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大用 | 環境社會學：事實、理論與價值

環境社會學：事實、理論與價值

洪大用

作者簡介：洪大用，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中國社會學會環境社會學專業委員會會長。

摘　要：環境社會學研究的主要事實應該是具有社會影響的、激起社會反應的環境事實和具有環境影響的社會事實，應注意區分局部的事實與整體的事實、靜態的事實與動態的事實、統計的事實與感知的事實、客觀的事實與建構的事實。環境社會學理論建設需要充分體現社會學的視角，需要有清晰的反思意識，不斷擴展社會學的想像力。在對待環境與社會關係的演化趨向、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關係、保護環境和社會公平之間的關係、對與環境相關的重要社會主體進行分析、對待理論導向的研究和政策導向的研究等方面，環境社會學者應該有正確的價值立場。

關鍵詞：環境社會學；社會事實；社會學的想像力；理論建設

一、中國環境社會學的快速發展和隱憂

在整個中國社會學大發展的背景下，近年來的中國環境社會學也在快速發展。在90年代中期以前，中國環境社會學研究非常不系統，學科意識也不強，介紹的理論也不多。我記得最早接觸的文章是北大盧淑華老師在《社會學研究》上發的一篇文章，還有麻國慶教授的一篇文章，他們都是從社會學、人類學角度對環境問題進行的研究，但是似乎並沒有明確的環境社會學的學科意識。真正將環境社會學作為一門學科引入進來，然後以這個學科的視角來開展系統研究，還是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之後。顧金土等人在2011年發表的一篇綜述性文章中提到：「2000年以前，我國學者發表了15篇（環境社會學方向）學術論文；2000年之後（約2000～2010年），共計發表155篇，其中前5年發表34篇，後5年發表121篇。」

2015年中國社會學會編輯《中國社會學年鑒》時，請我寫一個關於中國環境社會學的評述，覆蓋時間段正好是從2011年到2014年。我請我的學生龔文娟做了一個文獻檢索，主要以「環境社會學」和「環境與社會」為檢索詞，檢索範圍覆蓋中國學術期刊網路出版總庫、中國優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資料庫、中國博士學位論文全文資料庫、國家圖書館、噹噹圖書網中所收錄的論文和專著。剔除重複和明顯不符合環境社會學學科定義的文獻，最後匯總出期刊論文333篇，碩士論文122篇，博士論文26篇，專著38部，共計519篇（部）學術研究成果（參見表1）（從略）。很明顯，最近幾年中國環境社會學的發展已經進入快車道，科學研究和人才培養的整體態勢都不錯。這裡面博士論文就有26篇。相形之下，在20世紀90年代，社會學界以環境社會學為主題。

但是，深入地去看，中國環境社會學研究在快速發展的過程中也有隱憂。在這個表格中，我們將519篇成果按照理論與方法、經驗研究、政策研究、研究綜述四大塊進行劃分。這樣一來，「理論與方法」部分所佔比重很明顯是偏低的，甚至可以說是很低的，只佔總文獻的8.9%，這對學科長期發展的支撐是不夠的。「政策研究」與「經驗研究」加起來，佔比達到83.8%，其中又主要集中在「政策研究」和專項環境問題、環境行為與環境抗爭研究等領域。大概可以說，基礎理論研究與經驗政策研究的失衡是當前中國環境社會學持續發展的最大隱憂，在經驗研究方面對環境社會學所應覆蓋的主要領域的關注，也還不是很均衡。這也體現出，中國環境社會學還是不夠成熟的。當然，經驗研究和政策研究很重要，特別是在訓練研究生的時候是很有價值的，有利於學生練手和發表。但是，從長遠來看，如果一個學科的基礎理論很薄弱，對事關學科建設的基本問題認識不清晰，必然會影響這個學科發展的後勁。因此，本文想圍繞環境社會學的三個基本問題談點認識，這就是事實、理論和價值。

二、如何理解環境社會學所關注的事實？

現代社會學的奠基人之一杜爾凱姆曾經指出，社會學就是研究社會事實的。社會事實大致可以理解為在社會層次上發生的，不依賴於個人而獨立存在的，同時可以對個人施以外在制約作用的種種社會現象或行為方式。環境社會學作為社會學的一個分支學科，自然也是研究社會事實的。但是，這門學科的創始人之一，美國社會學家鄧拉普（R. E. Dunlap）認為，杜爾凱姆所代表的社會學過於強調「社會事實」，實際上是強調「社會」的事實，而忽視了作為社會之基礎的生物物理世界，也就是環境事實，由此導致社會學研究對環境維度的嚴重忽視以及在生態危機面前社會學者的集體失語。鄧拉普主張將環境事實帶回社會學研究當中，要系統地分析環境與社會的互動關係，並藉此開創環境社會學這門學科。我們現在可以看到，鄧拉普等人的努力是有成效的，這種努力促使傳統社會學更多地關注環境事實，並為環境社會學這門分支學科奠定了一個意識形態基礎。

但是，深入地看，環境社會學在何種意義上關注環境事實，這還是充滿爭議的話題。我們可以看到很多關於環境事實的研究和報道。很明顯，以上這些環境事實是經過自然科學家的研究和監測發現的，在此意義上，它們也是經過社會建構的環境事實。作為社會學者，要關注這些環境事實，其實主要是一個相信不相信、贊同不贊同的問題，你不可能具有專業知識去識別和分析諸如霧霾、水污染之類的環境事實。在這一點上，作為專業人士的環境社會學家，其實跟普通公眾沒有多大差別。問題的關鍵在於，以鄧拉普為代表的環境社會學家，基於經驗的感知和對科學共同體的信任，主張應當相信日益惡化的環境狀況是真實的，這種觀點可以叫做實在論。與之相對的觀點，則多少迴避了日益惡化的環境狀況是否真實這樣的問題，而更多地強調這樣一種狀況的社會建構過程，這種觀點可以叫做建構論。建構論與實在論之爭，是環境社會學中的一個主要爭論，涉及學科本體的認知問題。針對這種爭論，鄧拉普批評建構論已經走得太遠，走向了不可知論的誤區和對現實持有的犬儒態度。

作為一名普通公眾，我相信環境狀況的惡化是真實的；作為一名環境社會學研究者，我也相信其是真實的。在此意義上講，我是一個實在論者。我認為，環境社會學應當著重關注這些方面的「事實」，這些其實是社會事實的一部分，但是，它們是因為特定的環境狀況而引發的。所以說，環境社會學自然要關注環境事實，但實際上只能是關注環境因素的社會影響和社會反應。或者說，我們所關注的只是那些可以觀察到社會影響和反應的環境事實。

