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向何處

他是我國著名的經濟學家，被譽為「中國經濟學界良心」，曾五次獲得我國「孫冶方經濟科學獎」。在當代我國經濟改革史上，他幾乎參與了新中國成立之後所有的經濟理論爭議，由他的思想演進出發，我們甚至可以勾勒出中國經濟變革理念的大致曲線。

　　他就是吳敬璉。 2014年8月16日下午，應青島市委宣傳部主辦、商周刊社承辦的「藍色青島大講堂」之邀，他在青島奧帆中心劇場作了題為《深化改革，迎接挑戰》的專題演講。這是今年「藍色青島大講堂」開講的第四期，大講堂開辦兩年多以來，已陸續邀請到了多位不同領域知名的專家和學者來青做講座。

　　84歲高齡的吳敬璉，在兩個小時的演講里，集中談論了三個問題：十八大的偉大歷史意義、十八屆三中全會如何開啟了一個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征程，以及如何處理好當前實際的經濟問題。

　　正如吳敬璉先生這次要推介的他的新書的書名《直面大轉型時代》一樣，在大轉型的變革時代，我們不僅要勇於直面，而且要找尋到改革路徑，破解改革難題。

　　奧帆中心劇場里，座無虛席，很多人慕名而來，更被其在如此高齡依然保有的清晰邏輯思路以及對改革的深刻見解所折服，直言不虛此行。

　　本刊就此次演講的內容進行了整理，力求能夠還原一個更有條理、更準確、更完整的表述。

　　十八大的歷史意義

　　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全會開啟了改革的新進程，具有偉大的歷史意義。

　　十八大的歷史意義是什麼？最重要的意義就在於它回答了近十年來討論的一個問題：中國向何處去？它對此做出了一個明確的回答。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已經多次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上，多次遇到了往哪走、向何處去的問題。比如，粉碎「四人幫」後，當時整個社會、整個國民經濟都處在一個瀕臨崩潰的邊緣，這時就遇到一個問題：往哪裡去，是遵循「兩個凡是」，繼續沿著原來的道路往前走，還是要改革？

　　上世紀70年代末期給出的回答是：要改革。一開始，如何改革搞不清楚，只能摸著石頭過河。摸著石頭過河採取了一系列的變通性政策，改變了原來政策的某些方面，使得國民經濟很快得以恢復。

　　80年代中期，又面臨一個問題，是做一些變通性的政策調整，還是要建立一個新的經濟體系？因為當時只在大的政策框架沒有變的情況下做了一些調整，就出現了一些問題，叫雙重體制並存。原來的計劃體制仍佔優勢，同時又放開了一點市場，允許個體經濟存在。

　　但是這樣的體制能長期持續嗎？問題演化到80年代後期，因為雙重體制(雙軌制)，出現了很嚴重的腐敗現象。拿到行政批文就可以低價進高價出，這就是「官倒」，群眾對此意見很大。當時，計劃鋼材的價格是800元/噸，但市場上的鋼材價格已經到了1500元左右。

　　又一個十字路口出現了。是繼續維持雙軌，還是進一步推進改革，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商品經濟，也就是所謂的市場經濟？因為這個問題沒有處理好，就迎來了一個大的變革。

　　由「官倒」腐敗引發的社會動蕩，引起了1988年的嚴重通貨膨脹和1989年的政治風波。1988年的經濟風波和1989年的政治風波以後，就出現了從商品經濟倒退到計劃經濟為主的狀況。雖然鄧小平同志堅決抵制，說不能恢復計劃經濟，但是變相的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相結合，又導致了1989年、 1990年和1991年連續三年的停頓。此後，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在鄧小平同志南巡講話之後才被撥正了船頭。

　　1992年，黨的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確定，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模式。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的50條決定，就是關於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問題的決定，是一個總體設計。1994年，開始全面改革。這個改革奠定了我國在20世紀經濟開始騰飛的基礎。1997年，黨的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確定了對所有經濟結構進行調整，核心問題就是對國有經濟的布局進行有進有退的調整和對所有企業的公司化(或者叫股份制)改革。

