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外逃摔死我先知道

林彪外逃摔死我先知道

張光明

林彪摔死在溫都爾汗的事，我是在接待外賓中先知道的。那是1971年的9月下旬或者十月初。東南亞某國共產黨中央秘書從南方來重慶。此人曾在重慶學習和生活過，語言無障礙，無須翻譯，外辦安排我去接待。

我在菜園壩火車站首次見到他時，一雙解放鞋，一頂藍布帽，一身毛制服，獨自乘火車從南方來到重慶，壓根就沒有人看出他是個外國人。

秘書這次來重慶，沒有參觀遊覽要求，也不明白他有什麼事體。我甚至不知道他來重慶到底是為了什麼。我只帶他到幾個公園走了走。因為是秘密外賓，上級不交代，外賓不透露，我們也不能夠去打聽。他大多數時間都呆在房間里。我只在吃飯時去陪他進餐。

一天傍晚，飯前我倆在賓館房間小坐。房間有蘇制大收音機，可以接收中短波（當時民用收音機不能接收中短波，賓館是外賓使用，中短波功能沒有去掉）。他聽著英語廣播，突然緊張起來。越聽越緊張，越緊張越專註。聽完後，他瞪大眼睛問我：「聽清楚了嗎？」我搖搖頭，說我不懂英語。他又問：「你真的不懂英語！」我說真的。他說，外電報道說，你們黨中央出了大事件，你知不知道？你們傳達了嗎？我忙問，什麼大事這麼緊張，我沒有聽到什麼傳達。

因為是兄弟黨的同志，他也不轉彎了：「你們的副主席林彪跑了，乘飛機往北方跑了，可能是逃往蘇聯，在蒙古摔得機毀人亡。」

這個突入如其來的消息，使我非常震驚，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哪有黨中央的副統帥、毛主席的接班人跑了呢？我冷靜了一下說：「這個不可能，一定是外國電台造謠！」我解釋說：「你也知道，外國電台慣用造謠中傷的手法製造混亂，不是也有造你們黨的謠言嗎？這樣的消息不可信。」他說：「但願如此」。

話是這樣說，我還是把這事情牢牢記在心裡，準備晚上向領導彙報。儘管這是聽來的，但它是外事活動中的一件大事。

吃晚飯時，他又說，你注意一下，看看你們黨內有什麼傳達，如果有，最好向我通報一下。我無法表態，只好點了點頭。飯後他又說，外國電台要造這麼大的謠言，造得這麼具體，似乎不大可能。你們不是常說「無風不起浪」嘛。我們邊走邊說，又回到了他的房間。我準備再坐一會就離開。

停了一會，他又打開了收音機，仍然在聽外語廣播。這次他聽得更認真。聽完之後又說，這是另一個國家的電台，法語的，還是報導這件事，這次聽清楚了，飛機摔在蒙古的溫都爾汗。他用茶水在桌子上寫了「溫都爾汗」這幾個字。他說這是譯音，不一定準確。

我坐不住了。我立即向他告辭，一口氣跑到辦公室，找到外辦主任吉振江，向他彙報了情況。吉振江也敢不相信這個消息，但按「外事無小事」原則，他立即向主管外事工作的劉述明作了彙報，然後，一層一層，口頭彙報到市裡最高領導。

第二天上班，吉振江向我傳達了市委第二書記魯大東的指示，大意是：(一)外賓反映的外電報道，市裡無任何人知道，也不能向省里和中央去詢問證實，只有按組織原則層層彙報上去。(二)不管是真是假，這一消息關係到黨和國家領導人，除了已經知道的人以外，不準任何人向外泄露。要求我以黨性保證。(三)讓我以個人名義，委婉地告訴外賓，請他在中國境內，不要向任何人流露沒有證實外電報道，以免造成混亂，希望他理解。(四)由我立即將這一情況，原原本本整理成書面記錄，以絕密文件上報到四川省外辦。並交待我：上報材料必須由我親手抄寫，親自封發，不準列印，不準留底，不準第三人接觸。如有泄露，將受嚴厲處分。

我根據這些指示，小跑到人民賓館與外賓交談，請其不要外傳。然後小跑回到辦公室，寫好材料交領導審閱，當著他的面裝進信封，封好封口。再到機要交通站，將信件交給值班人員，守著他寫好外封套,當面進行鉛封,告訴他必須當天送到成都。機要交通員立即改著軍裝，帶上武器，乘專用軍車牌照出發。

回到辦公室，我給省外辦主任掛長途，告訴他有重要文件，軍車專人送達，請他本人親自簽收，不可以讓秘書人員處理。並告訴：這是市委第二書記交代的。省外辦主任是一個姓司的政委。他已領會到事關重大，沒有問文件內容。當晚，司政委親自來電話說，文件收到，已立即原件送達省委主要領導。

第二天，我在送走這位外賓時，再向他婉言提出不要外傳的希望。他說，我以後又聽了幾家外電的報道，似乎可以證實。這對你們黨和國家的關係太大了，我不會隨便告訴任何人的，包括下一站接待我的領導人。總之，出境之前不再談這件事，除非得到貴黨的正式通報。他還表示，在沒有正式得到中共方面的通報之前，即使回到國內，也會注重中國同志的忠告，不傳播，不張揚。他還開玩笑地說：我估計，你提出的忠告，不僅僅是你個人的意思。我默認了他的猜測。

事過之後，我天天注意中央「兩報一刊」的宣傳動向，以高度的政治敏感捕捉「珠絲馬跡」，以求證實林彪出逃的消息是否真實。我發現，中央報紙上，對於林彪的消息看不到了，有些提法也沒有了，頌揚他的詞句在報刊上消失了。大約過了一個月，我們才聽到了中央文件的正式傳達。

後來知道，這位才華出眾，精通幾國語言的友黨秘書，在戰場上犧牲了。(本文曾在《重慶與世界》發表過，此次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