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私的沙灘上建不成權利的大廈

文 風靈

常州外國語學校校園污染一事，因其名校光環而備受矚目，據說該校學生的家長非富即貴，頗有能量，卻也束手無策。於是，網上又有人痛心疾首地大聲疾呼，中國的中產階級該醒醒了！

類似的呼籲在去年天津港爆炸後也喧囂過一陣，不過似乎都沒什麼作用。大夥還是該幹嘛幹嘛，努力掙錢，買天價學區房，報課外輔導班拼娃，送孩子讀名校然後出國留學，或者自己早發早移。霧霾來了戴口罩，奶粉有毒找代購，萬一攤上常州、天津這種事，可能會抗議，可能會下跪，也可能去找關係，希望能解決問題，但不會爭取普遍的權利。比如，常州封鎖消息，學生家長不辭艱難去找上層關係曝光，但沒有人爭取普遍的言論自由。他們只是希望在有切身利害的這一具體事件中獲得有利解決，其他都無所謂。

不僅是中產階級，以訪民為主體的所謂維權階層，雖然人數眾多，但所作所為其實不是維權，而是維利。其中不乏將生死置之度外而做出種種激烈行為者，但目的仍然是具體事務中的私利，而與爭取普遍權利無關，與建立保障權利的制度無關。至於上層的富豪土豪呢，他們多相信花錢消災，有事靠送錢、靠行賄、靠關係搞定，不行就想辦法跑路，把錢把人弄出去就行。所以，上中下其實都一樣地苟且，也不用單拎出中產階級來說事了。

這種狀況與恐懼關係不大，與覺醒關係不大，啟蒙話語在這裡並沒有什麼用。對每個人而言，其實這都是自然而明智的選擇。具體事務中的私利實實在在，得失與共，休戚相關。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權利、制度什麼的，又不能當飯吃，風險還特別高，為此出頭，何苦來哉？

一些自由主義者天天打著權利的旗號鼓吹自私，鼓吹關你X事，關我X事，認為自私是權利的基礎，實在是大錯特錯。人人自私的社會恰恰多有暴君的肆虐和眼前的苟且，而少有權利什麼事。

權利的本質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如穆勒所說「當我們稱某種東西為一個人的權利時，我們的意思便是他有正當的理由要求社會保護他擁有這種東西。」個人權利要得以存在，必須要有他人的合作。不僅要求他人不侵犯你的權利，而且暗含著當你的權利被侵犯時，會另有人來保護你的權利，不是只有你個人的抵抗。保障權利的制度是靠人、靠人的行動來建立和維護的，而非從天而降便臻完備的。如果人們沒有權利意識，不願意尊重和保護普遍的權利，權利要麼不存在，要麼只是一紙空文。

動物都是自私的，於是只能形成弱肉強食的叢林規則，形成不了保障權利的制度。自私的人也是同樣。他人的權利關自私的人X事？為什麼要尊重？要保護？更不用說為普遍的權利而鬥爭了。如果自私且強大，對個人最有利的方式是剝削、掠奪和利用他人，而不是尊重他人、和平交換；如果自私但不夠強大，當權利受到侵犯時，除非迫不得已，最好是忍氣吞聲，以避免受到進一步的傷害，並儘力討好強者，或許還能分到一杯羹；如果自私的人與和實力相當的人打交道，他也許與之交換而不是強佔，但盤算的是如何儘可能佔便宜，甚至不擇手段地坑蒙拐騙。這便是霍布斯所謂的「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戰爭」，或者冉雲飛所稱的「互害社會」。

有人或許會說，保障權利有利於每個人長久的利益，所以自私的人就會選擇尊重權利、爭取權利。前半句話對整個社會而言是正確的，但後半句話從個人的角度來看卻大謬不然。爭取權利如果成功，則全社會每個人都會受益，但失敗的風險卻由個人承擔。在權力肆虐的社會，這種風險極大，如阿Q那般「同去！同去！」，混在隊伍中打個醬油都可能遭到殺身之禍！

照經濟學的說法，確定和保障權利的制度是一種公共物品（public goods），依照其定義便是人人皆平等享有的，無法將不付出（搭便車）的人排除在外。因此，爭取權利的行為（公共物品的生產）的成本、風險與收益不對等，正外部性極強。有多少人願意火中取栗，為他人做嫁衣？

何況，人是短視動物，是在邊際上做決策的，個人很難認識到什麼是真正的長久利益，乃至於犧牲短期利益來維護這種利益。你說我侵犯了你的權利，有一天我也會倒霉而自食其果。但未來充滿不確定性，這種因果報應最多只是一種可能性而已，我現在欺壓你就能得到實在的好處，為什麼不？正如凱恩斯的名言：長久來看，我們都死了。再說，我奪取了你的財產，就增強了我的實力，我實力強大，甚至可以消滅你的生命，或者炮製出許多理論，讓你自己都認為受剝削受奴役是天經地義，你又怎麼能輕易翻身？又如，我不為你受迫害而努力抗爭，便可立即避免被連累的風險，我為什麼要看那麼長遠呢？