從另外一個方面講，環境社會學也試圖關注具有環境影響的社會事實，試圖從社會、文化和行為角度去探尋特定環境狀況形成的原因。目前有一個趨勢就是將特定環境問題指標化、數值化，同時定量測量若干社會事實，運用回歸模型揭示彼此之間的關聯程度，並發展出理論解釋。這樣的研究契合主流社會學的研究套路，但是在操作化和理論解釋方面都還有很大的困難與不足。

如此來看，環境社會學究竟研究什麼？是研究環境自身的運動變化嗎？我認為不是。但是，如果拋開了環境事實，環境社會學研究與其他的社會學研究又有什麼區別呢？ 我本人的研究體會是，環境社會學在分析社會現象時，確實應當注意到環境與社會是密切相關、彼此互動的，說這個是預設也好，公理也好，大概都是可以的。在此基礎上，環境社會學研究的主要事實應該是環境系統與社會系統的交叉複合部分，即具有社會影響的、激起社會反應的環境事實和具有環境影響的社會事實，歸根結底，他們還是社會事實，是環境影響在社會的投射和影響環境的社會因素。我們環境社會學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從社會學的角度，把這方面的事實說清楚，把事實之間的關聯解釋清楚，以便更好地促進環境與社會之間的協調。

在此意義上，我曾經把環境社會學定義為研究環境問題之社會原因、社會影響和社會反應的一門分支學科。這樣，環境社會學所關涉的基本事實就包括了社會主體對環境問題的認知和環境相關行為、環境問題對社會主體和社會系統運行所造成的影響、社會主體因應環境問題而做出的技術制度安排（與實踐）和文化價值的轉變等四個大的層次。就我個人而言，這些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第一、二層次，最重要的貢獻之一就是對測量公眾環境關心水平的NEP量表進行了檢驗和修訂，提出了中國版的環境關心量表（CNEP），並比較系統地揭示了中國城鄉公眾對環境狀況的認知與行為差異。特別是，我分別於2003年、2010年和2013年承擔了人大社會學系「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項目環境模塊的設計工作，所搜集的數據為量化地呈現中國公眾環境關心和行為的社會基礎、歷時性變化（例如，表2）（從略）以及相應的國際比較研究提供了支持。現在，這些數據都已按照程序向國內外研究者開放。同時，我也關注了環境問題社會影響的差異性分配問題，也就是環境公正議題。比如，即使像空氣污染這樣一個具有普遍性影響的環境問題，它所帶來的社會影響實際上也是存在差異分配的，並不完全像社會學家貝克所說「飢餓是分等級的，空氣污染是民主的」。

除了正確把握環境事實與社會事實的以上關係之外，環境社會學還需要注意所研究事實的不同類型。這裡主要是區分清楚局部的事實與整體的事實、靜態的事實與動態的事實、統計的事實與感知的事實、客觀的事實與建構的事實。不同事實的選擇不僅體現了研究視角、旨趣和風格，也影響著研究結論。

首先是區分局部的事實與整體的事實。對於環境社會學中所關涉的「 環境」事實，很多時候被假定為一種整體性的環境危機，但是認識到整體與局部存在差異，有著多樣化的「環境」事實，這對開展環境社會學研究或許是更為有意義的。所以說，關注整體性環境事實，在人類社會與環境系統之間討論問題很重要。但是，要深入了解不同地區、不同人群對環境的認知和行為反應，也許應該更加關注彼此差異的局部性環境事實。與此同時，在整體環境衰退的情況下，也確實有局部環境改善的可能和案例，關注這種可能和案例，對於環境社會學研究同樣具有重要意義，甚至可以給予研究者以希望，給予施政者以借鑒。

其次是區分靜態的事實與動態的事實。實際上，事實本身都是在不斷發展變化的，著眼於這種不斷發展變化的過程對於環境社會學研究很重要。我們今天所面對的環境問題，都是有一個發展過程的，環境問題自身在發展，環境與社會互動的關係也在發展。我們注重從動態的角度把握事實，一是可以更加全面地認識和描述環境問題，二是能夠看到社會應對環境問題的動態努力，三是可以對環境問題的未來發展有一個比較合理的預期，四是可以辯證地認識環境問題的社會影響。有時候正是環境危機催生了社會經濟結構的轉型，引導了新的發展方向，煤炭代替木材、電力代替煤炭，乃至今天追求更加潔凈的能源，都是社會系統因應環境問題的選擇，這種選擇帶來了生產生活的巨大變革。在另外一方面，如果我們選擇了觀察分析靜態事實的角度，我們的視野就會受到限制，對於環境問題、環境治理以及環境與社會關係演變方向的分析判斷，可能就會失當。所以，我很強調將歷史的視角帶回社會學研究，包括帶迴環境社會學研究中。我們需要重視環境史的整理和分析，對環境史的認識越清晰，我們的研究就越科學。在這方面，我非常欽佩日本學者舩橋晴俊的努力，最初他組織編寫了日本的環境年鑒，後來又擴展到世界其他國家，以編年史的方式記錄了工業化以來各國環境事件、環境政策、環境研究等等，呈現出一幅環境與社會互動的動態長卷，這項工作對於環境社會學學科建設和科學研究工作是相當有意義的。

再次是要區別統計的事實與感知的事實。任何學科的研究都需要呈現資料，資料和呈現方式的選擇對於研究結果有很大影響。環境社會學研究可資利用的資料有很多，一方面有大量的各種來源的統計資料，另一方面也有反映社會主體認知和感受的描述性資料，這些資料代表著不同方面的社會事實。當我們需要描述環境狀況時，我們很自然地會想到去引用一些權威的統計報告。統計指標所揭示的環境問題也許很嚴重，但是並不為公眾所感知，而統計數據認為不是很嚴重的問題，甚至是在不斷改善的問題，公眾主觀感知到的卻可能是非常嚴重。考慮到人們直接感知到的事實對其態度、行為和價值觀念有著更為直接的影響，環境社會學者似乎更應注重這種事實的發掘、分析和呈現，也就是更加註重以人為中心，關注人們日常生活的感受，而不能只是簡單地依據統計的事實去進行分析。特別是在環境風險分析中，公眾感知的事實需要予以特別重視，而不能偏信專家統計出的事實。比如，某地建設一個重化工企業，專家使用各種數據證明企業對周邊環境無害，還會帶來收入、就業、財政收入的增加，但是老百姓就是認為企業會造成污染。我們就不能輕易忽視或者否定老百姓的意見，說他們無理取鬧、沒有知識，這樣簡單處理往往就會加劇社會衝突。現在一些地方的群體性突發事件中就存在這方面的問題。我們既要重視統計的事實，也需要尊重並分析公眾感知的事實，找尋更加科學合理的溝通辦法和解決問題的方式。

