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報道】專訪易綱

　　2018年4月下旬，早春的華盛頓依舊寒風凜冽，賞櫻季剛剛結束，零星幾棵晚櫻仍在怒放。

　　過去幾周，美國稱要對來自中國的1500億美元商品徵收關稅，中國也隨即做出反應，各方對世界兩大經濟體之間發生破壞性貿易戰的擔憂增加；中國人民銀行時隔兩年重啟降准，貨幣政策工具的選擇和切換備受關注。此時此刻，一個月前剛剛出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的易綱到訪華盛頓，格外引人矚目。

　　4月20日上午9點，易綱出席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主辦的二十國央行行長和財長會議；中午12點，易綱又來到兩條街之外的華盛頓智庫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參加由財新傳媒與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聯合主辦的「財新國際圓桌」會議。其間，易綱與近20名美國現任及前任部級官員、貨幣政策專家和企業家閉門會談。

　　在「財新國際圓桌」會議上，易綱特彆強調，「中國將繼續堅持金融市場的基本開放戰略，是從本國國情出發做出的決定，不會因為當前與美國的貿易摩擦而受到影響。」這是中國高級官員首次表明中國在貿易摩擦中將採取的策略。這一策略被同時參會的美國前財長薩默斯高度讚許，認為「這個時候加快開放非常明智」。

　　會後，在接受財新記者專訪時，易綱進一步系統闡述了如何解決中美貿易失衡、如何在金融業開放的過程中防控風險等國內外市場關注的熱點，並基於當前的國內經濟金融形勢，分析如何實現漂亮、有序的去槓桿，如何在抑制金融體系內部槓桿的同時，不影響實體經濟的資金需求。

　　華盛頓之行日程緊密，因時間關係當面採訪難以充分展開，為使內容更加充分完整，財新記者後續又作跟蹤書面採訪，不期然地有更大的收穫：因為採訪周期跨越兩個星期，我們得以談到剛剛發布的資管新規（即《關於規範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的指導意見》）等最新的重要問題。易綱介紹了資管新規的主要監管思路，強調要最大程度地消除監管套利空間，並為金融創新和業務發展留出空間。

　　兼具學者的嚴謹與央行行長的審慎，今年3月19日，60歲的易綱被任命為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成為中國15年來首位新央行行長，也是首位「海歸」部級高官。

　　在易綱32年的職業生涯中，前11年深耕於大學經濟學教育，在美國印第安那大學經濟系獲終身教職，1994年回國與林毅夫等發起組建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1997年，易綱進入中國人民銀行，先後任貨幣政策委員會、貨幣政策司負責人，並曾任人民銀行營業管理部、國家外匯管理局「一把手」，從2007年起任央行副行長。

　　對於易綱接任央行行長，國內外評價非常積極，認為最大的優勢是可以確保政策的連續性和專業度。易綱對貨幣政策有深厚的理論研究，曾提出了「中國的貨幣化進程」，為中國貨幣供應量為何遠遠超出經濟增長和通脹之和提供了一種解釋；並在1998年預警了通貨緊縮、提出對策，此舉直接奠定了他從學者轉為官員的基礎。進入央行之後，易綱在21年的歷練中，深度參與了中國貨幣政策框架轉型的探索和各種政策工具的創新使用，積累了豐富的實戰經驗。

　　2017年以來，中國的廣義貨幣供應量（M2）增速明顯放緩。易綱在接受財新記者專訪時，再次強調了M2的可測性、可控性以及與經濟的相關性已有所下降，而且認為修訂M2統計口徑不能解決M2有效性下降的問題，應對M2有效性下降的根本途徑是，轉變調控方式，更多關注價格型調控。

　　易綱一貫倡導市場化的金融改革和對外開放，認為「開放是改革的強大動力」。早在2008年，易綱就撰文指出，未來十年，中國金融市場發展的最佳路徑是市場的雙向開放。在2013年接受《財新周刊》專訪時，當時擔任央行副行長兼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的易綱表示，無論匯率、利率還是外儲投資，根本出路是要相信市場邏輯，讓市場起決定性作用。這次接受財新記者專訪中，易綱再次指出「最佳的情況是市場決定匯率，官方不進行干預」。

