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的位置

07-11

《我的朋友堂吉訶德》，徐則臣著，花城出版社2015年8月版，定價：32.00元。

延伸閱讀

《耶路撒冷》，徐則臣著，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4年3月版，定價：39.80元。

陳嫣婧自由撰稿人，上海

看完徐則臣45萬字的大部頭《耶路撒冷》，再進入他的短篇小說，會有一種突然飛起來的感覺，那些文字變得輕盈了、靈動了，彷彿有了立體感。在《我的朋友堂吉訶德》的後記中，徐則臣坦言將長篇的敘述模式轉換成短篇時所遭遇的困難。確實，體例的不同對小說家能力的要求是不同的，長篇考量的是思維的深度，敘事的廣度，乃至是寫作者注意力和體力的強度，《耶路撒冷》是綜上一切的結晶。而短篇的要求就簡單得多，概括一下可能就兩個字：節制。節制需要取捨，需要掌控，所以短篇也就可能是人工斧鑿痕迹最明顯，亦即對寫作技巧要求最高的那一類文字。

印象中，徐則臣是一位對寫作技巧的修鍊甚為執著的作家，看過他許多談寫作的文章，但如果不結合作品看，你可能依然無法切實地掌握這些論寫作的文章到底講了些什麼，比如在這個集子的後記里，他講到的「斷面」這個詞。短篇因為篇幅所限，不可過分追求敘事的圓滿，情節的豐盛，這是自然的，但敘事之圓滿，情節之豐盛，卻又是虛構作品寫作的基石。故事都講不好，情節也交代不清楚，那麼作為一名小說家，你可能連基本功都沒掌握，還出來混什麼？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短篇小說是敘事作品的異類，甚至可稱為虛構文學的反叛。

然而，是否打破傳統的敘事進程，或者打亂敘述節奏，就是「斷面」了呢？徐則臣的「斷」，究竟之於何處？從現有的文本來看，作者似乎並不急著抓住某個情節片段下刀，表面上，他的敘述仍然是連貫的，只是將它們分了層。在《露天電影》、《憶秦娥》、《養蜂場旅館》等一系列小說里，他將敘事時間分成了進行時和過去時，而過去時，又被轉化為某個敘述者的記憶，亦即被主觀化了。通過這一分層，敘述的視角不可避免地發生了矛盾，客觀的全能的作者視角和主觀的片段的人物視角形成復調，到底誰才是最終的敘述者？作者和文本中的敘述人到底哪個說了算？在情節推進的過程中，這一復調最終將形成斷裂，而這，就是徐則臣所謂的「斷面」。

《露天電影》和《養蜂場旅館》不約而同地指向遺忘，《憶秦娥》與《逃跑的鞋子》則目標一致地展示了迴避。可是，如果說秦山原尚能從孫伯讓的逼問中回憶起自己似曾與孫妻有染的過去，那麼到了《養蜂場旅館》里的「我」，則似乎完全對自己以往的風流史失去了記憶，必須依靠他者(小艾、搖搖、錄音機和磁帶)的指證才能勉強拼接出一部分「事實」，當然如果這也能叫「事實」的話，那它仍然是被它的主人遺忘並且懷疑的。所以，徐則臣這一刀砍斷的，並不是單純的一部分情節，而是一條直接由敘述通往事實的邏輯鏈，通過分層和斷面，他反叛了傳統敘事的內部連貫性，將敘事的意義直接推進了自己早已設置好的情節的空白或茫然處。在那些似是而非，半真半假的空當里，情節的連續中斷了，情節的意義產生了。

徐則臣的《耶路撒冷》展現了70後一代人的心靈史，它表現的是一種道德迷惘、一種試圖突圍卻總不得章法要領的悲憤，70年後生人的確比在此之前的任何一代人都更能體會這種精神上的虛無，世界在他們看來是總也抓不住理不順的亂稻草。虛無是種什麼感覺？也許就是徐則臣那一處處的留白給人帶來的感覺。《憶秦娥》里汝方和徐七的死到底有沒有關係？《我們的老海》裏海生是否真的有意加害於「我」？如果把這些疑問都坐實了說明了，我們就會發現，這個現世的邏輯仍是清晰的，價值觀也仍是明確的。可問題就在於坐實不了，面對一個事件的核心部位，作者和讀者都無法給予一致的評判，也找不到一個統一切實的依據可以拿來使用，正如一個面對疑難雜症的醫生，即便他學識淵博，很有經驗，但現實超出了他的經驗範疇，他的經驗不夠用了！所以在那些最關鍵的地方，我們彷彿只能感受到一陣風吹過空落落的胸膛，抽走了我們理想中的精氣神，卻不知該拿什麼來填塞。

可是，文學作品究竟還是需要精氣神的，即便虛無，卻不能就此墮入犬儒，昆德拉與加繆終是有區別的，雖然他們在許多地方相似。同樣的，寫短篇的徐則臣，也並沒有減弱他對人的精神維度的提拉，我將其稱之為一種源自於個人主義的「執念」。如果說《耶路撒冷》里最重要的部分是在展現一代人精神層面的現實狀況，那麼他的短篇則更直接地勾畫了當代人靈魂可能達到的理想高度，以及為此而應付出的代價。在他的很多作品裡，我們始終可以看到一些幽靈一樣的人，他們隱沒在記憶的深處，被遺忘在真實的角度，他們為了自己而堅守著某種笨拙乃至愚昧：《露天電影》里的孫伯讓，《憶秦娥》里的汝方，還有《我的朋友堂吉訶德》里的老周。他們共同守護一份悲情，它矗立在慘遭毀滅的現實肉體之上，矗立在被一再打擊的世俗生活的廢墟之上，它可能需要一生的時間來實現，甚至用生的意義來交換，卻仍然可能遭遇失敗。

老周是這個小說集里最讓人動容的人物，從他身上，我們可以看到理想與現實永永遠遠無法消解的緊張關係。現實的人在遭遇挫折後將罪責推給胸懷理想的人，理想主義者不在乎，他做好了捨身取義的準備，可當他到處碰壁頭破血流並最終被迫向現實屈服時，他閉上眼睛等待著理應來臨的毀滅，意外得到的卻是世俗的好處。理想的悲情，即在於它面臨的往往不是一個具象的敵人，他無法用普希金的方式，通過決鬥來成就自己。理想與現實的深層關係絕不是劍拔弩張的敵對關係，因為它們根本就不勢均力敵，理想只是一葉被海水包圍的孤舟，只有把自己也變成海水，它才能自救。

徐則臣的小說忠實反映了英雄主義時代的徹底終結，所以他筆下的「英雄」都是個人主義者，是一些面容模糊的膽怯力微的人，作者將他們置於歷史的反面，因為理想之花將開於潮濕陰暗的泥濘之處，而這，想必也是文學應在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