解著歐洲一體化的基礎。

在2012年4月的法國大選中，首輪得票超過10%的托洛斯基派老共產黨員、「中國模式」的推崇者讓-呂克·梅朗雄(Jean-LucMélenchon) 誓言要終結全球化；在稍後舉行的義大利大選中，前喜劇明星貝佩·格里洛(BeppeGrillo)領導的「五星運動」(Five Star Movement)幾乎使政府陷於癱瘓；而在問題纏身的希臘，亞歷克西斯·齊普拉斯(AlexisTsipras)領導的左翼激進聯盟(Syriza)在2015年初的大選中成功上台執政，正如人們之前擔憂的，它的反緊縮口號隨即在已是脆弱不堪的歐元區掀起了一輪新的危機……最近幾年裡，一個接一個歐洲國家政府變得岌岌可危，有些甚至被放倒。傳統上處於溫和中間的主流政黨為了能夠保住繼續執政所需要的選票，現在不得不花越來越大的力氣去爭取——很多時候其實是迎合——來自左右兩個極端的激進民意。

在2014年5月舉行的那場引發政治「地震」的歐洲議會選舉中，擁護一體化的中左翼和中右翼政黨——其中包括盧森堡前首相、新任歐盟委員會主席讓-克洛德·容克(Jean-Claude Juncker)領導的中右翼歐洲人民黨、歐洲議會議長馬丁·舒爾茨(Martin Schulz)領導的中左翼社會黨、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所屬的中右翼基督教民主黨和義大利總理馬特奧·倫齊(Matteo Renzi)所屬的中左翼民主黨等——雖然依然控制了751個歐洲議會席位中的約70%，但這些主流政黨丟失了大片地盤。相反，疑歐派和反歐派的議員人數翻倍增長，其中極右翼和激進左翼團體贏得了約四分之一的席位，儘管可能尚不足以阻撓歐盟立法，但卻獲取了更大的政策話語權。

而正如我們已經在本文的中篇中已經看到的，在歐盟最重要的三大國中的兩個——英國和法國，極端派政黨力壓老牌大黨，奪得了最多選票。

此外，僅有43.1%的投票率還明白無誤地說明了歐洲民眾的失望情緒。法國總統弗朗索瓦·奧朗德在投票結果公布後的電視演說中稱：「這樣的投票結果是對歐洲的不信任。」歐洲議會議長舒爾茨則對媒體記者說，「這對於歐盟來說是糟糕的一天……這些投票人並不是極端主義者，他們只是已經失去了信任和希望。」

這樣的低投票率進一步放大了極端派政治勢力的聲勢，而所有這一切，都意味著未來歐洲政治將會遭遇反體制派的史無前例的挑戰。

來自左右兩個極端的聲音在用同一個嗓門大聲叫嚷著：「停下世界的車輪，我們要下車！」「讓我們從世界撤離！」

除了反對歐洲一體化以外，一般說來，這些極端派也都反全球化、反移民（這三者是一體的，不過20世紀後期以後的極左派反對移民和全球一體化，鼓吹民族主義意識形態，也許會讓墳墓中的馬克思都覺得受到了背叛！），當然，現在還要加上反財政緊縮。他們希望重新關閉本國邊境，並把跨國公司和跨國機構趕出自己的國家……他們中的許多（主要是極左派）也反美——梅朗雄希望法國退出西方同盟，Syriza則主張親近俄羅斯，齊普拉斯當選希臘新總理後會見的首位外賓便是俄羅斯大使，希臘隨即明確反對歐盟對俄羅斯出台進一步制裁措施……他們的目標是終結歐盟、解散北約、退出全球秩序……簡言之，將世界的時鐘撥回到二戰以前的20世紀上半葉。而他們最具煽動性的嘹亮口號便是愛國主義和民族主權，他們宣稱要在全球化大潮的衝擊下從華盛頓、布魯塞爾——用馬琳·勒龐的話來說，就是「非經民主選舉產生的外國技術官僚」——以及華爾街「奪回對自己命運的控制權」。