最後就是我們需要區別客觀的事實與建構的事實。從一個極端的立場講，所有的事實都是經由一定的社會過程、由相關主體參與建構的，科學發現也不例外。但是，事實又確有客觀的一面，可以為人們所直接感知。比如，水被污染了，空氣質量不好，到處都是垃圾，等等，這是客觀的事實。但是，水是如何被污染的，空氣質量是如何變差的，往往就需要專業知識進行分析。作為環境社會學者，對於此等詳細事實的揭示難以做出太多的貢獻。不過，究竟哪個環境問題變得重要，哪個環境問題進入了政策議程，環境問題對誰有影響、有什麼樣的影響，環境治理的成效如何，對諸如此類的議題進行分析，環境社會學可以做出應有的貢獻。因為這裡面涉及多主體的社會互動過程，而關於社會結構與社會過程的分析則是社會學的長處。從事環境社會學研究，固然要認真對待客觀存在的環境事實和社會事實，但是也要充分重視環境事實、社會事實的建構過程。以一種建構的視角解析事實呈現的過程，揭示事實的性質，並不一定就是解構，就是否認事實的客觀性，實際上也有利於強化某種事實的存在和傳播。比如，當我們了解清楚遠在南極的臭氧層空洞是如何引起關注的，我們就可以強化和利用某些建構技術，使得那些超出人們日常感知的而又客觀存在的環境問題，能夠進入公眾視野，引起公眾關注，並進而促進問題的防範和解決。

三、把握環境社會學理論建構的一種趨向

清晰地認知環境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固然很重要，但是要深化環境社會學研究，需要重視理論建構，而理論建構需要結合社會系統的運動變化不斷擴展社會學的想像力，這就是我接下來要講的第二個話題：把握環境社會學理論建構的一種趨向。

我們可以環境問題的社會原因分析為例。關於環境問題產生的社會原因有很多理論分析的視角，我在這裡試圖梳理出一種發展脈絡，當然也還存在著其他的分析進路。有些學者從社會主體的角度來看，認為國家、企業家和大家（公眾）是導致環境衰退的三個重要主體。就「國家」而言，像政治經濟學派的學者就認為，資本主義國家和資本家的合謀，加劇了環境破壞。有些針對發展中國家的研究也表明，發展中國家大規模的政府開發導致了環境破壞，還有人認為，國家對於社會反應滯後，沒有有效地推動制度變革，這也是導致環境問題日益惡化的一個原因。就「企業家」而言，因為大量的污染是從企業出來的，所以企業家自然是重要的責任主體，而關於企業行為的研究就是環境社會學的一個重點。就「大家」而言，主要涉及公眾責任。如果每個人都能自覺約束自身行為並積極推動環境保護，那麼這個社會肯定是一個環境友好的社會。如果大家都認為自己沒有責任，都是別人的責任，那這個社會只能是互害性的、對環境不友好的社會。我在這裡主要以環境社會學圍繞企業行為而開展的理論研究為例，揭示其中存在的一種擴展社會學想像力的路徑。

毫無疑問，企業活動與環境污染密切相關，企業產品類型、技術水平、管理方式及其背後的環境意識等等決定了企業的污染水平，這種污染水平是可以客觀監測的。當我們監測到企業污染，不管是污水、廢氣還是垃圾，我們首先想到的是這個企業真不像話，它怎麼會污染環境呢，管理企業的企業家真是沒有良心，不講道德。這樣一種看法是從道德層面質問或者批評企業家，在理論上甚至可以指出企業奉行的是企業中心主義或者人類中心主義。相應的解決之道也就是要求企業養成生態中心主義價值觀，恪守環境道德，像台灣學者所說的那樣，要在傳統的「五倫」之外強化人與環境的倫理關係。這種看法固然有其合理性，但是如果僅僅停留於此，就體現不出社會學的視角。

社會學的視角是什麼？當然有很多種視角。我看社會學最基本的一個視角，就是把人、把企業都放在一個社會環境當中去看待，每個人、每個企業都是在現實的社會條件下生存和發展的，個人行為，企業行為，都是與社會環境互動的行為。由此角度來看，企業排污問題就是企業在與社會環境互動中的一種理性行為，這樣一種解釋也叫做理性選擇解釋。企業排污不排污，不是一個倫理道德問題，而是在與社會環境互動的過程中遵循著利益最大化原則。當企業家發現排污獲得的收益要高於不排污，那肯定就去排污了。其實，理性選擇理論受到經濟學的很大影響。經濟學把企業排污行為概括為「 內部成本外部化」：本來企業生產過程中產生的污染是要自己消化的，消化就要計入成本，成本提升，它的利潤就下降了，競爭力也會下降，所以企業就將污染外排，由社會來承擔成本，企業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相應地，這樣一種理論視角所看到的解決企業污染問題的方案就是加強對企業行為的制度約束，促使其把環境成本內部化，比如說排污收費等經濟制度以及關停並轉罰等行政處罰制度等等。但是，在實踐當中這些制度的有效性往往不足，現在還在探索污染的第三方治理等新的制度安排，國務院、北京市都頒布了相關文件。