　　在今年的博鰲亞洲論壇上，中國宣布了進一步擴大金融業對外開放的具體措施和時間表。對於市場上存在的擔心金融業開放可能會帶來一定風險的擔憂，易綱明確作出回應，擴大金融業開放正是中國防範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的主動選擇，而且開放不等於放鬆監管，通過合理安排開放順序，有序把握開放節奏，在開放過程中可以有效防控風險。

經濟增長對廣義貨幣的依賴減輕

　　財新記者：你對當前經濟金融形勢和下一步貨幣政策有何考慮？

　　易綱：中國經濟繼續向好，剛剛公布的2018年一季度GDP增長率達到6.8%，與去年四季度6.9%的水平差不多，非常不錯。就業形勢良好，新公布的城鎮調查失業率為5%，這個指標有別於此前的失業率指標，增加了對城市中農民工的統計，符合國際標準，衡量更準確。物價基本穩定，一季度CPI增速有所上升，PPI增速有所放緩，整體都處於合意水平。人民幣匯率出現小幅升值。

　　中國經濟結構還在繼續調整，消費一直穩步增長，投資和外需比重不斷下降，第三產業對GDP增長的貢獻率已達到58.8%，國際收支情況和跨境資本流動也比較平衡，市場對人民幣幣值波動的心理預期較為平穩。中國經濟未來的增長引擎將主要來自內需，並將轉型成為消費驅動型經濟。

　　下一步，我們將繼續實施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著重防範化解金融風險，穩定宏觀槓桿水平，預計廣義貨幣和信貸將保持合理增長，有望實現漂亮、有序的去槓桿。

　　財新記者：在中國廣義貨幣增長明顯放緩的背景下，貨幣存量如何優化，才能不影響實體經濟的資金需求、不抬高企業的融資成本？

　　易綱：2017年以來，M2增速有所放緩，主要與金融體系抑制內部槓桿、資金內部嵌套循環明顯減少有較大關係。相當於擠出了過去一部分「水分」，並未對實體經濟融資產生較大影響。同時，近年來中國經濟結構趨於「輕型」，基建和房地產等資金密集型產業在經濟增長中的拉動作用有所下降，消費、服務業和技術進步貢獻上升，由此經濟增長對貨幣信貸的依賴程度也有所減輕，相對慢一點的貨幣信貸增速仍可以支持經濟實現平穩較快增長。值得注意的是，金融部門資金鏈條的縮短，實際上還有助於降低企業融資成本，緩解融資難、融資貴問題。

　　隨著經濟金融的不斷發展，經濟運行的內在聯繫發生變化，一些重要經濟變數的關係也在改變。就M2而言，市場深化和金融創新使影響貨幣供給的因素更加複雜，M2的可測性、可控性以及與經濟的相關性已有所下降，已經不能全面反映金融與實體經濟的關係。近年來商業銀行貸款之外的科目對M2影響迅速增大，形成相當大的擾動。修訂M2統計口徑不能解決M2有效性下降的問題。應對M2有效性下降的根本途徑是，順應經濟金融發展規律，轉變調控方式，更多關注價格型調控。

　　當前，中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相應貨幣政策也要適度減少對量的關注，更加註重質的提高，為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創造條件。一是在控制好總量前提下，積極通過一些結構性手段，引導信貸向國民經濟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傾斜，鼓勵商業銀行利用專業知識提供普惠金融、扶貧等領域的金融支持。二是完善資產證券化市場運行機制，鼓勵金融機構積極探索優化資產負債結構。三是通過盤活國有資產、企業去槓桿實現信貸資源的優化配置，提高存量貨幣的周轉效益。此外，在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統籌協調下，各部門也會進一步加強協調，保持金融體系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力度總體穩定。

　　財新記者：4月17日發布的降准措施，也很受市場關注。除了年初的普惠金融降准，央行已經兩年多沒有降准，而是主要通過公開市場操作和中期借貸便利（MLF）等結構性工具，來實現量價同時調控的目的。此次為什麼要選擇降准而不是繼續使用MLF？