　　1994年開始的經濟改革，包括外匯體制改革、財政體制改革、銀行體制改革等，到1997年國有經濟的布局調整和國有企業的公司化改革，使得我國在上世紀末期建立起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初步框架。但是黨的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和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推進的改革，並沒有完全推進這個策略。因此，十六屆三中全會做出了《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若干問題的決定》。《決定》指出，我們在經濟發展上還存在許多體制性障礙，體制不完善，經濟體制發展存在許多問題，許多重要領域必須繼續進行改革，以確保在20世紀末期初步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得到進一步完善。

　　回過頭看，十六屆三中全會雖然做了這個決定，但並沒有實質性的執行。一方面是因為，從上世紀末到本世紀初，改革改善了社會經濟狀況，在經濟形勢很好的情況下，人們推進改革的動力減弱了。中國的改革，往往只有碰到問題需要解決，人們才有動力和迫切需求，但對於進一步改革沒有信心。另一方面，改革需要革自己的命，人們會有猶豫，缺乏動力，思想上也產生了阻礙。

　　改革就是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到2003年、2004年，改革開始出現停頓，甚至出現了部分領域的倒退現象。所有企業的公司化或者股份制改革，看起來好像都要上市，但是上市的國有企業是二級公司，一級公司是集團公司，仍然是國有，甚至有些大的國企，改了一半，過了五年又回到了當初。還有些部門，比如電力部門，原本是要把所有的非壟斷行業都放開，涉及網廠分開、定價分開、售電分開等。2002年國務院批准的5號文件，講的就是電力部門改革。事實上，2002年中央就將網廠分開了，但後面的事情就停頓下來了。如今，又在做進一步的改革，也還是如何完成5號文件推進的改革。

　　停頓下來是倒退。在多種矛盾造就的尖銳問題面前，到底應該往哪裡走？是繼續倒退，還是沿著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及十六屆三中全會確定的路線往前走，在當時引發了非常大的議論。

　　黨的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對於中國到底應該往何處去，做出了一個明確的回答，而這正是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最重要的意義所在。那麼，在本世紀的最初幾年裡，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是怎麼重新提出的，十八大又是如何作答的呢？

　　轉型道路之爭

　　20世紀末期初步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還保留著舊體制的許多遺產，不是一個完全的市場經濟，計劃經濟的遺風還存在。它是一個半市場半統治的經濟，半統治是半計劃經濟的表現，是行政命令的經濟。

　　這種經濟按過去的說法是一個過渡性的經濟。它既有過去體制因素，又有未來體制因素，兩種因素此消彼長，但不確定哪種因素在發展，哪種因素在消退。所以就存在兩種可能性：一是新的因素逐漸消除舊的因素，二是舊的因素不斷強大，把新的因素排除掉。新的因素是市場因素，舊的因素是過去計劃經濟的因素。

　　目前，我們的市場經濟還不是完全由市場決定的，往往是行政調整的，在這個經濟中討論經濟的因素，問題就是在資源配置里到底是市場起決定作用，還是政府起決定作用。所謂倒退就是政府越來越起決定作用，而市場的決定作用慢慢消退了。

　　2003年到2006年以來，舊的因素沒有得到消除，以至於在資源配置中政府起主導作用。十八大以前出現的問題，就是政府的主導作用變得越來越強。

　　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城市化加速推進。在大多數國家，城市化是市場的產物，但在前些年，我們的城市化是政府佔主導，因此城市化也出現了很多問題。

　　停滯和倒退，使得我們面臨一系列嚴峻的挑戰，特別是在經濟增長方式層面。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一直採用的是蘇聯式的、粗放的經濟增長模式。經濟增長的動力，一是靠投資，二是靠效率。粗放的經濟增長模式的特點就是，經濟增長主要依靠投資為主。經濟資源是有限的，依靠投資和資源來維持經濟增長，也是不可持續的，而且因為資源的大量消耗，環境受到了嚴重破壞。

