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九淵：六經皆是我註腳(2)

　　進而他想到，只要「放心」就可以進入人生的浩闊之境，「人須是閑時大綱思量：宇宙之間，如此廣闊，吾立身其中，須大作一個人。……天之所以命我者，不殊乎天，須是放教規模廣大」。如此，就可以真理在握，在世間頂天立地，做一個大寫的人。　　因而，他開始討厭為走向仕途而必須要學的舉業，而對提升自己德性生命、完善自我心靈的求心踐履之學興趣漸濃。　　這中間，在讀到五代十六國歷史時，有感於當時中原無人而造成夷狄亂華，心中氣憤難當。後來又聽長輩講到靖康之恥，更為氣憤難遏，為此他一度剪斷指甲，離開課桌，決心學習弓馬格鬥之術，以為國紓難，報仇雪恨。　 　舉子之業於他來說，就更是抱著一種可有可不有的隨意心態，甚或說是以一種娛樂心態來為之的，很像明朝的唐寅。唐寅在好友攛掇之下才進入科場，但卻因一場 作弊案被牽累終身。陸九淵儘管也對科舉持消極態度，但卻無心插柳柳成蔭，誤打誤中，比唐寅幸運得實在太多。他後來這樣回憶自己青少年時期的讀書生涯：　　某七歲讀書，十三志古人之學，亦時習舉子之文，不好也。二十四以書見先達李公，今經略廣西者。書辭才百餘言，而李公嘉之。是歲，實今天子新即位，頒科詔，而某獨殊無應書之意，李公以為不可。乃以向為舉子業示李公，亦謂為能，其秋竟就試中選。　　時在乾道八年，公元一一七二年，不管三十四歲的陸九淵如何不情願，但仍然幃場告捷，進士及第。　　一個屬於那個時代士人成長的傳統範式向他打開了一扇門。　　踅身而進的他，會沿著裡面既定的廊道亭閣按部就班、亦步亦趨地走下去嗎？　　當然不會。　　這是他擲地有聲的回答：「上是天，下是地，人居其閑，須是做得人，方不枉。要當軒昂奮發，莫恁地沉埋在卑陋凡下處。」做人卑陋庸俗，全在學習目的不明，不知道義之所在，「凡欲為學，當先識義利公私之辨。今所學果為何事？人生天地間，為人自當盡人道」。　　這個「道」，卻非常人所理解的表層意義上的積極進取，更非追尋榮華富貴，陸九淵給定的答案非常另類：「此道非爭競務進者能知，惟靜退者可入。」　 　如果你還記得拒絕仕進的大儒胡宏，你就會為陸九淵找到同時代知音。胡宏說過：「稽請數千年間，士大夫顛名於富貴，醉生而夢死者無世無之，何啻百億？雖當 時足以快胸臆，耀妻子，曾不旋踵而身名俱滅。某志學以來，所不願也。至於傑然自立志氣，充塞乎天地，臨大事而不可奪，有道德足以替時，有事業足以撥亂，進 退自得，風不能靡，波不能流，身雖死矣，而凜凜然長有生氣如在人間者，是真可謂大丈夫！」　　心同胡宏的陸九淵，自然肯定不會汲汲於官 場，更不會遊刃有餘於官場。就在陸九淵進士及第的公元一一七二年，四十三歲的朱熹此時正埋頭在尤溪老家，伏案撰《論孟精義》、《八朝名臣言行錄》、《西銘 解義》，編《資治通鑒綱目》、《伊洛淵源錄》、《程氏外書》，解《太極圖傳通書》，於尤溪學宮聚眾授徒。或許是一種感召，三十四歲的陸九淵沒有像他人那樣 在候職期間翹首以盼，望穿秋水地苦苦等待朝廷的一紙任命，而是像朱熹一樣，開闢槐堂開始講學。一時間，四面八方學子慕名前來，從此生徒環侍，走到哪裡身邊 都圍繞著學生。　　乃至他來到京師，亦不大像個誠惶誠恐前來吏部接受任命的候補官員，而更像是位來帝都舉辦講座的大牌學術明星，從游者甚眾。　 　面對京師的眾多陌生面孔，陸九淵再次展現了他的個人魅力。與一個陌生人見面，陸九淵只是簡單望其行跡，即知道此人怎樣，與之交談，三言兩語間即能識其大 概，而且因下判十分精準，與其人操行非常吻合，每每令對方為之大汗自背發：「先生能知其心術之微，言中其情，多至汗下。亦有相去千里，素無雅故，聞其概而 盡得其為人。」　　這種犀利而精準的識人之判，是建立在宏富學養與閱人無數之上的一種敏銳觀察與審視。但陸九淵卻並不贊成盛行於魏晉時的 名相之術，更不以自己有此技能洋洋自得，自詡為高明，他及時提醒學生：「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即為不正。有可以 形跡觀者，有不可形跡觀者。必以形跡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跡繩人，則不足以教人。」　　教人獨立思考，不盲從師說，不拘泥成見，是他一生的教學思想。「大凡為學，須要有所立。《論語》云：己欲立而立人。卓然有不為流俗所移，乃為有立。」　　官場需要的是聽命與服從，遵循的是應循與執行，一個思想上卓有所立、行為上特立獨行的人，必然與官場人格構成深深的抵牾。那麼結果就只是，不是他排斥官場，就是他被官場排斥。　　陸九淵的官場步履便在我們想像之中了。　　而他實際所走的步伐，比我們想像得更簡單，履歷十分蒼白，甚至還不如朱熹。　　公元一一七四年，被授隆興府靖安縣主簿。任內，與朱熹相會鵝湖，展開爭辯。　　公元一一七九年，改授建寧府崇安縣主簿。任內，與朱熹會於南康，應邀講學於白鹿洞書院。　　公元一一八二年，任國子正，專業從事教書育人工作。　　公元一一八三年，遷敕令所刪定官，任內讀研兵書武略，四方訪求智勇之士，積極謀求抗金復宋大計。　　公元一一八六年，除將作監丞，在朝中提出：任賢、使能、賞功、罰罪是醫國「四君子湯」，得到宋孝宗嘉許，後為給事中王信所駁，落職還鄉授徒，四方學者輻輳於槐堂。　　公元一一八七年，在貴溪應天山，也即象山結廬構屋，開辦象山書院。每開講席，學者群集，「戶外履滿，耆老扶杖觀聽」。僅案籍有名可考的前來求學、拜訪者達數千人之巨，象山一時成為人文淵藪。　　公元一一九一年，出知荊門軍，因政績顯著，社會風氣大變，丞相周必大讚曰：「荊門之政，可以驗躬行之效。」兩年後，卒於荊門任上。　 　世界很複雜，官場很玄妙，但於一個思想大師來說，那既不是興奮點，也構不成關注點。所以無視外界這一切的他，才將之盡量簡約化。他不會為低微的職銜憂 心，更不會為困頓的遭際抱怨，讓他心牽魂縈的只是如何為人，如何為學，如何立身，如何安命，如何掌握真知，如何通向人性與道德的雙重圓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