　　易綱：這次降准操作主要針對大型商業銀行、股份制商業銀行、城市商業銀行、非縣域農村商業銀行、外資銀行，這些銀行目前存款準備金率要求在17%或15%。

　　採取降準的方式更加符合當前的市場環境和發展要求。首先，與MLF相比，通過降准釋放的資金更具有長期穩定性，且有利於優化流動性結構，降低企業融資成本。其次，此次降準的一個重要目的是加大對小微企業的支持力度，這次操作釋放約4000億元增量資金，人民銀行將要求相關金融機構把新增資金主要用於小微企業貸款投放，並納入宏觀審慎評估（MPA）考核。

靈活的匯率機制是自動穩定器

　　財新記者：前段時間人民幣升勢明顯，央行也有較長一段時間不再干預匯率。央行下一步對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的考慮是什麼？

　　易綱：2014年至2016年，人民幣曾面臨較大貶值壓力，官方外匯儲備下降近1萬億美元。2017年以來，市場預期和資本流動趨於平衡，人民幣對一籃子貨幣匯率保持了基本穩定，受美元走弱等外部環境影響，人民幣對美元有所升值，外匯儲備逐步回升，這些情況基本由市場驅動。

　　目前，市場對人民幣既有升值預期，也有貶值預期，整體預期較為穩定，資本流入流出基本正常。靈活的、雙向波動的匯率機制實際上是國際收支和跨境資本流動的自動穩定器，最佳的情況是市場決定匯率，官方不進行干預。人民銀行已經近一年未進行外匯市場干預，下一步將繼續堅定不移地推進匯率市場化改革，進一步完善以市場供求為基礎、雙向浮動、有彈性的匯率運行機制。

　　財新記者：主要發達經濟體正陸續退出擴張、回歸貨幣政策的常態，全球流動性收緊。經濟表現和通脹壓力是否可支撐央行政策的這種方向性變化？還是這種變化是出於對非常規貨幣政策實際效果的不確定、對潛在風險的憂慮？

　　易綱：實體經濟的持續復甦是主要經濟體貨幣政策正常化的最重要原因。美國經濟率先實現復甦，已接近充分就業；歐元區經濟也進一步復甦，內需和投資均有所上升；日本經濟溫和復甦，自2016年起，GDP連續八個季度正增長。

　　非常規貨幣政策成本日益顯現，是主要經濟體貨幣政策正常化的另一原因。一是扭曲資源配置，增加風險隱患。大規模資產購買計劃人為壓低了債券的風險溢價和期限溢價。二是推升資產價格。非常規貨幣政策提供的流動性很大部分進入了風險較高的金融資產，並未完全進入實體經濟。三是抑制未來貨幣政策進一步寬鬆的空間。

　　貨幣政策正常化包含「利率正常化」和「資產負債表正常化」兩個維度，影響渠道不一樣。通過加息進行利率正常化調整，影響渠道是由短期利率傳導至中長期利率，進而影響實體經濟。而收縮資產負債表規模的影響渠道主要為資產供求渠道、流動性渠道和信號渠道。

　　主要經濟體復甦情況不同，因此目前貨幣政策正常化的步伐也不一致，貨幣政策正常化的影響仍有不確定性。美國率先開啟貨幣正常化步伐，英國也開啟了加息進程。而有的經濟體由於通脹水平未達到目標值，暫未調整基準利率水平，也暫未退出量化寬鬆政策（QE），僅資產購買規模有所下降。還有的經濟體將繼續實施寬鬆貨幣政策。考慮到貨幣政策正常化的進程仍有不確定性，其影響有待進一步觀察。

　　金融業開放不是一放了之

　　財新記者：博鰲亞洲論壇宣布了一系列擴大金融業開放的措施。在當前時點擴大金融業開放，主要是出於哪些考慮？

　　易綱：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金融業開放取得了一系列成績，外資紛紛來華設立金融機構，中資金融機構國際化經營水平穩步提升，多層次、多元化的金融市場初具規模，雙向開放程度不斷提升。但總體來看，中國金融業國際競爭力仍需要加強，金融市場深度和廣度、金融制度環境與國際接軌程度均有待於提升，金融業開放仍有較大空間。近年來，受多重因素影響，外資金融機構在中國市場份額佔比還出現了一定程度的下降。有的學者認為，儘管中國一直在積極推動金融業開放，但是「雷聲大、雨點小」，「決心大、推進難」。