　　在1995年制定第九個五年計劃的時候，國家計委就提出，多年來導致許多經濟問題的主要原因就是粗放的經濟增長模式。所以，在第九個五年計劃里，就明確要實現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增長到集約增長的轉變，也就是要依靠效率提高來支撐經濟增長。就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而言，九五計劃期間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問題沒有得到根本解決。

　　2001年到2005年，是第十個五年計劃期。在現行體制下，伴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政府手裡又掌握了一種非常重要而且規模巨大的土地資源。在政府為導向的城市化下，一個重要的目標就是創造政績，而政府恰恰有這個能力。

　　農村土地在合作化以後，歸集體所有，出讓還是不出讓掌握在農村幹部手裡。根據1982年的憲法規定，城市土地是國有的。所以，把農民的土地變成城市建設用地就有一個轉手過程，徵用農民土地時，是按照農產品產出作價的，而城市土地的價格則是按照城市的作價，差價巨大。一畝地的價格從幾千元漲到後來的幾萬元，以至幾十萬元、上百萬元。

　　政府因為握有大量的土地資源，所以就用大量的投資來拉動經濟增長。21世紀初期，許多地方都在用大量的巨額投資去發展資本密集型產業，去搞形象工程和政績工程。所以，十五計劃期間，經濟增長的方式不是在轉型，而是變得更加粗放。

　　制定十一五規劃時，又發生了一場大爭論。是按照十五計劃期間的路子，用大量的投資發展資本密集型的重化工業和形象工程來拉動經濟增長，還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重新回到九五計劃制定的經濟發展轉型道路上去？

　　尋租是腐敗的根源

　　經濟增長方式之所以難以實現轉型，是因為體制性障礙。政府有太大的配置資源的權力，而且把GDP增長看做是政績的主要表現。各級政府要動用手頭配置資源的能力來創造GDP的高速增長，最好的辦法就是投資，投資資本密集型的製造業，搞城市建設。

　　經濟增長方式的轉型被作為一條紅線，貫穿在十一五規劃里。但後來的事實證明，十一五規劃執行的情況仍然不好。2010年，時任國家主席的胡錦濤提出「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刻不容緩」，並開了一次省部級的研討班，專門討論轉型經濟發展方式。在當年中央黨校開學典禮的講話上，他更是提到了50次「加快」，轉型的確已經刻不容緩。

　　轉型難帶來的嚴重問題，一個直接的表現是資源短缺越來越嚴重，一些主要能源、原材料的依存度變得越來越大。此外，環境的破壞也已經威脅到了人們基本的生存。

　　人類生存離不開三個基本條件：一是土地，目前華中地區重金屬污染非常嚴重，已經滲透到了食物鏈中；二是水，整個華北也面臨著嚴重的水危機；三是空氣，青島的空氣污染情況比北京要好，但今天(8月16日)的污染指數也達到了102，按照世界衛生組織制定的標準，這已經威脅到了人的生命。

　　從宏觀意義上講，問題就是因為過量的投入。用過量的投入去支持增長，不僅不能持續，還會造成貨幣超發，最集中的表現就是負債率太高，也就是國家資產負債表或者叫國民資產負債表。有負債是因為投入的太多了，只能靠借錢來維持資產平衡，經濟學上叫槓桿負債率，負債率太高就可能出現債務危機。

　　具體而言，資產負債表分為三部分：個人的、企業的和各級政府的。西方國家金融危機的主要問題就是資產負債的槓桿率過高，主要表現在個人和政府層面，而我國則主要表現在企業和各級政府層面。資產負債表有一種經驗指標，大概是一年GDP的200%，我國資產負債表的槓桿率達到了250%，已經超過了危險數。

