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飯局精選】商人參政：「新社會階層」還是「新特權階層」

2014-04-17 飯局閱讀

編者按：

20多年來中國出現多次官員下海熱潮，與官員下海形成有趣反差和對比的是民企老闆從政。

其中以浙江為甚。可以說，在最盛產老闆的浙江，商人參政，是21世紀政治生態圈的獨特景象。

從村、鄉、縣、市乃至國家級政治殿堂，各色老闆的身影異常活躍。

獲得了改革前20年資本實力的深厚積澱，富人們的能量急切需要更高層面的宣洩，以致「當官要看《曾國藩》，從商必讀《胡雪岩》」成為一句流行語。

但與官員下海一樣，商人參政亦存在著激烈爭議。

撰文/鄒建鋒（財經評論人、浙商研究會理事）

一百多年前的樣本

說起縱橫捭闔於商界和政界的「紅頂商人」，很多人會想到胡雪岩。其實，張裕葡萄酒的創始人張弼士是個更有趣的例子。

1841年，張弼士生於廣東大埔，16歲時漂洋過海到荷屬東印度巴達維亞（今印尼雅加達）謀生，先後在米店和紙行打工。在紙行作幫工期間，因為忠誠、認真、幹練，張弼士成為老闆的女婿和產業繼承人，由此掘得「第一桶金」。

進入商界之後，張弼士先後在印尼、蘇門答臘、爪哇創辦墾殖公司，在檳城、雅加達、亞齊開辦遠洋輪船公司，在新加坡、雅加達、香港和廣州開設藥行，並於1891年在煙台創辦了中國第一個葡萄酒品牌——張裕。

1892年，即胡雪岩經營失敗並遭朝廷革職查抄9年之後，張弼士被清政府任命為駐檳城首任領事，後又升任新加坡總領事。此外，他還擔任過大清國粵漢鐵路總辦、考察外埠商務大臣、閩粵農工路大臣等職，並官至光祿大夫，成為朝廷的一品大員。

就「商而優則仕」而言，張弼士的成就明顯超過了胡雪岩，因為胡雪岩的人生頂峰是被朝廷授予二品頂戴且曇花一現。

但是，張的政治智慧遠不止此——其時中國歷史已經進入「歷史三峽」，大變局之中的激流和暗礁令無數高官、巨賈飛快地演繹著「眼見他起高樓、眼見他宴賓客、眼見他樓塌了」的故事，但張弼士的睿智卻令他繞開暗礁，左右逢源。

表面上，張弼士依然對清政府效忠，甚至在1904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壽之時奉上30萬兩白銀，在獲得多項商業特許的同時也令朝廷對他的忠誠深信不疑。

但在暗地裡，張弼士已將清政府這支「垃圾股」定級為「強力拋售」。早在1889年，他就安排兒子張秩捃加入同盟會，並指示在南洋的張氏企業通過胡漢民秘密資助孫中山白銀30萬兩。

張弼士的「風險投資」顯然是成功的。中華民國成立之後，他先後被任命為總統府顧問、工商部高等顧問、立法會議員、全國商會聯合會會長等。

1916年9月，張弼士病逝於雅加達荷蘭皇家醫院，享年75歲。張弼士移柩返籍途經新加坡、香港時，英荷政府下半旗誌哀，港督躬親憑弔，民眾到處設牲祭奠。孫中山特派代表敬獻花圈並送輓聯：「美酒榮獲金獎，香飄萬國；怪傑贏得人心，流芳萬古。」

縱觀張弼士的傳奇經歷，其人生布局可能正是如今很多中國商界人士追求心目中的「最佳版本」：富可敵國（張弼士資產一度高達8000萬兩白銀，而當時清政府每年的國庫收入不過7000萬兩白銀），持外國護照，在國外擁有龐大產業，在國內擁有顯赫的政治地位。

如今的「紅頂商人」

「達娃風波」是2007年以來涉及中國知名企業的著名事件之一。在娃哈哈和達能的口水戰期間，「一條又一條的『商業下水道』被扒開」（吳曉波語），其中娃哈哈掌門人宗慶後被爆擁有美國綠卡，一度引發軒然大波。

詬病者拿宗慶後的綠卡說事，除了用來對付宗慶後的「民族牌」，也對其擔任全國人大代表的合法性提出了質疑。

宗慶後從2003年成為第十屆全國人大代表，並連任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

據了解，曾遊離在中國主流體制以外的民營企業家開始登上政治舞台的分水嶺是1993年。當年有21名非公經濟人士進入了全國政協。而民營企業家參政的高潮則是2003年，不僅有100多位民營企業家成為全國人大代表或全國政協委員，而且有多位民營企業家被任命為「高幹」。

2003年1月，重慶力帆集團董事長尹明善當選重慶市政協副主席，成為1978年以後第一位擔任省級政協副主席的民營企業家；同年2月，浙江傳化集團董事長徐冠巨當選浙江省政協副主席；同年7月，盛大網路總裁陳天橋當選第十五屆團中央候補委員……

