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胡適之」
原標題:「我的朋友胡適之」
中國詩是言志的,中國人也多是浪漫主義的,所以中國向來不缺少敢於直面慘淡人生、敢於正視淋漓鮮血的猛士。而這浪漫又是脆弱的、易碎的,所以中國也不缺少趨炎附勢、吮癰舐痔的小人。中國缺少的是什麼,大約是胡適這類人吧。
民國時候,「上至總統、主席,下至企台、司廚、走卒、擔菜、賣漿……行列之中都有胡適之的朋友」。所以有了這麼一句「我的朋友胡適之」。朋友圈廣固然是胡適的一個特點,而更大的一個特點是他待人平和。有中國古君子的風度,也有西方紳士的儀態,這大約也是胡適朋友圈廣的原因。
胡適有一篇雜文《容忍與自由》,基本上看題目就可以知道他說的是什麼,儘管兩千多年前孔子就提倡「克己復禮,」但這種文章傳統中國文人寫不出來。因為中國文人向來不重「克己,」即便是如此也是為了所謂的「復禮」,從未有人認識到這其實是自由的前提。現代究竟有多少人因為自己的自由而使別人的自由收到傷害,所謂容忍,也不過是容忍下別人的自由而已。
伏爾泰有句名言「雖然我不贊同你說的話,但是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這種話聽起來平常,仔細想來才知有多難。
胡適魯迅算是老友,其後因為意見不同魯迅曾多次公開或在報紙、或在文章中多次大罵胡適。女師大風波中說他撰文稱胡適「將自己的魂靈梟首通衢,掛出了原想竭力隱瞞的醜態。醜態,我說,倒還沒有什麼丟人,醜態而蒙著公正的皮,這才催人嘔吐。」並且主動的斬斷了與胡適之間的友誼。但是胡適對此並不以為意,在1929年,胡適又稱讚魯迅的《水滸傳》研究「很細密周到,我很佩服」。此後的1933年,魯迅又罵胡適是顛倒黑白、標榜仁義道德的「幫忙文人」,胡適對此依然不甚在意,魯迅去世後,有人攻擊魯迅,胡適反而出來反對,「……凡論一人,總須持平。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魯迅自有他的長處。如他的早年文學作品,如他的小說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中國需要魯迅,可能更需要胡適。
容忍是自由的前提,是給予所有人自由的前提,但容忍並不是一味的委屈求全,其中必然有自己的堅持。胡適也曾當面批評蔣介石,蔣介石在自己日記中也多次罵胡適。但是這並不妨礙兩人「相為謀,」胡適在台灣去世後,蔣介石親臨致祭,給與客觀合理評價。《論語憲問》:「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不論兩人之間德怨,胡、蔣兩人都可以說是做到「直」了。
胡適在上海中國公學期間發生了沈從文追求張兆和的事,沈從文情書內容即便是放在現在仍然使人覺得臉紅,更別說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了。因不堪於沈從文的窮追猛打,張將此事向當時的校長鬍適做了報告,胡適並沒有揮起道德之類大棒,反而努力撮合兩人,儘管最終並沒有什麼效果。可以想像,如果校長換成別人,沈從文的境遇大約就沒有這麼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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