　　超出之後，一方面導致有的企業因為還不起債務出現償債危機，進而減值，引發其他資產貶值，以及其他企業資產負債表出現問題。另一方面就是導致腐敗蔓延。

　　腐敗問題的出現是在改革以後的上世紀80年代後期。從1987年到1989年的風波，其核心問題就是官場腐敗，而且已經變得非常嚴重。關於腐敗從何而來，當時有兩種意見。一種意見認為是因為資產階級思想的侵蝕。改革開放以後，由於搞市場，貨幣的作用提高了，人們的貪慾也隨之擴大了，造成了腐敗；另一種意見認為，腐敗是生鏽了的計劃經濟這個機器的潤滑劑。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人們沒有貪慾，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整個經濟沒有活力，辦企業也非常困難。腐敗雖然不好，但這個潤滑劑卻讓整個經濟動了起來，也是為了發展經濟不得不付出的代價。第二種意見並不為大多數人所認同，但第一種意見也是危險的，因為它的結論是改革造成了腐敗，那就意味著改革的方向錯了。

　　事實上，這兩種意見都是不對的。在20世紀後半期，政治經濟學出現了一個詞，叫尋租。尋租是說，行政權力對集體活動的干預造成一種可能性，使得有的人能夠利用權力去得到利益，所以腐敗活動的本質是權力尋租。這種意見被大多數人所認同。所以，解決尋租問題，根本上就是要阻止行政權力對經濟活動的干預。凡是行政權力對經濟活動進行干預，就造成一種尋租的環境，能夠接近權力的人，就能夠利用這種制度用權力去「致富」。所以，尋租活動才是腐敗的根源。

　　進入21世紀，政府握有的資本越來越多。一種理論認為，為了遏制腐敗，應該增強政府對市場的干預，加強政府配置資源的權力。適得其反的是，這恰恰擴大了尋租活動的體制基礎，助長了腐敗。

　　因為有好處和利益，人們又有了一種造租活動，或者叫涉租活動。十八大以前，有的特區，企業登記註冊要蓋100多個章。多一個章就多一層利益，腐敗因此變得越來越猖獗。權力有價之後，就出現了買官賣官，以至於腐敗活動已經侵入了黨政軍組織的內部。

　　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

　　在此時，關於「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被重新提出。一種觀念是堅持市場化制度，讓市場決定；另一種觀念是強化政府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十八大給出的明確回答是：必須以更大的政治勇氣進行改革；經濟改革要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核心問題是解決好政府的問題，更大程度發揮市場經濟的作用；進一步加快民主制度化，實現國家各項工作的法制化。

　　根據過去進行系統性改革的經驗，通常分三步：第一步制定目標，第二步做總體規劃，第三步執行。黨的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制定了目標，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則是一個路線圖，也就是總體規劃。

　　十八屆三中全會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主旨，要求在2020年前建立起《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所要求的體制。《決定》約 2萬字，涵蓋15個領域60項具體任務。其中15個方面的改革任務中，6個關乎經濟，1個是與經濟密切相關的生態文明體制，佔了所有改革任務的近一半。

　　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對決定草案做說明時，特別指出「進一步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係，實際上就是處理好在資源配置中，是市場起決定性作用還是政府起決定性作用。」

　　經濟體制改革要達到的目標，就是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雖然往前走了一步，但後來又停頓了，甚至倒退了，實際是政府在起重要作用。十八大以前，政府的手伸得太長了。所以，李克強總理說，要「壯士斷臂」。

　　如何讓市場在經濟中起決定性作用？除了依靠思想教育，還要有一定的體制。十四大以後，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但體制沒有變，甚至出現了倒退，政府越來越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是十八大前的一種狀態。十八屆三中全會最重要的一句話就是，要建立一個什麼樣的體制才能保證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

　　還有一句話的內容非常豐富，不能一放而過，那就是「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基礎」。它是一個體制基礎，只有建立起了這個體制基礎，市場才能起決定性作用。

　　要什麼樣的體制？就是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其包含了統一、開放、競爭、有序、市場體系等5個內容。

　　20世紀末期，我們把市場經濟的體制初步建立起來了，但因為仍然保留著舊體制下各級政府行政權力在資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因此這個市場還存在著很多很嚴重的弊病，使得市場機制不能有效地發揮作用。這不是一個統一的市場，而是一個分割的、被切割得非常碎的市場。