然而，面對這股上世紀60年代「青年造反」運動以後來勢最為兇猛的反體制浪潮，今日歐洲的政治精英們不是正焦頭爛額地應付本國國內的亂攤子（如英國首相卡梅倫），就是深陷一種自我貶損的失敗主義氛圍中難以自拔（如法國總統奧朗德）。在他的社會黨在去年春天歐洲議會選舉中遭遇空前慘敗之後，奧朗德哀嘆道：「歐洲已經變得模糊不明、遙遠，而且基本上令人費解；即使對政府而言也是如此。」雖然奧朗德誓言「這種情況不能再繼續下去」，但他自己的不得人心以及前總統薩科齊領導的中右翼陣營內部的混亂不堪，使得他們似乎只能聽任嚴峻的政治形勢向更壞處滑落而束手無策。

當歐洲最需要政治家們拿出振奮人心的行動綱領、推動適應時代的重大變革之時，他們卻在抱怨自己生活在「反政治」時代、做任何「對的事情」都只會得罪選民……彷彿這樣就能逃避自己身上的責任。放眼當下的歐洲，別說是撒切爾、科爾或密特朗那樣胸懷大志的政治家，就連薩科齊和貝盧斯科尼這樣稍稍擁有一些個人魅力的政治家都幾乎難以尋覓。

如果說選舉中把票投給邊緣和極端政黨還算是一種「憤怒政治」的情緒發泄的話，那麼。相互作用的政治家們的無力感與民眾的絕望情緒則更加令人不安。一位英國專欄作家在與一些法國民眾閑聊時吃驚地發現，面對經濟低迷和各種極端思潮的興起，許多老百姓甚至都已經不再表現出應有的怨氣和憤怒，人們的普遍情緒是「你又能做什麼呢？」

一些歐洲主流政黨和政治精英甚至可能已在為一場預期中的災難作心理準備——在法國，有人正在憂心忡忡地想像著馬琳·勒龐入主愛麗舍宮後的國家前景；在英國，卡梅倫的一位重要閣僚、文化大臣賈維德（Sajid Javid）最近對媒體說，如果英國退出歐盟，自己「不會掉一滴眼淚」……

但命運的鐘聲並不會因為人們的逃避就停止敲響，前景是越來越清晰的：正像極左派政黨Syriza在邊緣小國希臘的選舉中勝出又一次撼動了歐元區一樣，在歐盟的兩個支柱國家，如果國民陣線贏得下一屆法國大選、而英國公投的最終結果是對布魯塞爾說「No」的話，那麼這一擁有60年歷史、28個成員國的人類歷史上首個超主權政治經濟共同體的解體幾乎就是宿命。屆時的歐洲或許暫時還不至於回到法西斯主義和斯大林主義戰決的上世紀上半葉，但貿易保護壁壘、人員流動限制的回歸以及四分五裂的各主權國家的國際影響力的進一步衰落……則將是必然的。說起來真是具有諷刺意味，英國獨立黨和法國國民陣線竭力想要擺脫「布魯塞爾控制」的最重要的訴求之一恰恰是提高「獨立自主」的英國和法國在世界上的地位。

二．

與很多人的預期截然相反且非常令人費解的是，傳統上更為國際化的政治力量——歐洲的左翼政黨不僅沒有從肇始於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中獲益，反而在那場全球社會主義運動苦苦等待了百年之後才迎來的資本主義矛盾大暴發和市場大崩潰之後，變得更加立場尷尬、面目模糊，難有立錐之地。

我在本文的中篇中曾經提到，相比於美國，歐洲的政治光譜歷來要偏左得多。然而，自2008年到2012年的4年間，從大不列顛到伊比利亞，甚至直到社會民主主義意識形態最堅固的大本營——斯堪的納維亞，歐洲的主流左翼政黨（英國工黨、西班牙工人社會黨以及許多國家都有的社會民主黨）一個接一個地丟失政權。在舉世公認的最成功的「福利國家」瑞典，能幹的約翰·弗雷德里克·賴因費爾特（John Fredrik Reinfeldt）不僅成為二戰後第一位在完成了四年任期後又成功獲得連任的保守派首相，他所領導的溫和黨還差一點在2010年9月舉行的大選中將得票率險些跌破三成的社會民主黨一舉趕下國會第一大黨寶座——這是自上世紀30年代以來從未發生過的事情。