　　當前，中國經濟正處在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增長的十字路口。從國際上看，全球化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民粹主義和保護主義沉痾漸起；從國內看，改革已經進入深水區，現在仍待改革的領域都是比較難啃的「硬骨頭」，但正是這些改革，對於中國經濟能否成功轉型升級、實現新的經濟增長點起著決定性作用。中國經濟正從高速增長階段向高質量增長階段轉變，創新是未來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力，只有開放、包容、允許不同身份市場主體充分競爭的金融環境，才能最大限度地鼓勵創新，建設創新型經濟。

　　擴大金融業開放將為中國金融業注入新的活力，有助於提高中國金融行業的整體競爭力，實現更高水平、更深層次和更加健康的發展。從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要求看，服務業將發揮重要的拉動作用。在服務業開放中，金融業開放對經濟發展的潛在影響高，開放的條件較為成熟，風險相對可控，擴大金融業開放也有助於帶動服務業的整體開放。

　　財新記者：擴大金融業開放會不會對中資金融機構帶來衝擊？你認為中資金融機構和外資金融機構各自的比較優勢有哪些？

　　易綱：改革開放40年來，中外資金融機構競爭格局已經發生了一些變化。中資金融機構實力不斷增強，工農中建已躋身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平安保險成為全球系統重要性保險公司。當前，中國金融市場容量較大，足以容納中外資金融機構充分競爭，實現「雙贏」。

　　總體而言，中外資金融機構各有所長，優勢互補。銀行業方面，中資銀行資產規模擴張迅速，實力較為雄厚，網點多而密集，已形成較高的市場佔有率和龐大的客戶基礎，而外資銀行在精細化經營、風險管理、合規經營、信息系統建設、產品研發等方面具有優勢。證券業方面，中資券商在境內A股市場優勢明顯，而外資券商在跨境資管業務、高凈值業務等領域相對佔優。保險業方面，中資保險機構在零售保險等傳統業務優勢較大，而外資保險公司在專業險領域經驗豐富。擴大金融業開放有助於中外資發揮各自優勢，提升金融業整體競爭力。

　　財新記者：我們看到，金融業開放進程其實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就已經開始，「入世」之後，金融業開放進程有所加快。當前的新一輪金融業開放，與之前的開放措施相比有什麼不同？

　　易綱：與之前相比，本次金融業開放的特點在於理念上存在兩大根本性轉變。一是金融業本質上是競爭性行業，應該遵循准入前國民待遇和負面清單的開放模式。中國的金融業發展到今天，不能再以「入世」時是否做出承諾作為進一步開放的標準，而要看是不是符合中國經濟發展和轉型的需要。過去，我們一直遵循正面清單管理模式，下一步要逐步向負面清單管理模式過渡，從「有罪推定」逐漸轉向「無罪推定」，從「區別對待」各類市場主體逐漸轉向對內外資「一視同仁」。對於負面清單之外的領域和業務，不論中資還是外資，各類市場主體皆可依法平等進入，真正實現「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

　　二是下一步擴大金融業開放的同時，要協同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和資本項目可兌換。擴大金融業開放有助於豐富國內金融體系，優化資源配置，提高金融體系競爭力；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有助於自動調節跨境資本流動，增強宏觀經濟彈性和迴旋餘地；減少資本管制有助於穩定市場預期，為引進外資提供便利。三方面工作的推進節奏根據客觀情況會有快有慢，但協同向前推進的大方向是不變的。

　　財新記者：最近有一些聲音，擔心金融業開放可能會帶來一定的風險。你如何看待開放和風險的關係？

　　易綱：如前所述，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不是開放過度，而是開放程度不足、金融業競爭力不足的問題。進一步擴大金融業開放是大勢所趨，是中國經濟健康發展和轉型升級的內在需要，也是中國金融業自身改革發展的需要，這個大方向是明確的。