有人或許還會說，爭取和保障權利就算不利於行為人自身，就算他自己付出了代價甚至犧牲了，也有利於他的子孫後代。真是這樣嗎？猶記得我們當初都學過的林覺民《與妻書》，滿紙深情沉痛。林覺民赴難之時，長子尚幼，愛妻有孕在身，林死後她誕下了遺腹子。林覺民留下孤兒寡母三人，便是有利於子孫後代？林妻不久即鬱鬱而終。後來革命雖然成功，子孫仍不願提及傷痛往事。如果林覺民不去爭權利、當烈士，說不定還可與愛妻歲月靜好，白頭偕老。林所言「吾至愛汝，即此愛汝一念，使吾勇於就死也！」其妻兒可能諒解？普遍而言，一個人如果決心要爭取權利，子孫同樣也承擔風險和損失，而他最擔心的最歉疚的恐怕也正是妻兒家人。現實中，「明白事理」的人也往往以此利害關係來勸說放棄權利鬥爭。為子孫後代？那也只能是「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罷了。

經濟史學家諾斯在考察經濟史的結構與變遷時，注意到了這一現象。歷史上有些社會結構不合理卻能長期存在，正是因為個人收益與社會收益不對等，外部性過強，大多數人都指望他人去奮鬥，自己「搭便車」坐享其成，社會便沒有足夠的動力產生變革。

哈耶克和米塞斯相信，社會的發展是基於觀念的變革。要享有權利，要建立保障權利的制度，先得有權利意識。權利意識是如何產生的呢？

首先是基於人類感受他人（或其他的生命）的喜怒哀樂，將自己代入到他人的境況中的本能。所謂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亞當·斯密稱之為「同情」，在其名著《道德情操論》中，斯密正是以「同情」為基礎，建構了整個倫理體系。穆勒也談到「人能夠產生同情，不僅會同情後代，或是像某些高等動物一樣會同情對自己友善的長者，而是會同情凡是有感知能力的一切生靈。」他認為這是人有別於動物的特點之一，也是正義感的來源之一。

同情是權利意識的起點。基於同情，我們能夠理解他人，並尊重他人，便如尊重自己。「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人所不欲，勿施於人。」由此，便出現了權利意識的萌芽。

但是，如前所述，同情固然是本能，自私也是本能，趨利避害也是本能，是個體生存所必須的本能。「搭便車」的強大動機如何克服？形成保障權利的制度如何可能？要求人人只是出於同情，就寧願冒著風險為全社會爭取權利，顯然不太現實。

雖然基於人類的本性，古代幾大文明或多或少都萌生過權利的思想，然而，保障個人權利的政治制度卻是現代的事，其成因可能有多種解讀，但歷史上宗教，主要是基督教尤其是宗教改革之後的新教，對強化權利意識和形成制度保障確實起到了重要作用。宗教建立在信仰之上，內心深處的信仰是克服自私的功利計算的強大力量。

宗教改革之後，加強了對權力的制約，不僅是對世俗權力的制約，也包括對教會的制約。令強者有所忌憚而不能為所欲為。這一點最為重要，強者有所節制，有所忌憚，社會變革才能以較小的代價進行，不易陷入暴君和暴民的惡性循環。可以說，幾乎所有成功的和平轉型都離不開強者的剋制。

另一方面，基督教也激勵弱者，令弱者勇敢無畏而挺身鬥爭。權利因上帝之名，獲得了神聖的地位，不容任何人侵犯褻瀆。保護權利，就是尊奉上帝的旨意；爭取權利，就是為了實現上帝的榮耀。最初的鬥爭主要就是打破宗教特權，爭取信仰自由的權利。

現代政治哲學的先驅洛克在《政府論》中便是以上帝的名義闡釋了生命權、自由權和財產權的正當性。美國《獨立宣言》繼承了這一思想：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他們不可剝奪的權利，即生命、自由和對幸福的追求。

《獨立宣言》明文確認了保障權利是政治制度的目的所在，而美國憲法以具體的制度建構來實現這一目的。其背後，則是深入人心的「權利神聖而不可剝奪」的意識。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關於「看不見的手」的著名論述，常常令人誤解。「不是屠夫、釀酒師或麵包師的善行給我們送來了晚餐，他們只是在為自己的利益打算。他們不是出於仁慈而是出於自利，絕不要告訴他們，我們需要什麼，而要告訴他們，他們能有什麼好處。」人們多認為這段話是強調了人的自利性自私性，但斯密其實強調的是市場機制的作用。市場機制要能發揮「看不見的手」的功能，須以尊重權利、保障權利為其倫理和制度基礎。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闡述了這種倫理。《國富論》和《道德情操論》，經濟學家斯密和倫理學家斯密，其實是一枚硬幣的兩面，相輔相成，缺一不可。

同樣，馬克思·韋伯在探討資本主義精神時，也認為近代資本主義興起時，資本家並非是出於自利而努力賺錢做生意，而是「因信稱義」，是基於道義，是為了履行上帝所賦予的天職，這才是資本主義的核心精神。

自由主義者可能認為，不大張旗鼓地鼓吹自私自利，就會落入集體主義的泥潭。但自私同樣也可導向集體主義，或者說，集體主義同樣可成為實現自私目的的有力工具，實際上也往往如此。要抵抗集體主義，須弘揚的是個人主義。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的區別在於，認為只有個人才是權利的主體、行動的主體，個人才有獨立的意志，集體則沒有超越其成員之上的意志和權利。至於個人是自私或無私，則在所不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