到2012年初，七國集團(G7)中由左翼政黨執政的只剩下了美國，而在10年前的新世紀初，歐盟一半以上的國家都擁有一個左翼政府，其中包括德國、英國和義大利。雖然2012年以後左翼的法國社會黨和義大利民主黨重又奪回了政權，但法國選民投票給「正常先生」奧朗德，並不是擁護他和社會黨的政策主張，而是因為厭惡性格乖張的薩科奇；而倫齊之所以能當上義大利總理，更多地恐怕是憑藉他那馬基雅維利式的政客權謀。

由於左翼運動傳統上秉持的國際主義意識形態，它也成為戰後歐洲一體化事業得以持續推進的主要政治力量。例如，工黨歷來被認為是英國國內最強烈的「親歐派」政黨。如今，溫和左翼政黨在各國的式微則令困境中的歐盟雪上加霜。

左翼政黨在選民心目中的失勢，首先源於它們所設計和推行的「福利國家」模式遭遇的重大挫折。

自上世紀70年代以後，「福利國家」的高稅收、低效率和官僚主義造成了經濟增長停滯、人均收入止步不前，失業率居高不下……等一系列嚴重經濟社會問題，並直接觸發了撒切爾夫人的「新自由主義革命」。隨著歐洲社會老齡化的加劇，未來養老金和健康護理的費用支出將會進一步增加。在疲弱的經濟增長大背景之下，這意味著現有的「福利國家」模式註定將難以維繫。就連「福利國家」中最成功的瑞典，選民對所謂「瑞典模式」的不滿也開始與日俱增，這也成為過去8年中賴因費爾特政府取得顯著成功的民意基礎。

換言之，在許多歐洲選民看來，以社會民主黨為代表的歐洲左翼在管理經濟、應對危機方面是不及格的。它們沒有能夠兌現在經濟改革方面的承諾，有些國家甚至出現了左翼政黨執政期間社會不平等反而擴大的窘況。現在，他們想要改弦更張，讓右翼來試一下。

更為根本的是，歐洲的中左翼未能與時俱進，適應時代的變遷，這使得它們面臨著嚴重的認同危機和文化矛盾——與半個世紀前相比，左翼腳下的土壤已經變得面目全非了，但它們卻拿不出一張新地圖。

這裡僅舉一個例子，同樣拿社會民主黨來說，在歷史上，它們最重要的任務是促進「二次分配」。但在目前的歐洲，這一再分配只能局限在國家層面（只有國家擁有這樣的財權），因此很難隨著一體化進程的推進也一同推進。這就意味著，在現有條件下，不太可能產生泛歐型的社會民主黨。而且，一體化越深入，國家政府就越無力實施再分配，因為個人、公司和就業崗位必定會四處選擇最優的地點，特別是「稅收窪地」，這會產生大規模跨國轉移支付的要求，但它卻加劇了已經相當嚴重的歐盟成員國之間的緊張。

歐洲當前最基本和最重要的特徵，一是老齡化，二是所謂「後工業社會」。這意味著正在勞動崗位上的工人階級人數越來越少，也使得那些歷史悠久的傳統左翼政黨日益喪失對勞動階級的代表性。數據顯示，當前，英國工黨中僅有13%的成員是技術工人和體力勞動者；在法國，社會黨中僅有5%的成員是體力勞動者。從某種程度上看，歐洲的左翼政黨已經從過去的工人階級政黨轉變為公務員和退休人員的政黨，黨員的老齡化問題十分嚴重，對年輕人的吸引力越來越小——德國社會民主黨黨員的平均年齡是58歲。

一方面是傳統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價值的貶值和縮水，另一方面，面對全球化和移民問題等新時代的挑戰，歐洲左翼政黨很少能夠成功打造出一個前後連貫的富有吸引力的政治敘事、或者說願景，它們像迷失了方向的航船，在許多重大問題上陷入失語狀態。

