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飛進:中國現代化的全新維度

　　(二)關於「現代化」

　　在中國實現現代化，是近代以來無數仁人志士畢生奮鬥的目標，也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核心。正因為對現代化有著如此厚重的情感，十八屆三中全會把「現代化」一詞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聯用，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立刻引起人們的高度關注。有學者指出，在全會《決定》中，「現代化」這個關鍵詞共出現了21次之多。這是因為，現在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也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目標。所以，全會《決定》不但以問題為導向，而且是以國家治理現代化為指向的。[14]

　　對於現代化的追求，是很多發展中國家的共同願望，甚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形成了現代化浪潮。西方現代化理論也於此時興起。根據德國學者伯恩斯坦的定義，現代化是一個社會由傳統向現代轉化的總體過程，其中以經濟發展作為前提與主要驅動力，並推動社會各個領域的全面發展，以達到現代性的總體要求為最終目標。但實際上，對現代化的定義有很多種，對現代化的標準也說法不一。[15]一些人認為，現代化是一種向以西歐及北美地區等地國家近現代以來形成的價值為目標，尋求新的出路的過程，因此常與西方化的內涵相近；發展中國家只有以西方發達國家為模板，才能找到現代化的出路。這一認識是不符合實際的。早期的現代化理論曾機械地遵循「傳統/現代」二分法原則，且僵化地堅持西化的發展道路。但是，這樣一種完全照搬西方所謂自由民主模式的現代化理論，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運用於第三世界國家時，遭遇了巨大失敗。在政治上，從非洲到拉丁美洲，從南亞到東南亞，採用議會民主制的政府接二連三地倒台，政變、戰爭和腐敗到處侵蝕著第三世界國家的肌體。在經濟上，許多試圖建立自由市場經濟的國家都發生了通貨膨脹、分配不均的危機。[16]第三世界國家的現代化受挫，使西方現代化理論自上世紀80年代起，不得不進行全面的自我反思與批判。亨廷頓認為，發展中國家政治不穩定的原因在於政治參與的速度超過了政治制度化水平。他還發現，政治制度化與政治參與的關係在美國和歐洲也是截然不同的。[17]而與此同時，東亞地區的崛起引起了世界矚目。在東亞國家中，即使是親近西方的日本和韓國也沒有完全照搬西方模式，而是由政府在推動經濟發展方面扮演重要角色，被稱為「發展型國家」，其實踐受到現代化學者的重視。基於對理論的批判和現實的反思，西方現代化理論對自身做了修正：現代性與傳統性不再被視為矛盾的兩個發展因素，傳統也不再被必然視為現代化的阻礙；更加註重發展中國家傳統因素的個體差異性，改變基於西化標準的衡量方式，不再堅持單一線性的西化發展模式，開始傾向制定符合各國具體國情的發展道路。研究現代化理論的學者更多關注不同社會歷史文化的比較性研究，而非抽象地對現代化進程進行闡釋與分析。而且東亞國家的發展經驗也讓西方學者重新認識國家在現代化中的作用。[18]所以，現代化應當有不同的模式，現代化不等於西方化，這是在西方現代化理論中早已經解決了的問題。在進入21世紀的今天，就更加不應該讓這個問題來困擾我國的現代化進程。

　　近代以來，中華民族對於現代化的追求已超過百年，中國共產黨人對於現代化的探索也已橫跨了半個多世紀。1945年，毛澤東同志首先在《論聯合政府》中提出了工業、農業現代化的問題。1959年末到1960年初，毛澤東同志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筆記中提出了「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科學文化現代化，國防現代化」的「四化」思想。1964年，周恩來同志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正式把「四化」表述為「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與此同時，從新中國成立後我國就開始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並且探索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體系。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堅持和拓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並且找到了符合中國國情的、不同於西方模式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各領域的建設取得突飛猛進的成就，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更接近現代化的目標。1992年鄧小平同志在南方重要談話中指出，恐怕再有30年的時間，我們才會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這個制度下的方針、政策，也將更加定型化。他還提出了「三步走」的戰略構想，到21世紀中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實現現代化。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實際上指的就是制度的現代化。

　　所以，今天我國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和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最新發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理論的最新成果。它既不是對西方治理理論的套用，也不是西方現代化理論的延伸，而是基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方法、框架和內容提出來，其前提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這樣說，當然並不是否認西方治理理論和西方現代化理論的價值。這兩種理論都含有很多對於激發社會活力，提高治理水平，促進各領域發展有益的思想和做法，我們應該大膽學習和借鑒，但必須堅持以我為主，按照對我有益的原則，將其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理論框架和話語體系之內，而不是受它們牽制，更不是要放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而去走別的什麼道路。

[責任編輯:蔣正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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