順著理性選擇的思路，我們還可以接著發揮一下社會學的想像力。我們分析企業行為，是否假定了企業是孤立的或者獨立的行動者？事實上，事情並非如此簡單。企業往往是與其他主體密切關聯的。這種關聯是影響企業行為的重要因素，甚至是更深層的因素。環境社會學中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就對此進行了更深入的分析。這種理論認為，企業不只是一個獨立的面對市場的，努力把自己的成本最小化、利潤最大化的行動主體，企業與政府之間存在著某種合謀，企業行動是一種聯合行動。尤其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政治家需要選票，需要選票就承諾就業，承諾經濟增長，而承諾經濟增長你靠誰，就要靠大量的企業家去投資、去創新。所以說，政府要去鼓勵企業發展，這樣企業的污染行為在一定程度上就會被政府所容忍乃至包庇。只有在污染很嚴重的時候，影響到了老百姓的投票，政府才會選擇對企業行為進行適當的約束。史奈伯格是西方環境社會學研究中政治經濟學理論的代表人物，其理論的核心就是闡釋權力與資本、政府與企業的合謀，這種合謀使得政府與企業的利益不斷達到新的平衡，而解決污染問題只是隨機的，根本不可能徹底解決。他所使用的「苦役踏車」概念，揭示的正是資本主義條件下持續地、周期性地創造稀缺和不斷擴大生產的內在機制，這樣一種不斷擴大的生產必然需要不斷擴大的消費，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量污染，也就成為資本主義條件下環境問題的基本邏輯。雖然史奈伯格的理論主要針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中的企業行為，但是該派的學者也曾嘗試運用政治經濟學視角分析發展中國家企業與政府、經濟與政治的關係。國內一些學者的研究實際上也採用了這種視角，或者說與之不謀而合。比如，包智明教授也曾在文章中討論了基層政府作為經紀人的謀利取向，而南京大學張玉林教授在討論中國農村環境破壞的時候，直接就用了「 政經一體化」的概念，指出一些基層政府的行為類似企業，甚至是一些企業的出資人、保護者，GDP的增加對於政府而言是利益最大化的，可以增加財政收入、創造就業和個人升遷機會等，所以政府與企業密切合作，權力和資本緊密勾連，抑制了公眾的聲音，犧牲了不能言說的環境。

從分析層次上看，政治經濟學視角明顯更加深入，其結論對於現實具有很強的批判性。但是，理論研究並不能就此終結。如果說把企業放進社會中研究體現了社會學的基本視角，那麼，我們還應該看到企業所在的「社會」是不斷變化發展的，相應地，企業也不斷調整自己以適應社會，無論主動還是被動，不管願意還是不願意，這是所謂「大勢所趨」。在這個意義上講，西方環境社會學中的生態現代化理論就正好揭示了這一點，或者說是在考慮到這一點的基礎上提出來的，進一步拓展了社會學的想像力。

生態現代化理論最初的提出者在德國，後來以荷蘭環境社會學家阿瑟·莫爾為代表的一批學者，對此理論發揚光大，並不斷地在全球範圍內推介傳播，產生了非常廣泛的影響。作為一名社會學者，他的博士論文卻是關於一個企業的。他所研究的化工行業，一般被認為是現代工業的一個代表，而且是環境污染大戶的代表。但是，莫爾在其所研究的化工企業觀察到，企業自身正在「綠化」，從技術開發、程序改進、規章制度建設乃至經營理念等，都能看出企業在生產的過程中努力減少排放，保護環境，使自己變成一個乾淨、綠色的化工企業。莫爾認為，這樣的企業行為具有標誌性的意義，其他企業也可以發生類似的變化，然後整個行業都可以發生變化，並且可以帶動一個地區、一個國家乃至全球發生變化。莫爾據此提出，近代以來的現代化進程是可以自我調整的，未來的環境改革充滿希望，工業化和環境保護可以兼容，經濟增長和環境保護可以雙贏，沒有必要反對現代化，沒有必要呼籲「 去工業化」，這大概就是生態現代化理論的核心觀點。

回過頭來看，生態現代化理論為什麼會觀察到社會環境中的企業行為發生如此巨變呢？這就是前面講到的「大勢所趨」：在大的社會轉型進程中，企業不這樣做都不行了。為什麼？莫爾指出了五個主要方面的社會趨勢：第一是科學技術自身以及人們對待科學技術的態度已經發生變化。原來很多人認為現代技術是破壞環境的，尤其是大規模複雜技術，所以在20世紀70年代曾經流行過「小的是美好的」，小型、簡單的適用性技術被看作是一種可以替代現代技術的選擇。這本質上是一種「去現代化」和反對技術進步的主張。但是，20世紀80年代以後，隨著科學技術的進一步發展，它的兩面性越來越突出，大家認識到技術不光是環境破壞的力量，也可以是環境保護的重要力量，尤其是像信息技術這樣的先進技術，對於經濟增長和環境保護都具有重要意義。大家越來越贊成充分發揮這類技術在環境保護中的作用，同時促進經濟持續增長。第二是人們越來越意識到市場機制和經濟主體在環境保護中的作用。市場已經不只是破壞環境的力量，簡單的行政管制並不一定真正發揮作用，而完善的市場機制和環境正在成為促進環境保護的重要力量。尤其是在大量生產之後，市場環境發生重大變化，原來是賣方市場，現在是買方市場。買方市場以後，消費者的消費偏好就會對生產有很大影響。特別是，當人們從小就學到要環保、要綠色，那他不買那些不環保的東西，不買那些不綠色的東西，就會發出強勁的市場信號，迫使你供給側進行改革。第三是民族國家的地位與角色發生了變化。所謂「 經濟靠市場、環保靠政府」已經行不通了，國家並不是像想像中的那樣有力、有效，單純指望國家依靠行政手段解決環境問題是不現實的，國家也有難以承受之重。環境治理需要由國家獨治轉向多主體參與的社會共治，其中公眾和企業都是重要的治理主體，這樣企業也就被賦予了更多的社會期待。第四是公眾社會運動的性質、地位和作用方式都發生了變化。原來公眾抗爭不僅據有所謂的道德制高點，而且被認為是環境保護的重要力量，很多的社會運動總是與政府、企業處於對立狀態，跑這個企業堵門，跑那個政府門前抗議。實踐表明，僅僅堵門、抗議是沒有用的，關鍵要找到出路。公眾需要合作，廣泛的合作，包括與政府和企業的合作，這樣就給予了企業更多的激勵和支持。第五，也是最後一點，莫爾指出，形勢比人強，世道大變了，人們的意識形態也變了。在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環境保護的意義已經被越來越多的人所承認，甚至已經成為一種基本的價值觀。那種完全忽視環境，或者將經濟利益與環境利益從根本上對立起來的做法，已經不再被認為是正當合理的了。國家不敢，政客不敢，企業家也都不敢這樣，如果這樣，或者丟掉選票，或者丟掉鈔票，是犯傻的行為。問題的關鍵在於，各個社會主體都想探求一條出路，讓大家錢照賺、財照發，還又能保護環境。總之，如此多方面的社會巨變，意味著企業所面對並生存於其中的整個社會環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這樣一個變化的環境中，企業只有找准自己的角色定位，調整自己的行為，才能適應和發展。而解釋企業和社會這樣一種變化的趨勢，就催生了生態現代化理論。