而在另一些人看來，這些「當代社會主義者」只不過是位置有些不同的另一群精英分子而已。法國人稱他們為「魚子醬左派」(gauchecaviar)，其中最典型的當屬3年多前因性侵酒店女服務員而丟掉IMF總裁職位、目前仍官司纏身社會黨大佬多米尼克·斯特勞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有人挖苦說，他與尼古拉·薩科奇所代表的右翼精英的不同之處在於：在享用同樣的高級午餐時卡恩會摘掉領帶。

這些都進一步導致了左翼政黨在歐洲社會基礎的動搖和民眾信任的流失。

雖然社會民主黨在2011年的丹麥選舉和2014年的瑞典選舉反敗為勝，幫助左派重新贏回了北歐，但從更大範圍來看，歐洲左翼全面復興的機會在短期內恐怕是相當渺茫的。

二戰以後在歐洲長期居於主導地位的溫和左翼的失敗是歐洲政治失敗的一個典型縮影，毋庸置疑，它加劇了布魯塞爾所承受的離心力。

三．

在與50多位外國領導人並肩參加1月11日的巴黎反恐大遊行僅僅幾小時後，有志於在法國政壇捲土重來的前總統尼古拉·薩科齊就憂慮地對媒體談到了有關移民和穆斯林的敏感話題。他當然不可能將恐怖主義直接歸咎於穆斯林移民，但他認為移民「使情況複雜化」。他在之前就曾表示過，「鬆懈的移民政策已持續了50年，使得社會融合陷入了失敗境地」。在他看來，正是這些原因導致法國社會內部出現了「強烈的」緊張，「從舉國團結陷入國內對抗」。

這話說得既有些道理，又有很大的偏差。但不管怎麼說，作為民主國家的政治家，薩科齊說出了許多歐洲人的共同心聲。隨著歐洲的經濟表現在全球化時代的相對衰落，歐洲在身份認同和文化問題上變得愈發焦慮和敏感。出生率低、人口老齡化、以及公共財政在支付未來養老金和醫療、教育福利方面所承受的壓力，都加劇了這些不安情緒。這樣一種思潮正在漸漸膨脹：歐洲（西方）的本土文化正面臨被移民浪潮吞沒的風險，因為這些移民的出生率遠高於本土居民，但卻既無法也不願融入當地社會。

這種民意動向改變了整個歐洲的政治格局，使得極端派政黨和反移民政策獲得了越來越多支持。

在丹麥，為抵擋來自右翼民粹主義的丹麥人民黨的壓力，政府單方面決定實行永久邊界控制；地中海沿岸國家——如義大利和西班牙——經常抱怨歐盟忽視移民問題，使得他們要背負非法移民帶來的沉重負擔；法國國民陣線領袖馬琳·勒龐之所以支持率一路攀升、並且看起來仕途前景光明，當然也主要是得益於她對移民進行限制的政策主張；在內外交困的希臘，有著可疑的納粹面目的「金色黎明黨」及其追隨者不加掩飾地對外來移民使用語言威脅和暴力手段，發誓要「清掃骯髒的土地」；甚至在幾個世紀以來素以自由寬容著稱於世的荷蘭，內閣大臣都在公開談論，將沒有工作的東歐人都驅逐出境是個很受歡迎的想法，儘管這必將遭到歐盟法律禁止……

首先遭到猛烈衝擊的是1985年簽署的《申根協定》（Schengen Agreement）。當年6月14日，當時的歐洲經濟共同體5國——德國、法國、盧森堡、比利時和荷蘭——簽署了這份協定，歐洲歷史上第一次取消了邊界。28個成員國中的其他國家後來也陸續加入了該協議，歐盟在唯一的外部邊界之內取消了所有內部邊境線，實現了人類幾個世紀以來的夢想：自由流動。

但自2010年下半年「阿拉伯之春」運動爆發以後，短短几個月內，便有數萬來自政治動蕩的埃及、利比亞和敘利亞、葉門等北非及中東國家的難民（幾乎全部是穆斯林）湧入地中海北岸的南歐國家（特別是近水樓台的義大利），尋求庇護和工作。這給歐盟造成了巨大壓力，因為貝盧斯科尼的義大利政府出於人道主義考慮給他們發放臨時簽證，實際上在很大程度是慷慨地代替法國接納了他們——因為這些北非國家中的大部分過去是法國殖民地，來自那裡的難民大多想要藉助義大利這個跳板進入法國投親靠友。