　　行政權力體系不外乎是由條狀和塊狀兩種方式組織起來的。條狀是部門，條與條之間是切割開的；塊狀是分地區，塊與塊之間也把經濟活動切割開來。條塊分割的結果，使得統一的市場變成了割據的、碎片式的、不統一的市場。

　　亞當·斯密曾講過，市場規模越大，市場效率越高。歐洲人現在也認識到，變成一個共同市場，效率會更高。我國自1994年改革以來，有所進步，但地方保護、部門保護等仍然妨礙著市場的統一，而我們要建設的是一個統一的、一體化的市場，中間沒有行政的割裂和阻礙，經濟活動暢行無阻。美國是個聯邦制國家，每個州都有立法權，但憲法里有一個條款叫商業條款，規定凡是妨礙市場統一性的，有地方保護色彩的，任何州立法都是違憲，而違反憲法是無效的。

　　在開放層面，過去講「國有企業入正冊、集體企業入副冊、非公有制企業入另冊」，當時的所有制不是對所有的市場整體開放。雖然十五大之後有所進步，但這種玻璃門、玻璃天花板直到今天仍然存在。民營企業，特別是沒有權力背景的民營企業融資困難，融資成本差別巨大。所以，我們要建立一個對所有的市場都平等開放的市場。

　　競爭是市場制度的靈魂。市場配置資源是通過平等競爭形成的價格引導資源的流向，但在我國，因為行政權力的干預太大，除了部門保護、地方保護之外，還有一些行政授權的阻礙，所以，市場不是一個競爭性的市場。比如電力部門的改革，提出要消除壟斷，鼓勵競爭，但改革在進行了兩三年之後就停頓了。電網是唯一的買家，也是批准的唯一賣家，不是一個競爭的市場，而是一個壟斷的市場。所以，我們要強化市場的競爭性，保證所有的市場主體都能得到平等的待遇，能平等地參與競爭，建立一個競爭性的市場。

　　現代市場活動要建立在規則的基礎上，如果沒有良好的秩序、法制和執法環境，市場是無法運轉的。我們在改革初期形成的市場，雖然沒有很強的法制和司法，但仍能夠運轉，是因為早期的市場是「熟人市場」，經濟學上叫「人格化的市場」，市場的範圍很小，在裡面活動的都是熟人，彼此之間很自然地形成一個網路。在這個市場里進行商業活動，人們不敢騙人，不敢失信，因為一旦失信，所有市場的參與者都會知道。而現代發展起來的市場叫「陌生人的市場」，或者叫「非人格化的市場」，人們之前不認識，之後可能也不會往來。一個人如果騙了10個人或者100個人，仍然有幾億，甚至幾十億的人不知道他是騙子，他可以繼續行騙，也沒有一種力量可以威懾他，使他遵守規則。這個時候，就只能靠法制，靠第三方執法。如果沒有法制，整個經濟活動就無法有序進行，所以強調法制和有序，就是要使其在一個運轉很好的規則基礎上進行。

　　關於市場體系層面，市場性的體系通常分為兩類：商品市場和生產要素市場。生產要素市場里還包括土地市場、礦藏市場、灘涂市場等自然物市場，以及勞動力市場和資本市場。對於資源配置來說，生產要素市場比商品市場更重要。我們的商品市場還不是很成熟，生產要素市場更是特別落後。

　　建立一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是要把所有的市場，特別是最落後的生產要素市場、資本市場建立起來，這樣市場才能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完成了這個改革，才會形成一個新的經濟體制，十八屆三中全會對此的描述是「企業自主經營、公平競爭，消費者自由選擇、自主消費，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動、平等交換的現代市場體系」。336項改革里，一半左右是圍繞這個目標進行的。但要推進具體項目的改革，仍然不要忘了最終的目標和方向，否則就會產生誤導。

　　當下的任務是執行和攻堅克難

　　在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這個總體方案制定出來以後，當下的任務就是執行。執行必然會碰到很多阻力和障礙，所以要攻堅克難，不斷克服，尤其要注意三個方面的問題。