順著這樣的線索，到了生態現代化理論這一步，我們還有沒有繼續發揮社會學的想像力，進行新的理論建構的空間呢？ 答案自然是肯定的，想像力無窮，理論探索也不會止盡。實際上，我本人針對中國環境狀況的持續惡化，曾經提出一個「社會轉型論」，也可以說是對特定時空中社會環境變化的一種描述和解釋，旨在探尋這樣一種社會轉型過程如何引發了包括企業、政府和公眾等社會主體的行為與價值觀變化，而這些變化又如何影響了中國社會與環境之間的互動。可以說，社會環境的變化是有時空特點的。莫爾講生態現代化是基於西方發達國家社會轉型的實踐，嚴格來講，是基於西歐發達國家社會轉型的實踐。這樣，聚焦於一個發展中大國的現代化轉型，也就是中國社會轉型，一定會有新的理論發現。我提出的觀點只是一個嘗試，主要考察的是中國社會結構、社會體制和價值觀念轉型與不斷惡化的環境狀況之間的互動關係及其未來出路。我採取了一種辯證的立場，既指出中國社會的特殊轉型進程確實加大了環境壓力，甚至導致了環境衰退，但是這樣一種社會轉型過程也孕育了緩解環境問題的機制和方向，一個政府、市場和公眾等多個主體合作共治環境的局面正在浮現、形成乃至定型，並由此開闢出中國環境治理的特色之路。

把社會轉型的時空維度考慮進來，我們還可以看到生態現代化理論的不足。我和我的團隊曾經對生態現代化理論做了一些研究，出版了專門著作。生態現代化理論的實踐依據主要是在德國、荷蘭，放大一點，是在西歐，即使再放大一些，也主要是在西歐北美。很明顯，這些地區只是世界的一部分，當然是發達的一部分，他們是現代化的先行者。基於這種地區實踐而提出的理論是否具有全球普適性呢，或者說可以解釋和預測全球社會與環境變化的趨勢？ 我看這裡有著很廣闊的思考空間。一方面，各個地區發展階段不同，發展模式不同，社會經濟體制與文化傳統不同，人口與環境基礎也有差別，是否可能出現生態現代化，或者將以何種形式實現生態現代化，這些都還需要深入研究；另一方面，當今世界全球化進程在深入推進，全球社會已經形成，全球社會密切聯繫、彼此依存，但並不是均衡發展的。西歐北美的生態現代化並不意味著全球性的生態現代化。甚至，西歐北美的生態現代化是以世界上其他地區的現代化和非現代化為基礎和前提的。比如說，在加拿大，紙漿生產減少了，慢慢地不毀壞森林了，但是在印度尼西亞、巴西這些熱帶雨林地區的森林砍伐卻越來越多，大量的紙漿廠轉移到那裡去了。包括美國，在金融危機時發現，自己的金融經濟、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是脫節的，它的大量的企業和製造業都外移到其他國家和地區了。現在美國要重新復興製造業，當然這種製造不可能是簡單地回歸到原來的傳統產業。這樣說就是西方發達國家先發展了，進入了所謂生態現代化的階段，但是其基本的生活需求和價值觀都沒變化，把污染產業外移到全球其他地方，而全球其他地方的環境惡化支撐了他們這些國家的環境改善，或者說生態現代化。這些現象是互相關聯、互為一體的。現在人們經常講後工業化、後工業社會，我個人認為對這些概念的使用始終是要謹慎的，需要考慮到是對誰而言。對於西方發達國家和地區而言，可能是後工業化了、後現代了，但是在全球社會中，工業化還是進行時，中國目前是最大的工業化進程中的國家。等到哪天中國工業化完成了，世界上其他地方又必然出現新型的工業化中心，比如像印度、南非之類的國家。因為人類社會進入現代以來，其基本的工業需要在那裡，建築、交通、能源、日常生活等等，都需要依賴工業體系來滿足，沒有這個工業體系是不行的。那麼，這個工業體系不在中國，就可能是在東南亞；不在東南亞，就可能在澳洲；不在澳洲，就可能在南美、非洲……。總之，這個世界是需要工業生產中心的。所以，我認為，工業化進程一開始，就是全球性的。在全球範圍上講，工業化也許長期不會結束，

至少在目前，它還是在擴散階段。

當我們把時空因素考慮進來時，我們發現生態現代化理論還有不斷改進的空間。我曾經提出了一種發展的方向，那就是：隨著全球性生態環境危機的日益演化，世界各國各地區都開始認真對待環境問題，並謀求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的雙贏。在此意義上可以說世界上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在探索生態現代化的實踐。但是，各國各地區所採取的模式可能是各不相同、各具特色的，不一定都是沿襲西方的模式與道路。這樣，生態現代化的西歐經驗就會遇到挑戰和質詢，而生態現代化理論也就必然邁向全球共構階段。

事實上，我們在考慮時空因素時，已經關聯到一個全球社會的概念。全球社會的浮現也可以成為我們拓展企業行為分析的新空間。當今時代的企業，不是孤立的企業，不是特定環境中的企業，而是居於全球網路中的企業。全球化的社會環境正在對企業行為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當然，不同企業捲入全球化進程的程度有所差異，但是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企業是跨國企業。我們現在研究任何一個地區、一個行業、一個企業，乃至研究公眾價值觀與行為，都應該考慮到其與全球社會的可能聯繫，腦子當中一定要有一個全球的想像，一定要有全球聯繫、全球網路、全球社會的概念，要在這些概念中去分析問題。在這樣一種視野中分析，相信會有一些更深層次的發現，甚至可以揭示全球化進程對於各社會主體，包括對於企業的複雜影響，以及其對於全球生態環境變遷的複雜影響。在此方向上，世界體系理論是一個可資借鑒的理論資源，當然也是可能的理論創新方向。

我在這部分所強調的核心意思是，環境社會學者在面對社會現象時，需要重視理論建構，而理論建構需要有不斷擴展的想像力，需要有清晰的反思意識，需要弄清楚別人是在什麼層次上提出的理論問題，需要識別和把握自己理論分析的層次，然後建構自己的理論。我在這裡主要是以有關企業環境行為的理論發展為例，做出一種角度的梳理。我相信在分析國家、大眾等主體的行為時，也會有可以不斷擴展的許多方面。

