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節 崇節儉思安百姓
07-11
中國人在長期經濟生產和社會實踐中,靠勤勞節儉積累財富,創造輝煌,推動歷史前進,逐漸養成崇尚節儉之風,成為中華民族高尚的傳統美德。 歷代許多傑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們,都把節儉作為興家治國之道,而視奢侈為敗家喪國之畏途。故極力倡導節儉,身體力行,建成千秋偉業。大凡統治者能厲行節 儉的時代,國運興隆,社會穩定,百姓樂業。相反,統治者沉醉於奢靡時,國運衰敗,社會動蕩,民不聊生。從夏後帝啟繼統,到清朝末帝溥儀退位,在數千年的中 國古代社會裡,有數百名王和皇帝,主宰著中國歷史命運。其中不乏文韜武略,勵精圖治,建不朽業績,領一代風騷者。漢文帝便是這些佼佼者中的一位。 漢文帝雖功不及秦皇漢祖,德遜於夏禹周文,然而卻以躬修節儉、思安百姓著稱於世,被譽為好皇帝,樹為統治者的榜樣,在中國封建社會裡享有盛名。 漢王二年(前205),劉邦使曹參、韓信北略魏地,擒魏王豹,掠其宮女,納入織室做工。漢王四年,劉邦偶然間來到織室,見到所掠魏王宮女中有位姓薄的色 美,遂納入後宮,號稱薄姬,成一夜夫妻,而生支帝劉恆。至高祖十一年(前196),劉邦平定代相陳豨之亂後,欲立宗室為代王,樹為藩屏,北控夷狄。群臣見 八歲的劉恆「賢知溫良」,一致推舉,遂立為代王。呂后稱制殘害諸劉骨肉時,因昔日薄姬很少同劉邦在一起,不得愛幸,故免遭呂后忌妒,未被視為敵手,得以隨 子劉恆居於代都晉陽。在宮廷鬥爭複雜,禍福難測環境中,劉恆母子雖遠離宮中是非之地,仍生於憂患之中,諸事小心翼翼,謹防惹火燒身,漸漸使劉恆養成謙恭寬 厚、克己寡慾的品格和習性,其躬修節儉,思安百姓,自有歷史因素。 至代王劉恆24歲時,呂后駕崩,諸呂覆滅,太尉周勃等認為呂后所立 少帝劉弘非惠帝之子,深怕日後替呂后進行報復,加害諸大臣,遂決定廢少帝劉弘,議立新君。當時,劉邦8個兒子中,已有3個病故,3個被呂后殺害,只有代王 劉恆和少子淮南王劉長健在。此外,還有劉邦長孫齊王劉襄,也具備繼承皇位資格,而且最初大臣們曾議立齊王襄。但因劉襄舅父駟鈞暴戾如虎,惡名昭著,大臣們 深怕重蹈諸呂覆轍,所以又改變了立劉襄為皇帝的念頭。經過多方權衡,代王劉恆居長,且風華正茂,已做了17年代王,政治上漸至成熟,其舅父薄昭為忠厚長 者,頗有人望,可無外戚之憂,遂立其為皇帝,於呂后死後兩個多月宣布即天子位。 漢文帝既無創業功勞,又無守成業績,在剷除諸呂中,也 無尺寸之功,同大臣們的關係也無深交。但是,政治鬥爭常常是鷸蚌相爭,漁人得利,最後選擇一位雙方都能接受的中性人物出來收場。歷史賦予劉恆亂後思治機 遇,僅憑「賢聖仁孝,聞於天下」的名聲,當上了皇帝。即位以後,頗能以前代興亡得失為鑒,「勤勞天下,憂苦萬民」,推行以民為本方針。為了穩定形勢,鞏固 政權,從即位伊始,接連採取節儉惠民政策,減輕百姓負擔,使國家走向健康發展道路。 前元元年(前179)三月,漢文帝詔令振貸鰥寡孤 獨及窮困百姓,使其得以維持生計。明令各郡縣,對「年八十以上,賜米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以上,又賜帛二疋,絮三斤」。並使所在郡縣長吏親自 過目後,督責尉丞致送。此項紀事,表面上看似有舛誤,所賜大於所需,又非官府財力所及,給人以不實之感。