丹麥率先邁出了第一步，它以反偷渡和反走私為名，無視《申根協定》，在與德國和瑞典交界處恢復臨時邊境控制。隨後，肩負壓力最大的法國也在歐盟的消極迴避態度面前關閉了邊境。迫於各國壓力，歐盟委員會後來不得不提議，允許歐盟國家在暫時的、特殊的情況下重新恢復國家邊境控制，控制非法移民。

目前，這場關於控制穆斯林移民的戰鬥仍在進行時中。歐盟邊境機構Frontex的數據顯示，2014年有27萬人試圖非法進入歐洲，創歷史新高。這些人主要來自中東地區，經由地中海中部和東部進入歐洲，這在當地（特別是法國）造成了許多嚴重的社會問題。此外，鑒於估計有3000多歐洲人正作為聖戰分子在伊拉克和敘利亞作戰，允許歐盟內公民在成員國之間自由流動的申根協定變成了一個巨大的安全漏洞。歐洲安全部門負責人承認，他們沒有什麼簡單的辦法能夠封堵這個漏洞。

眼下，德國國內的反伊斯蘭和反移民運動也日益活躍。今年初，一個名為Pegida（它是「Patriotic Europeans Against theIslamization of the West」的縮寫，翻譯為漢語的意思是「愛國歐洲人反對西方伊斯蘭化」）的組織的領導人盧茨·巴赫曼(Lutz Bachmann)因為在社交媒體上發布裝扮成希特勒的照片而被迫下台。此前，他還曾公開把移民罵作「人渣」、「蠢驢」和「垃圾」。德國政府已經多次禁止Pegida了在德累斯頓和萊比錫等東部城市組織的示威遊行，默克爾等主要領導人也一再告誡民眾不要追隨Pegida，但這顯然遠不足以抑制一些人內心對穆斯林移民的恐懼和敵意。

幾乎與此同時，法國還展開了另一場戰鬥——驅逐羅姆人(Rom)。

羅姆人是法國人對吉普賽人（Gypsy或Gypsies，在匈牙利等東歐一些國家，他們也被稱為「茨岡人（Tzigane）」）的稱呼。官方統計顯示，目前歐洲大約有900萬至1200萬吉卜賽人，其中大多數生活在羅馬尼亞，東歐其他國家也有不少。

由於據說近年來羅姆人給法國的社會治安帶來了諸多種種問題，法國民眾對他們的看法變得越來越糟糕。從2010年夏天開始，薩科齊政府展開了大規模驅逐羅姆人的行動，一個月內便在全國各地拆除了120多個羅姆人宿營地、並驅逐了上千名羅姆人。

為此，薩科齊政府遭到了國內左翼、歐盟委員會、歐洲議會和歐安組織、甚至聯合國等的強烈批評，但他絲毫不為所動。歐盟委員會負責司法、人權和公民事務的副主席維維亞娜·雷丁(Viviane Reding)將法國政府的行為同二戰時期維希政府驅逐羅姆人作對比，並警告要將法國告上歐洲法院，但薩科齊反唇相譏，建議雷丁的祖國盧森堡接收更多羅姆人。

在英國，除了應付日益嚴峻的國內穆斯林極端主義問題，戴維·卡梅倫首相也打響了另一場限制移民的戰鬥，矛頭針對的是來自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等東歐國家的工作移民。

根據歐盟事先確定的法律，從2015年元旦起，羅馬尼亞人和保加利亞人將像歐盟其他國家公民一樣享有在英國工作的權利。然而，由於近年來英國經濟不景氣、失業率高漲、社會保障資金壓力沉重……許多英國人擔心蜂擁而來的東歐移民會奪走自己的飯碗，或者搶食英國的社會福利。於是，隨著針對這兩個東歐國家的人員流動限制解禁的日期的臨近，英國國內要求設立勞工移民配額和上限、以及對僱傭東歐勞工追加額外限制（如要求僱主在僱傭東歐僱員之前先登記，證明自己無法在同等情況下聘用到英國本土員工等等）的呼聲日益高漲。