　　一是意識形態的障礙。改革30多年來，我們提倡幹部和群眾學習鄧小平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但仍不能低估反映舊體制意識形態的影響。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引進的是蘇聯的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它給我們造成了很深的影響。

　　以自身為例，1948年我考入大學，但真正的學習並不完整。1952年調整後，新換的是從全國抽調來的一批骨幹教師，但他們先要到中國人民大學接受蘇聯專家的直接培訓，兩年後再來教我們，教材也換成了蘇聯的。比我們年輕的一代、兩代，甚至是現在這一代人，也許會比我們好一些，但也好不到哪裡去。因為大家都沒有認真地學習，學的還是蘇聯的那一套。

　　鄧小平講什麼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針對的是什麼？他講了很多次。以前根本不知道，蘇聯那一套讓我們吃了很大虧。比較清楚的是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改革的目標是建立商品經濟，或者叫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後來才開始叫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雖然改革已經進行了30多年，但現在仍有人提起社會主義，還是蘇聯那一套。

　　二是既得利益。我國絕大多數人都從改革中得到了既得利益，但通常這部分人只要認真學習，加強教育，不會成為改革的阻力。之所以成為了阻力，是因為我們體制中還存在一些舊體制的遺產，存在用權力尋租的制度基礎。這些靠體制毛病得到利益的人，通常被叫做「特殊既得利益的人」，他們依靠權力「發財致富」。他們不只是受利益影響，還包括了自身的覺悟和意識層面。十八大之後，一大批貪官被揪了出來，這些人是不太可能同我們一起進行改革的。

　　三是各種矛盾。過去體制上的缺陷和經濟發展方式上存在的缺點，導致了許許多多矛盾和困難的出現。一句話，就是「要用更大的勇氣和智慧去攻堅克難」。所謂政治勇氣，就是要毫不動搖地捍衛改革開放這個偉大事業，要有政治覺悟和魄力去解決這些障礙。當下我們面對的問題，已經不像改革開放初期那麼簡單。經過30多年改革開放的發展，經濟體系也變成了一個複雜的經濟體系。就規模而言，是世界第二，但就複雜程度而言，是30多年無法比擬的。

　　系統性風險是可控的

　　改革過程中，需要面對許多經濟困難，比如資源短缺、環境惡化、產能過剩、貨幣太多、企業經營困難、GDP增速下降、投資拉動效果不佳等等。宏觀上的集中表現就是，國民資產負債表上的槓桿率有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可能性。

　　困難面前，意見不一，可以簡化為兩種。一種觀點認為，應該採取強刺激的政策。市場上對此的呼聲很高，但很多經濟學界的人士都不贊成這種辦法。它的好處是能夠在短期內提升增長率，但壞處是還得繼續走老路子，繼續用粗放的方法，用宏觀經濟政策增加貨幣投放和投資需求，而不是提高效率。企業因為政策上的刺激，也不會努力改進提高技術，結構得不到優化，該淘汰的淘汰不了，經濟轉型無法完成，只會更加粗放。目前，貨幣流動量已經是GDP的一倍，繼續採用強刺激的政策會導致貨幣超發更加嚴重，負債率更高，也就更加大了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可能性。

　　另一種觀點認為，應該在控制系統性風險的前提下，把主要力量放在促進改革上。根據歷史經驗和理論分析，只有提高改革才能提高效率，提高效率也才能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困難。