但細繹其情,又完全可能:一是人生七十古來稀,在 漢代八九十歲的老人鳳毛麟角,萬不得一,故此項詔令僅是象徵性措施,不具普遍意義;二是自戰國以來,各國倡導法家主張,貴壯賤老,寡於親親之恩,怠於尊尊 之義,致使世風澆薄,恩義斷絕,並直接反映在統治者身上,屢有犯上作亂事件發生,嚴重危及封建統治秩序的穩定。因此,漢文帝推行孝親養老政策,具有重要的 現實政治意義,從根本上醇化社會風氣,強化統治基礎,讓人們循規蹈矩,習慣於走前人老路。 同年四月,漢文帝又從自身作起,拒收獻物, 以煞送禮之風。當時曾有人來向皇帝獻千里馬,文帝說:「鸞騎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這兩句話,既說得實際, 又很有哲理,深知自己寸步離不開群臣,一旦乘坐千里馬,勢必遠離群臣,成為我行我素的孤家寡人。於是,漢文帝命令退還千里馬,並發給路費,使其免受損失。 隨後又下詔:「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禁止官吏煩擾百姓,搜求天下奇物玩好,以物質討好皇上。後世的漢武帝,為了得到西域所產千里馬,不惜興師 動眾,派兵遠征,耗費人力物力,以滿足渴求良馬的慾望,同漢文帝形成鮮明對比,產生截然相反的作用。皇權至上,人慾無窮,今天接受一匹千里馬,明天可能會 有十匹二十匹來獻,收授雙方競其所為,勢必誤國害民。 前元二年十月,漢文帝為了約束諸侯坐享京城,無所事事,每年需有大宗錢物由封國 運至京師,供其使用,故而號令列侯之國,回到各自封地去,以節省財政開銷,減輕百姓負擔。早在劉邦生前,為了奪取楚漢戰爭勝利,鞏固統治政權,曾廣封功臣 和宗室為列侯,以高官厚祿網羅人才,培植勢力,以控制各地局勢,先後有近160人獲得封侯,食其爵祿;惠帝及呂后時,又相繼封40餘人為列侯。列侯數量有 增無減,百姓負擔隨之增多。漢文帝即位後,親眼看到諸侯留居長安,遊手好閒,坐食封祿,百姓備受給輸之苦。同時,列侯們遠離封邑,「無由教訓其民」,更不 了解百姓疾苦,無法有效理民治國,控制各地局勢。因此,漢文帝下令列侯之國,不得在京城逗留。對於身兼朝廷官職和少數得到皇帝特許留京的列侯,可不必親自 居住在封邑,繼續留在京城,但須遣其太子之國,代盡父責。至三年十月,雖經過一年多的時間,此項詔令並未得到很好貫徹落實,許多列侯依然留在長安,不肯遵 令之國。於是,漢文帝採取強硬措施,罷免了絳侯周勃的丞相官職,令其帶頭率列侯之國。周勃遵命,乖乖離京,前往封邑絳縣居住,其餘大小列侯也紛紛離京之 國。 列侯之國,雖可減少百姓給輸費苦,有效掌握封邑情況,但事物往往是有一利也有一弊。列侯們遠離京城,天高皇帝遠,失去皇帝直接約 束,更有機會為所欲為,侵害百姓利益,導致皇帝對列侯失控。周勃回到絳縣後,「每河東守尉行縣至降,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如此作威 作福,擅自以兵自衛,顯然是與朝廷持敵對態度,失去了信任和忠貞。因此,有人告發周勃謀反,文帝便下令將其逮捕,交廷尉治罪,引起一場朝野矚目的政治風 波。幸好周勃的兒子娶文帝之女為妻,令兒媳婦請國舅薄昭和薄太后出面說情,為其開脫,才算了事。歷代皇帝對封疆大吏失控的事例很多,造成巨大損失。漢文帝 把周勃等很有影響的老臣也趕出京城,雖起到了率領列侯之國的帶頭作用,然而卻使君臣離心,互相猜疑,非是英明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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