備受壓力的卡梅倫政府不得不修改規則，以試圖控制東歐移民的湧入。他的主要目標是反對所謂「福利移民」，即那些想要跑到英國享受醫療保險和領取失業救濟金而不是辛苦工作的人。「如果人們來英國不是為了工作，而是乞討、睡大街，他們將被驅逐。」

卡梅倫在英國《金融時報》說發表文章稱，上一屆工黨政府在2004年波蘭和其它九個國家加入歐盟的時候沒有進行限制是「根本性的錯誤」，導致遠超出預期的大量移民湧入英國。他宣布了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新移民入境後最初3個月不能申請失業救濟；6個月之後會停發救濟金，除非申請者獲得「真正」工作機會；新移民不能立即申請住房補助；新移民被發現在街頭乞討或流浪將被驅逐出境，一年內不得入境英國；對於拒絕支付最低工資的僱主，罰金將增加3倍……等等。

卡梅倫還認為，當今的歐盟與30年前大不相同。承認自由流動是歐盟的核心原則，但這不能是毫無限制的原則。因此，歐盟現在英國達成新的協議。他似乎還暗示，這是英國民眾在將要舉行的全民公決中是否繼續支持歐盟的重要前提。

任何人都沒有權利來到另一個國家，就只享受福利，卻拒絕作出貢獻。卡梅倫在這一點上無疑是正確的，他這個原則也獲得了法國和德國政府的支持。德國政府承諾，將打擊「不公正的社保福利申領」以降低所謂「救濟金旅遊」（即東歐窮人僅僅為獲得德國慷慨的社會福利而移民德國的做法），而法國政府也對臨時跨境工人出台了更嚴格的控制措施。

不過，英國人的擔憂和恐懼究竟是基於客觀事實的理性判斷，還是一種歇斯底里的過度反應，卻並不那麼容易判斷。例如，根據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兩國政府的估計，今後5年里將要前往英國的羅馬尼亞人和保加利亞人的數量可能僅有英國當局估計的1/6到1/5。

卡梅倫的上述計劃受到東歐國家的批評，歐盟就業專員拉斯洛·安多爾(LaszloAndor)不客氣地警告說，英國有可能因此被認為是一個「猥瑣的國家」。

四．

就我個人的看法而言，移民問題是當前歐洲政治困境的全方位和最集中的體現，它幾乎牽涉到經濟衰退、認同危機以及政治失敗等各個方面。

歷史一再證明，移民有助於傳播新思想，推動社會發展。歐洲目前的移民問題，本質其實不在移民本身，而是政策出了問題。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移民國家，也是迄今為止世界上最成功的國家，原因就在於它的熔爐政策的成功——來到美國的移民都渴望成為美國人，而不是在美國建立一個個相互隔絕的「小祖國」。

反觀歐洲，那些認為移民太多、或認為向布魯塞爾讓權太多的人，心中多半並沒有什麼具體的政策建議，他們中的許多人甚至並不清楚自己國家到底有多少移民。調查機構益普索MORI (Ipsos MORI)曾要求受訪者估算一下出生在外國的英國居民的比例，他們給出的答案平均為31%（真實數字為13%，其中將近一半是學生）；此外，英國最擔憂移民問題的地區並不是有很多移民的倫敦，而是幾乎沒什麼移民的農村地區。

歷史還一再告誡人們，在艱難或失敗的時刻，外來者總是最好的（也最容易被當作的）替罪羊。事實上，不僅穆斯林移民被指責偷走了歐洲的就業崗位，破壞了當地社會和諧和文化凝聚力，來自中國的投資者和出口商也一樣不受歡迎。

而近年來的經濟疲軟讓歐洲各國領導人更加縮手縮腳，眼下，在歐洲大陸的好幾個國家，有超過四分之一的勞動人口處於失業狀態。這催生了一種「憤怒政治」。

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儘管極端派政客一再對移民和外國人表達憤怒，今天的歐洲卻比過去任何適合都更加需要移民。低生育率和老齡化人口意味著，歐洲需要年輕的外國勞工填補經濟所需的技術工人和非技術工人的欠缺；陷入困境的歐洲養老金和醫療保險體系也需要移民收入及稅收的支持。