四、直面環境社會學研究的「價值」問題

最後我再談談對於環境社會學研究中「價值」問題的認識。社會科學工作者，乃至所有科學工作者，都迴避不了價值選擇問題。秉持何種價值取向，不僅關涉研究主題的確定、研究材料的選擇，而且影響到研究結論。作為科學工作者，不可能迴避價值傾向，所以最好的方式是申明價值主張。我以為環境社會學研究中牽涉的主要價值取向包括以下五個方面的選擇和主張。

（一）對待環境與社會關係的演化是悲觀取向還是樂觀取向？

在環境社會學研究中，對於環境與社會關係的前景持悲觀取向還是樂觀取向，這是一個最基本的問題。我經常會被人問到，你怎麼看待環境與社會演化的未來？ 這個問題在20世紀70年代就提出來了。像羅馬俱樂部的報告強調的是「增長的極限」，認為當下的工業社會按照現行的增長方式、增長速度，很快會走向它的極點，未來的社會將會崩潰，回到原點。而與之相對的另外一種觀點強調「沒有極限的增長」，認為所謂「極限」只是人自身的極限，環境自身不可能存在極限。在環境社會學的諸種理論中，譬如說人類生態學理論、政治經濟學理論，包括風險社會理論，大體上都體現了一種相對悲觀的價值取向，而生態現代化理論則明顯強調了一種樂觀取向。

對於環境與社會關係的未來，我想首先是不要一概而論，而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實際上，整體性的環境威脅可能有其客觀存在的一面，但是多少有著建構的成分。日常生活中所經驗的環境常常是局部的、具體的。在這種經驗當中，確實有些地方的環境與社會關係高度緊張，前景不容樂觀。但是，也有一些地方環境與社會關係具有可調節性，未來前景是看好的，甚至現在就已經是很和諧共生的了。我最近走了一些地方，包括福建長汀、浙江安吉，我的觀察讓我覺得有些改變還是有可能的。前幾年我也一直在講，生態文明建設在整體上講非常難，而且註定是一個全球性的過程。僅僅中國建設生態文明而別的國家不建，即使我們建起來也持續不了。但是，你要看到在局部地區，生態文明建設確實是有可能先行的。所以，我主張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其次，如果必須做出選擇，我還是希望採取樂觀主義的態度，因為樂觀意味著希望，意味著採取具體行動是有意義的，甚至意味著人的存在是有意義的。大家都知道，人的生命是有限的，生下來註定將來是要死亡的。但是，小孩出生時，你去恭喜人家，說些恭喜祝賀的話，主人會高高興興。而你要悲觀地說「這孩子遲早是要死的」，會讓主人憤怒，大家也都不高興。我們這個社會也是這樣，你天天說它有危機，沒有前途，一片黑暗，其實大家也不樂意聽到這種聲音。所以，為什麼生態現代化理論出來以後，政府喜歡，企業家喜歡，老百姓也喜歡，就是因為它給人一線曙光，指出我們的發展沒錯，我們的現代化還可以往前發展，充滿希望，生態理性是可以培育並融合到經濟社會發展當中的。它指出這條路徑的可能性和現實性，比簡單的悲觀無為就要好得多。當然，也有一些理論不認為自己是悲觀的，反而認為自己是激進的，是主張徹底變革的。比如說，政治經濟學理論就對資本主義體制提出尖銳的批判，主張徹底變革資本主義體制，認為小打小鬧是解決不了問題的。我倒認為這種主張有可能導致事實上的悲觀和無奈，甚至為放棄局部的、漸進的努力找到了借口。我總覺得，希望無所謂有，無所謂無，只要付諸努力，希望就是有的。比起簡單地悲觀，我更強調積極的樂觀，行動中的樂觀，建設性的批判。未來取決於當下的行動。

（二）如何看待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關係？

這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也是非常棘手的問題。我們經常會被問到經濟發展優先，還是環境保護優先？ 對於這樣的問題，我覺得不能簡單設問、籠統而論。在最為基礎、最為本質的意義上，如果必須做出回答，我還是傾向於認為經濟發展優先於環境保護，因為經濟活動事關人們的生計，生計難以維持的情況下，如何進行環境保護？ 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在發展實踐中經常會遭遇到要溫飽還是要環保的問題。有時，藍天白雲固然好，但是為了藍天白雲要犧牲生產、犧牲就業、犧牲收入，最終是犧牲最基本的生活，這樣也是難以行得通的。當然，可持續的生計要以可持續的環境為基礎，在一些特定的時空條件下，沒有適當的環境基礎，生計系統就要崩潰，這個時候環境保護還是具有優先位置的，為了可持續的生計必須保證環境是可持續的。進一步看，從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互動的長期歷史看，每一種經濟發展類型都會造成相應的環境破壞，但是同時也發展出了相應的保護環境的社會安排。在游牧時代，沒有牧草了，人們就會遷到新的有牧草的地方去，或者輪牧；在農耕時代，發現土地退化了，就要實行輪耕或者休耕。在能源方面，當木材資源短缺了，煤炭就被用作替代能源，而在發現煤炭污染嚴重時，就導致了電氣等新型能源的開發和使用。現在的問題是，我們一隻腳邁進了工業經濟時代，我們另外一隻腳還沒有進來，我們還沒有發展出完善的保護環境的制度安排。這不是要工業經濟還是要環境保護的問題，而是要兩隻腳平衡配套的問題。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是相輔相成的，經濟活動破壞了環境，也為保護環境創造了新的機會和資源；反過來，環境保護也會倒逼經濟體系轉型升級，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這也是有經驗可循的。所以不能簡單地把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看作是對立的關係，是非此即彼的關係。在這方面，也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中國古人講，魚和熊掌不可兼得，但我們真是希望有兼得的方案。作為環境社會學研究者而言，我們確實希望能夠探索到具體時空條件下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能夠實現雙贏的路徑，我們需要堅持為此而努力。一些研究表明，這種努力在實踐上也是有可能的。我給大家看一組數據，參見圖1（從略）。這個圖反映的是中美人均GDP和二氧化硫排放總量的變化趨勢。從圖中可以看出，美國大概是在19973年人均GDP6461.74美元的時候，二氧化硫的排放達到了2880.7萬噸，這是他的高點，然後就下來了。中國達到高點的時候是2006年，人均GDP2069.34美元，二氧化硫的排放達到2588.8萬噸，然後也在往下降。兩相比較很有意思，就是說後發展的國家通過技術的進步或者利用後發優勢，可以提前實現環境污染這樣一個庫茲涅茨曲線頂點的到來。從一個方面來講，也就是只要我們措施得當，我們在發展過程中是可以緩和環境壓力的。