2003年，「參政議政」也被評為「2003影響中國民營經濟的十大新聞」，並且名列榜首。

此後，不斷有民營企業家當選或被任命為省、市、縣各級的政協副主席、人大常委、工商聯會長等各種職務。

而根據有關規定，他們也享有相應的行政級別，如省政協副主席相當於副省級，地級市政協副主席相當於副廳級，縣級政協副主席相當於副處級……

官方數據顯示，中國全國被選為縣級以上人大代表的「新社會階層」人士有9000多人，被推薦為縣級以上政協委員的有3萬多人。

浙江省工商局2007年9月發布的《浙江省民營經濟發展報告》稱，全省個私協會會員中有縣以上人大代表4066人，其中省級以上82人，全國人大代表14人；縣以上政協委員2900人，其中省以上40人，全國政協委員4人。

全國工商聯的一項調查則表明，全國已有數萬名民營經濟界人士活躍在政治舞台上。一個對中國社會和經濟進步能夠發揮積極作用的「新社會階層」不僅已經形成，而且在政壇上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有研究人士指出，中國民營企業家本身經濟實力不斷強大，同時中國的政治環境也日漸理性和健康，因此他們應有的政治理性必然回歸。

誘惑和迷茫

「我不反對民營企業家從政，但反對民營企業家的兩棲化生存。」北京科技大學趙曉博士這樣寫道。

趙曉被認為是中國最活躍的青年經濟學家之一。在他看來，無論是以「公權」而入「私權」，還是以「私權」而入「公權」，或者說無論是官員下海經商，還是說下海經商成功的商人回過頭來從政，路徑雖然不同，但殊途同歸，最終可能造成的危害可以說結果並無實質不同。

經濟學家梁小民也對「從商要學胡雪岩」大搖其頭。他甚至引用克雷洛夫的寓言《雄鷹和蜘蛛》尖刻地寫道：

「一隻雄鷹飛上高加索山的頂峰，站在一棵百年古松上欣賞美景，突然看見一隻蜘蛛正在自己的頭頂上結網。雄鷹覺得很奇怪，就問：你是怎麼上來的？蜘蛛說是抓著雄鷹的尾巴上來的。這時，一陣旋風吹來，蜘蛛又被吹回到地面上……走胡雪岩式的依附官員之路，在封建社會，要成為一個成功商人，也許這是一條捷徑，但這並不是現代社會企業家的成功之路。」

對於民營企業家參政的動機，研究人士歸納為「個人地位論」、「企業發展論」、「制度風險論」和「社會責任論」等四個方面。

一位民營企業家也曾經對筆者說過這樣一番話：做企業要同時發揮好「內部資源」和「外部資源」的作用。「內部資源」當然是指經營管理，而「外部資源」除了商業夥伴之外，最重要的就是權力資源。如果能夠求得較高的政治地位，對於做生意的作用是非常直接的。

耶魯大學博士生RoryTruex在美國政治學年會提交的一篇工作論文或許能印證上述觀點。Truex搜集整理了2008年以來全國人大代表的資料，他發現，有差不多500位代表的身份是企業CEO或事實上的一把手。

他把這些企業家所在企業的業績報告收集起來作為研究對象，然後將一些沒有全國人大代表的企業的業績作為對照組。

在比較2008年至2010年三年的業績後，研究發現，有人大代表的企業具有三個特徵——更高的回報率，更高的利潤，國家持股的比例一般更高。

具體來說，擁有全國人大代表的企業比其他企業的資產回報率平均高出1.7%到2.3%，邊際營業利潤高出5.7%到8.5%。也就是說，在企業一把手當選人大代表之後，企業的經營狀況會變得更好。

對這種現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張文魁毫不客氣地指出，不管是民營企業還是國有企業，一旦通過與權力的聯姻而獲得市場勢力，就會妨礙自由與公平競爭，就會阻礙要素使用和財產保護方面的平等權利。

與權力聯姻的壟斷者和寡頭們在貌似市場經濟的環境中成為特權者，所攫取的巨大經濟租金轉化為高額會計利潤。

此外，筆者也目睹過一些民營企業家因為「和政府走得太近」而陷入困境的案例。如浙江一位先後擔任了中共十六大代表、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的知名企業家，2008年上半年被媒體披露陷入困境。

一位接近他的人士在總結其教訓時認為，「紅頂」就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能夠為他帶來諸如政策、土地等很多優惠條件，但另一方面也會令他不由自主地盲目擴張，最終導致「攤子」遠遠超出了自己能夠掌控的範圍。

如何把握好參政與商業之間的分寸，這是很多民營企業家私下裡反覆琢磨的一個問題。

由此，筆者想起了切·格瓦拉的一句話：「讓我們面對現實，讓我們忠於理想。」這或許能夠反映出「紅頂」對於很多商人的誘惑和迷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