　　我們也注意到，社會上存在一些對於開放可能帶來風險的關切。從中國40年改革開放的歷程來看，對外開放並沒有給中國金融業帶來系統性負面衝擊，反而推動了整個金融體系的發展與進步。改革開放40年給中國金融體系引入了競爭，優化了資源配置，提升了金融機構的競爭力和穩健性，促進了金融市場的結構優化和產品創新，推動了金融體系制度建設。

　　擴大開放和加強監管兩者並不矛盾，開放不等於放鬆監管。能否有效防範金融風險主要取決於金融監管制度是否完善，取決於金融機構的風險控制水平，取決於金融市場是否有效，市場機制是否真正起作用，市場約束是否剛性。

　　近年來，中國不斷完善系統性風險的評估、防範、預警和金融風險處置機制，金融監管體系不斷完善，監管有效性不斷增強，宏觀審慎管理框架相對完備，抵禦金融風險的能力不斷增強。在金融業開放後，這些措施是有效維護金融安全的重要保障。而且，在金融業開放的同時，國內金融監管當局也將加強與國際和各國監管當局的溝通合作，加強跨境資本流動監測，避免金融風險跨境傳染，防止國際監管套利，更好維護金融穩定。反過來講，金融業不開放、缺乏競爭反而會滋生懈怠，金融業資產質量變差，跟不上國際金融市場變化，長此以往還可能引發道德風險行為，反而容易產生金融危機。

　　總之，擴大金融業開放不是門戶洞開，也不是一放了之，而是中國建立現代化金融體系、發展現代金融市場的主動選擇。通過合理安排開放順序，有序把握開放節奏，加強金融監管，完全可以做到在開放過程中有效防控風險，維護金融穩定。

衡量一國貿易是否平衡要從多邊的角度看

　　財新記者：如何看待中美貿易失衡？

　　易綱：衡量一國貿易是否平衡應該主要從多邊的角度看，雙邊貿易往往受產業鏈分布、比較優勢等較多因素影響，多邊均衡才是更合理的。從多邊看，中國經常賬戶盈餘佔GDP的比重已經從2007年9.9%的最高點降至2017年的1.3%，處於國際公認的合理區間。從數據看，目前美國經常賬戶赤字的絕對值和其佔GDP的比重都比中國大很多。

　　貿易不平衡看似是一個貿易問題，實則是一個宏觀問題。如果看國民賬戶恆等式，等式的左邊是經常賬戶，等式右邊是政府赤字、投資和私人儲蓄。美國貿易逆差的根源在於其儲蓄率過低，儲蓄與投資存在缺口。現在美國財政赤字擴大，投資增加，儲蓄率下降，根據這個恆等式，美國近期經常賬戶赤字還很可能繼續擴大，貿易逆差問題是比較難解決的。

　　我們知道，雙邊貿易餘額往往受到多因素影響，並非衡量一國國際收支平衡的合理指標，但中美貿易餘額的確較大。作為世界前兩大經濟體，中美之間的貿易失衡問題是比較複雜的。我有以下幾個觀察：

　　首先，中國對美國順差背後具有結構性因素。美國從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起對亞洲有持續的高水平逆差，中國處於亞洲產業鏈最末端，自身對中國台灣省、日本、韓國等有逆差，對美國順差實則是整個東亞對美國順差，這是國際分工的結果。

　　其次，觀察雙邊貿易不能只看貨物貿易，還要看服務貿易。中國雖然對美國貨物貿易有盈餘，但美國在服務貿易有比較優勢，是中國服務貿易第一大逆差國。根據美國經濟分析局（BEA）的數據，從2000年至2017年，美對華服務貿易順差從19億美元增長至385億美元，年均增速接近20%。