（三）如何看待保護環境和社會公平之間的關係？

這個問題實際上涉及效率取向還是公平取向的選擇，或者說是關注整體還是關注不同群體的選擇，這些選擇往往都是很難做出的。舉個最簡單的例子，全球氣候變化議題。現在全球各國都在關注全球氣候變化議題，反覆地溝通、博弈以謀求應對之道。全球氣候變化之所以受關注，因為它不光是關係到我們地球上70多億人的整體安全，甚至包括地球上所有動物、植物的安全也受到影響，最終有可能關係到整個星球的安全問題。所以要求大家要行動起來，團結一致，採取積極有效的措施應對氣候變化，穩定氣候變化的趨勢。確實，面對這樣的整體威脅，世界各國、各個社會和所有人，都有責任做出努力。但是，在這種努力的過程中，公平問題也是不容忽視的。比如說，發達國家在發展過程中的歷史排放佔據了太多的環境空間，現在卻要以環境空間所剩無幾為由來限制發展中國家的發展，迫使發展中國家承擔與其自身權利不相稱的義務，這樣是否不公平呢？ 基於不公平的合作是否有可能呢？ 即使可能，是否可持續呢？ 我不認為不公平的合作可以持續。所以，沒有公平也就不能實現環境保護的目標，最終也就沒有效率。其實，在國內層面也一樣。整體而言，我國發展進程中面臨的環境危機十分嚴峻，對全體國民都構成了威脅，但是不同地區、不同群體從這種惡化環境的過程中的「獲益」是有差別的，其受環境惡化的具體影響也是有差別的，其所能承擔的環境保護能力也是有差異的。因此，在應對中國環境問題時，我們需要關注社會不同群體、不同地區乃至代際之間的公平問題。當然，在開發利用環境方面，也是要重視社會公平的。比如說要治理京津冀地區的空氣污染，一方面需要強調協同一致，通力合作；另一方面，也要考慮社會公平。要知道，北京人收入高，開著汽車，住著好房子，簡單地要求周邊的人做出犧牲以保證北京的空氣質量，這也是有失公平的，周邊很多老百姓也許還在等著開工掙錢蓋房娶媳婦過小日子呢。所以說，現在京津冀協同發展，不只是為了解決環境問題這樣一個目標，而是基於共享發展成果的全面協同合作。作為環境社會學者，我們固然關注環境問題的解決，固然關心社會整體的安全，但是我們的學科視角要求我們更多地關注環境問題產生、影響和解決過程中的社會公平問題，從分析的視角去看待不同族群的地位、利益與文化差異，特別是要關注環境不公平與社會不公平的疊加給弱勢人群所造成的嚴重損害。這樣一種價值取向，與自然科學的研究取向是有很大差異的，也是我們環境社會學者應當自覺的。

（四）在對與環境相關的重要社會主體進行分析時，是否應當避免臉譜化的傾向？

通常在分析環境問題的社會原因、社會影響和社會反應時，一些人都會關注到政府、市場、公民社會等重要主體，而且受一些西方學者的影響，常常對每個主體的作用有著刻板印象，習慣於臉譜化的分析。比如說對公民社會的過分美化以及強調公民社會與市場、國家之間的對立；比如說過分美化或者醜化市場的作用，宣揚市場萬能論或者說市場失靈論；比如說過分期待或者過分看低國家的作用，宣揚削弱民族國家或者是強化國家的管制。我覺得這樣一些簡單化的、臉譜化的分析是不恰當的，甚至是錯誤的。在這一方面，我們同樣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要看到各主體「變臉」的一面，要注意考察各主體作用的動態變化，要結合具體的社會情境考察各主體的角色與作用。

事實上，人在變，社會也在變。不同社會發展階段、不同社會體制背景以及不同的歷史文化傳統，都會塑造不同的國家、市場、公民社會以及它們之間的關係，我們不能對其有刻板、抽象的理解和期待。中國歷史上的國家形態與現在的國家形態有很大差異，中國國家形態與西方發達國家的也有著差異，中國改革開放前後，國家的作用也有不同，特別是國家對於環境保護的態度有很大轉變。在20世紀70年代以前，我們的國家不承認有環境問題，當時認為環境問題都是資本主義的毛病，而現在我們的國家首先提出了建設生態文明，你能說這個國家的作用沒有變化嗎？ 市場也一樣，也在發生變化，從區域性的地方性的市場變成全國性市場、全球市場，從在資源配置中起補充作用甚至邊緣作用的市場變成起決定作用的市場，從一個沒有很好規制的市場變成一個日益完善的市場，從賣方市場變成買方市場，其社會作用和對環境的影響也有很大不同。公民社會呢，也是不斷發展變化的，早期的行業協會、地下幫會，與現代意義上的社團是有差別的，現代的所謂「社團革命」在不同國家和地區的表現、影響也大有不同，其在不同國家環境保護中的作用也千差萬別。所以，我們要歷史地、具體地考察所謂國家、市場和公民社會。

進一步看，在現代社會運行過程中，國家、市場和公民社會之間的角色也存在著反串現象。比如說，現在經常講社會治理，傳統上，所謂社會治理就是國家在治理社會，但是現在市場、公民社會都參與社會治理，而且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國家」的很多事要靠非國家的角色來幫著辦。同樣，市場的運行也越來越不是完全自發自律的，很多時候，公民社會和國家也反串著市場的角色，發揮著參與經濟事務、促進經濟增長的作用，「市場」的很多事情要靠非市場的角色幫著辦。而公民社會參與國家治理和市場活動的現象也並不鮮見，國家、市場有時也反串著公民社會的角色。所以，在此意義上講，國家也好，市場也好，公民社會也好，其邊界往往不是那麼清晰了，似乎是越來越表現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簡單化地孤立分析各個主體，可能是脫離實際的。