　　有沒有可能控制系統性風險？是有可能的。為此，需要採取一些措施。

　　一是要停止無效回報的投資。要把有限的資金投到最需要的地方，而且要講求回報，否則在資金鏈斷裂、槓桿率高的情況下，就會有風險。二是要停止對 「殭屍企業」——就是那些不能起死回生的企業——投資。三是不能動用國有資本去償還政府的或有負債。資產負債表從表面看不出是欠賬了，但實際上欠賬了。比如說社會保障資金的缺口，因為後來將其改成了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老工人沒有賬戶也沒有錢，就成了空賬戶。政府一方面靠補貼，另一方面把現有職工交的錢先拿出一部分來填補。等到現有職工將來也要養老的時候，就又形成了空賬戶，所以從中長期看，社會保障資金的缺口會很大。四是對資不抵債和負債率很高的企業，要實施資產重組。對於破產的資產管理公司，應該取消剛性兌付，否則小震累積起來，就會變成大震。五是應該盤活由於粗放增長方式造成的死資產。很多地方搞開發區、征地，然後或閑置，或建了大量的樓盤，但樓盤賣不出去，就應該想辦法將其盤活，這都會降低資產負債的槓桿率，防止出現系統性風險。六是要輔之以宏觀經濟政策，主要是貨幣政策。

　　目前，我國貨幣發行量的增長率在13%左右，比之前的16%到22%的確緊縮了，但態勢仍是擴張。2014年上半年，我國GDP的增長是 7.4%，可以容忍的通貨膨脹率約在3%以下，所以正常的貨幣供應量增加應在10%左右。貨幣增長率比過去緊縮了，但跟GDP的增長和預期的通脹率相比，還是超過了兩者的總和，仍是超發。貨幣是短期調節，很靈活，但不應採取擴張的政策，此外要防止出現系統性危機，防止出現崩盤。

　　改革需要加快

　　改革在某些層面推進得不錯，但在有些領域，推進的仍然不夠，需要加快。對於經濟增長率的下降，人們既關心又憂心。穩增長的目的不是增長本身，而是為了保就業、保民生。

　　最近幾年，經濟增長率在不斷下降，去年降到7.7%，但就業情況良好。2013年預計目標是實現950萬人就業，最終完成了1300萬。 2014年上半年GDP增速繼續下降，降至7.4%，就業的情況卻比去年還好。所以，對於增長有所下降，不要只看數字，而應關注是否能保就業、保民生。

　　通常人們會誤以為，增長率和就業是正相關的，但事實證明並非如此。我認為，核心問題在於增長結構，有的部門的增長對吸收就業的能力是很弱的，有的吸收能力很強。如果結構的優化使得吸收就業能力強的部門增長快，吸收能力差的部門增長慢，那麼就業在增長率下降的情況下，可能有所好轉。

　　變化來自於我國第三產業的增長率超過了第二產業的增長率。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要提高效率。通常，提高效率可以採取四個方面的措施：一是勞動的智能化。二是增加製造業的服務成分，向微笑曲線兩端延伸。現代製造業的特點就是服務化。微笑曲線的前端是研發、設計，後端是渠道管理、售後服務、金融服務等。在過去，這兩端是第三產業，而不是製造業。三是發展服務業。四是用現代信息技術改造整個國民經濟。

　　2012年，我國第三產業的增長速度跟第二產業齊平；2013年，第三產業佔GDP的比重第一次超過了第二產業。十一五「號召」了五年沒有發生重大變化，但從2012年開始變了，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兩項改革。

　　一是從上海開始的營改增，後來推行到全國，現在要進一步推廣到整個第三產業。營業稅最大的問題是重複收稅，因為它是根據全部營業額來徵稅的。而增值稅是以商品(含應稅勞務)在流轉過程中產生的增值額作為計稅依據而徵收的一種流轉稅，有增值才徵稅，沒增值不徵稅。所以，營改增之後，鼓勵增值，特別是服務業，也因此帶動了服務業的發展。比如網購，一個阿里巴巴和淘寶就帶動了很多行業，包括快遞、結算、網店等，分工集中化了，服務業的發展也就快了。

　　二是從廣東、深圳開始，新一屆政府推行的行政便利化。就去年的數據來說，各地的工商登記有了百分之幾百的增長，這同樣推動了服務業的快速發展。

　　兩項改革，其實都是「小試牛刀」，但卻起了大作用。所以，十八屆三中全會全面深化改革方案的向前推進，對於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從源頭上遏制腐敗，都將會起到極大的促進作用。當下，我們的任務就是貫徹執行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它增強了我們的信心，使我們相信改革能夠解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