　　最後，從微觀角度看，中美貿易形式不同，中國企業對美銷售主要體現對美出口，而美資企業對華銷售還體現在美資在華子公司的銷售利潤，但這沒有包括在貿易數據里。根據BEA的數據，美國在華子公司對中國的貨物服務銷售額甚至超過美國對華出口。2015年美國對華貨物與服務出口共計1651億美元，而美國在華子公司對華銷售貨物與服務共計2219億美元。反之，中國對美的貨物與服務銷售主要以出口形式存在，2015年對美出口共4992億美元，在美子公司對美銷售僅為199億美元。

　　總之，中美雙方必須正視存在巨額貿易差額的事實，需要認識到這是結構性問題，並且是長期問題，要理性地看待和解決，中美貿易問題的解決也需要雙方共同的努力。

　　財新記者：如何看待現在多邊貿易體系受到的挑戰？

　　易綱：多邊貿易規則是經濟全球化的重要制度保障，就像一套國際社會經貿往來的「交通法規」，如果沒有這套規則，那麼每一場交通事故都要由當事人雙方協商解決，其磋商成本將高得難以想像。維護和完善國際規則符合各國共同利益，各方應加強合作，不斷完善多邊貿易體系，共同反對貿易保護主義，推動經濟全球化朝著更加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方向發展。

資管新規意在防止風險傳遞

　　財新記者：4月27日，央行會同銀保監會和證監會發布了資管新規。能否談一下對於資產管理業務的主要監管思路？

　　易綱：近年來，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發展迅速，對豐富市場投資渠道、深化金融市場改革、促進直接融資市場發展發揮了積極作用。然而，在快速發展的同時，規則差異、產品嵌套等問題也日益顯現出來，形成龐大的「影子銀行」並構成潛在的系統性風險，亟待有序化解和規範。

　　此次出台指導意見主要基於幾個方面的考慮：一是有序化解和處置「影子銀行」風險，防止過於複雜的產品加劇跨行業、跨市場、跨區域的風險傳遞；二是切實貫徹和堅持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根本宗旨和方向，防止資金空轉和脫實向虛；三是提高市場准入和監管的公平性，根據資管產品的類型制定統一的監管標準，對同類資管業務做出統一的規定，最大程度地消除監管套利空間，同時提高監管的覆蓋度和有效性，堅持宏觀審慎管理與微觀審慎監管相結合、機構監管與功能監管相結合；四是加強監管的目的是為了促進金融業更加健康的長遠發展，指導意見為金融創新和業務發展留出了空間，並在監管措施的實施節奏上充分考慮了市場承受能力，設置了合理的過渡期，有序處置存量資產，防範「處置風險的風險」。

　　財新記者：防範金融風險是三大攻堅戰之首，人民銀行如何推進降槓桿進程呢？

　　易綱：中國的槓桿率過去十年來上升過快。防風險首要任務是先穩住總體槓桿率。截至2017年底，中國的債務與GDP之比為249%，較上一年上升了2個百分點，而在過去五年里，這一比率年均上升13個百分點，這表明槓桿率的增長勢頭開始趨緩。將整體債務率穩定下來後，我們將重點推動債務結構的優化，包括政府債和公司債等。

　　針對國有企業負債，我們將與各部門密切配合，共同採取措施，包括通過破產、債務重組堅決處置「殭屍企業」，推進市場化、法治化債轉股等，根據不同行業的不同情況，制定降低槓桿率的時間表。同時，推動混合所有制改革，如果國有企業不能降低槓桿率，可考慮在所有制中引入私人投資者。

　　針對地方債務，資金與項目應嚴格對應，確保資金募集和使用合法合規，嚴控地方政府債務增量。如果國有企業和地方政府債務可以控制住，將會有力地支持降槓桿工作。

　　在推動金融去槓桿的同時，我們也很注意保障金融對實體經濟的服務。2017年，在槓桿率趨於穩定的同時，社會融資規模保持較快增長，存量同比增長12%，基本符合預期；全年新增人民幣貸款13.53億元，同比多增8782億元，顯示金融體系對實體經濟的信貸支持力度還是比較大的。

　　下一步，人民銀行將繼續實施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把好貨幣總閘門，堅持有保有壓的差異化信貸政策，有序推動去槓桿進程。

　　文中嵌入視頻為3月25日，易綱首次以央行行長的身份出席中國發展高層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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