因此，問題歸根結底依然在政治，而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觀念。在布魯塞爾看來，一國政府不應區別對待本國公民和那些來自歐盟其他國家的公民，這是一項基本原則。但在歐盟的許多國家，人們仍本能地更想在本國（民族）內保持團結，不願與歐盟其他國家的人民同甘共苦。這種觀念的影響不僅體現在關於移民及福利問題的爭論中，還大大削弱了德國、荷蘭等北方富國拿本國納稅人的錢為南歐危機國家紓困的意願。

就拿蹂躪了歐洲長達5年的歐元區債務危機來說吧，其實各國政府是完全能夠挽救歐元的，只要他們願意。希臘、愛爾蘭和葡萄牙的公共債務總額約為6800億歐元，這可能的確不是個小數目，但它僅相當於歐元區年GDP的7%左右。通過更高層次的財政融合（例如跨國轉移支付或發行歐洲聯合債券）來補上這個窟窿、打消金融市場恐慌，在經濟和技術層面是很容易的。但問題在於，這在政治上行不通。然而，已經有許多人正確地指出，在尚有足夠資源阻止一場風暴發生的時候因為政治層面的自私自利而袖手旁觀，聽任其發展演變成為浩劫的話，結果將是損失得多得多。

這就是上世紀30年代的深刻教訓。從這個意義上說，歐元區債務危機既是經濟體系的失敗，本質上更是政治體系的失敗。

簡單地說，一體化推進了60年後的今天，歐洲人依然遠沒有為政治統一作好準備，因為這需要過去長久以來維繫民族國家的那種強大的、自發的忠誠和國民之間休戚與共的信任。過去60年里，不管歐洲的經濟（甚至政治）實現了多大程度的一體化，這種共同的歐洲情感紐帶並沒有因此培養起來。

前任歐洲理事會(European Council)主席、比利時人范·范龍佩(Herman Van Rompuy)曾無數次宣布民族國家已經死亡，他說得很對：「今天歐洲最大的敵人是恐懼，恐懼導致自私自利，自私自利導致民族主義，民族主義導致戰爭。」

當然，即便處在60年來最不穩定的時期，現代歐洲畢竟擁有了更為強大的經濟和政治上的韌性，也擁有穩固的財富基礎，這些都是與20世紀30年代不可同日而語的。但如果歐洲政壇的主流政治家們遲遲不能提供新的可靠的替代選項，那麼，極端主義和民粹主義就有可能趁虛而入並再次取得成功。

歐洲一體化是一項停不下來的事業，就像一輛騎行中的自行車。按照當初那些「歐洲之父」們的設計方案，一體化進程中的每一步都是不穩定的過渡狀態，都是下一步的基礎。如果在某一步上停頓得時間太長，一體化就會不進則退，趨於逐漸瓦解。當下就是這種狀況。

從某種意義上看，正如2011年7月發生的於特島槍擊事件給了斯托爾騰貝格和他的挪威一個機會一樣，今年初發生的《查理周刊》恐怖襲擊事件也給了奧朗德以及整個法國一次反思和調整的重大機遇。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被稱為「第五共和國歷史上最不受歡迎的總統」的奧朗德居然因為在應對這次事件過程的表現而廣受好評，民意支持率也顯著上升。

但問題仍然是：接下來呢？

五

我有一個中學女同學，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去了德國，她在亞琛（Aachen，隸屬於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Nordrhein-Westfalen）已經生活了十多年。今年她回上海過春節時，我們見了面。

當得知我在寫關於歐洲一體化問題的文章時，她對我說：「下次你如果到亞琛來，我帶你去馬斯特里赫特小城，它就在我家不遠。」

我對她說：「上帝保佑！我下次去的時候，德國與荷蘭邊境沒有重新豎立起邊檢站，檢查護照和簽證。」

寫於2015年3月16-18日，發表於2015年3月22日出版的《經濟觀察報》「觀察家」版，略有刪節；鏈接：http://www.eeo.com.cn/2015/0321/27390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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