僅就各個主體對於環境的影響而言，其實都不是單方面的。在很多時候，它們都有著雙重面孔，無論國家、市場還是公民社會，都是如此。你說市場是破壞環境的力量嗎？ 其實，市場機制也可以用於促進環境保護，目前的很多環境經濟政策都是基於此設計執行的。你說國家是環境保護者，要強化國家的絕對權威和管製作用嗎？ 且不說專制型「環境國家」可能會造成其他方面的社會損失，僅就環境保護而言，已經有不少研究表明，國家有組織的開發活動是破壞環境的重要因素。你說公民社會是環境的衛士嗎？ 在一些時候，不成熟的所謂公民社會實際上是牟取私利的、妨礙環境保護和社會整體利益的。我們要特別注意辯證地分析各個主體的角色表現。

特別是，在全球化時代，各個國家和地區的國家、市場、公民社會之間的關係，都在經歷著深刻變化，超越民族國家的市場、全球社會的興起，使得各重要主體之間的關係更加複雜化，我們需要深入研究這種新變化，尤其要關注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國家在環境保護中的作用。有些人大講全球化、全球治理，主張削弱民族國家的作用。尤其是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學者薩拉蒙指出20世紀的社團革命，具有跟19世紀民族國家誕生同樣重要的意義，公民社會將在社會治理中發揮重要作用。弱化民族國家以及國家治理作用的聲音主要來自西方，國內也有一些呼應者，「人權高於主權」的口號則是這種聲音的一個體現。如果我們亦步亦趨地照搬這種觀點，不僅違背我們的國家利益，違背廣大人民的利益，而且脫離中國的環境治理實踐。自近代以來，我們的民族國家建設沒有經歷多少時間，國家建設的任務實際上還沒有完成，海峽兩岸至今尚未實現統一就是其中的一個缺憾。可以說，我們現在處在加強國家建設和調整國家角色的雙重進程中，我們不能簡單地講弱化國家的作用。實踐表明，在當今全球化時代，我們的國家仍是環境治理的重要的、有效的主體。

（五）如何對待理論導向的研究和政策導向的研究？

環境社會學是一門學科，很明顯，開展環境社會學研究需要重視理論導向的學術研究。我在一開始就講到了，目前環境社會學的基礎理論研究非常薄弱，難以支撐這門學科的持續發展，對建設中國特色的環境社會學也不利，所以我們學術共同體需要共同努力，加強這方面的研究，打好學科發展的基礎。但是，理論研究不能脫離實踐，需要有指向實踐的關懷。完全脫離實踐的所謂「純粹學問」，是否存在也許可以質疑，但是我覺得不應提倡。我想，大家對環境社會學感興趣，並不僅僅是一種知識的興趣，而是也有著對環境問題的擔憂和促進環境治理的關懷。實際上，實踐可以激發理論的靈感，實踐也是檢驗、創新理論的基礎。政治經濟學理論也好，生態現代化理論也好，都是對於經驗的一種概括。中國環境衰退、環境治理的經驗，為環境社會學的理論概括和建設提供了豐富的土壤，非常具有發掘提煉的價值。不過，國內外的一些學者往往只是把中國經驗作為驗證或者否定西方理論的依據。這樣也可以說是遲發展的學科在發展過程中必然經歷的階段，但是我們需要儘快努力超越這個階段，這就需要研究者的理論自覺。

不久前，我到福建長汀、浙江安吉和河北定州等地調研，既了解到一些非常具理論價值的最佳實踐（best practice），也看到了經濟發展過程中環境狀況的繼續改善。比如說，長汀這個地方是幾十年的水土流失，曾經基本上都看不到樹木了，山上光禿禿的。但是，在當地政府主導的一系列與生態修復有關的社會改革下，長汀最近一二十年變化非常大，生態環境明顯改善。安吉這個地方呢，我看到他們不僅把生態保護得很好，而且實現了「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經濟社會發展很好，人與自然很和諧，給我印象十分深刻。如果說長汀是一個不太發達地區改善生態成功的案例，那麼安吉實際上走過了先工業污染後環境治理的道路，在治理污染的過程中獲得了新生。這兩個地區的案例，其出現本身對於環境治理和生態文明建設就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意味著區域性生態文明建設取得成功是有可能的。而深入研究下去，揭示這種成功背後的社會機理和學理，辨別其特殊性和一般性，就可以進行很好的理論建構，促進環境社會學的知識積累，並給與其他地區的實踐以啟示和指導。河北定州則是又一種類型的地區，這是仍處於快速工業化過程中的地區，但同時又面臨著環境政策日益嚴格的約束，也處在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壓力之下。深入研究這種類型的實踐，對於檢驗生態現代化理論，或者提出新的理論構想，應該是具有重要意義的。

培育理論自覺、注重理論研究，把理論與實踐結合起來，這是我所主張的。與此同時，我並不反對政策導向的研究，甚至主張要大力加強這方面的研究，提升研究水平。不過，有一些傾向是值得注意的。例如，一是學術性不足，政策研究變成一般性的觀點表達，甚至是個人價值觀的宣洩，這樣對於實際政策的設計和改進是沒有多大好處的，甚至是有害的。二是簡單地，甚至一味地批評中國環境政策，始終以批判者自居，不能科學評估中國環境政策的效果，看不到中國環境治理的成績，這樣是缺乏建設性的，也缺乏基本的歷史的視角。歷史地看，中國環境政策在不斷發展完善，環境治理的效果也是明顯存在的。設想一下，如果說我們從20世紀70年代到現在都沒有通過環境政策實施環境治理的話，我們現在所面對的環境問題會是一個什麼狀況，我想毫無疑問應該是更為糟糕。如果橫向比較的話，我們國家的環境治理績效並不比其他一些發展中國家差。三是在政策研究中簡單地借鑒移植的現象比較多。實際上，公共政策所針對的問題，以及公共政策所存在的社會發展階段、體制制度環境和歷史文化傳統，都是有差異的。因此，簡單的公共政策移植往往會出現水土不服的問題。我們進行政策導向的研究，必須立足於我們的實際情況。四是參與性的、行動導向的政策研究還有很大不足。我們一些政策研究往往是自說自話，研究者本身參與環境保護的經驗很少，與實際工作部門的有效溝通也不足，對於政策倡議也很少有試驗的經驗支撐。這樣，政策建議的指向性、操作性往往都不足。所以說，我們要注意避免政策導向的研究中的種種不良傾向，特別是要端正研究者的觀念和態度，使政策研究和設計更加完善，不斷提升政策研究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