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岳川：消費社會的文化權力運作 （第4頁）

　　卻開始拋棄了公共空間和公共權力，隨著這種身體空間感和生命時間感的進一步加固，由身體狀態的膨脹就引申出這樣的當代文化意識形態：個體對異化社會的反抗是沒有意義的，堅持理想精神同樣是凌空蹈虛而無實際利益，個人無限制地獲取慾望滿足是正當的，所以無論怎樣沉醉在消費中都不過分。在這樣的邏輯之下，凡是滿足慾望的消費又具有終極合法性，凡是個體身體的慾望就只能釋放出來。這樣一來，社會意識形態整體上轉化為消費意識形態，並不斷被消費意識話語所控制，於是人類的道德體系和心智原則有限性終於讓位於個體消費慾望的無限性，消費神話在價值失范和道德滑坡中變得冷漠起來。

　　應該說，在西馬學者執著於社會異化、意識形態、階級鬥爭、希望絕望問題之後，文化學家開始注視著平等、消費、電視、身體等問題；在解釋學與解構學爭論文本意義的正讀與誤讀、差異與共識時，消費文化研究深入到日常生活的機制，分析內在運作機制和話語表徵關係、文化意識轉型。這種從巨型社會文化意識形態分析到微型文化消費意識形態轉化，使得問題有可能得到真實的顯露。

　　四 白色社會中的大眾傳媒鏡像

　　生產過剩的「豐盛」社會中，當代人的活法是「白色」的，沒有感情介入，沒有形而上衝動，也不可能再有異端邪說。在博德里亞看來，後現代時期的商品價值已不再取決於商品本身是否能滿足人的需要或具有交換價值，而是取決於交換體系中作為文化功能的符碼。這是一個充斥著預防性白色的飽和了的社會，一個沒有眩暈沒有歷史深度的社會，一個除了自身神話或者不斷神話之外，沒有其他神話可以立足點的消費社會。也許只有激進的革命的突發事件和意外的分化瓦解才能打碎這「白色的彌撒」。

　　在這個日常消費生活的「白色社會」中，我們應該聽聽思想家的警示：「在利用公共交通工具的情況下，每一個他人都和其他人一樣。這樣的雜然共在把本己的此在完全消解在『他人的』存在方式中，而各具差別和突出之處的他人則又更其消失不見了。在這種不觸目而又不能定局的情況中，常人展開了他的真正獨裁。常人怎樣享樂，我們就怎樣享樂；常人對文學藝術怎樣閱讀怎樣判斷，我們就怎樣閱讀怎樣判斷；竟至常人怎樣從『大眾』中抽身，我們也就怎樣抽身；常人對什麼東西憤怒，我們就對什麼東西『憤怒』。這個常人不是任何確定的人，而一切人（卻不是作為總和）都是這個常人，就是這個常人指定著日常生活的存在方式。」[40]海德格爾的話，敲響了現代性日常生活世界享樂中「常人」的危險警鐘。

　　同樣,當代法國社會思想家皮埃爾·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在《現代世界知識分子的角色》中也認為：經濟對人文和科學研究的控制在學科中變得日益明顯。那些依附於報紙、電台、電視的生產者，也越來越被迫接受和採用像工作節奏這樣的規範，他們多多少少無意識地把這樣的規範當作知識分子成就的普遍標準。危險在於產生了知識分子用自己的標準評價自己和自己的生產的特權這樣一種傾向。知識分子發現，他們越來越被排除在公共論辯之外，而越來越多的人(技術官僚、新聞記者、負責公眾意見調查的人、營銷顧問，等等)卻賦予自己一種知識分子權威，以行使政治權力。這些新貴(new madarins)毫不猶豫地聲稱他們的技術或經濟——政治文化具有超越傳統文化，特別是文學和哲學的優越性。傳統文化發現自己被貶到無用、瑣碎，雌伏的地位上。在大眾傳播的控制下，有的知識分子運用其權威促成了一種普遍化的不負責任的態度，使公民不再關心公共事務，從而壟斷了公共領域。傳統式的知識分子的預言功能被拋棄了。「這一套機構只是電視德行使了一種形式特別有害的象徵暴力。象徵暴力是一種通過施行者與承受者的合謀和默契而施加的一種暴力，通常雙方都意識不到自己是在施行或在承受……電視成了影響著很大一部分人頭腦的某種壟斷機器。然而只關注社會新聞，把寶貴的時間浪費在空洞無聊或者無關痛癢的談資上，這樣一來，變排斥了公眾為行使民主權利應該掌握的重要信息」。[41]

　　事實上，整個西方社會運動尖銳對峙的矛盾開始為追求幸福生活的信念所撫平，社會境況日益成為消費性的和科技中心的，科技成了新意識形態。政治和文化的尖銳衝突隨著時間的沖洗，其價值觀、自我的政治觀，逐漸為生活的有序感、現實的身份感和理想的幻滅感所取代。於是，人們更多地感到社會共同體中的地位，在整個政治譜系中存在認同意義的延續性，這一延續性意味著政治責任感的持續影響和自己新身份的不斷確認。

　　消費世紀是資本符號下加速了的生產力進程的歷史結果，因而這個世紀是徹底異化的世紀。商品邏輯成為整個人類生活的邏輯，猶如一種迷醉劑，消費邏輯不僅支配著生產的物質產品，而且支配著整個文化、性慾、人際關係，以至個體的幻象和衝動。在博德里亞看來，「一切都由這一邏輯決定著，這不僅在於一切功能、一切需求都被具體化、被操縱為利益的話語，而且在於一個更為深刻的方面，即一切都被戲劇化了，也就是說，被展現、挑動、被編排為形象、符號和可消費的范型。」[42]人類目前正處於一個新的類象時代，計算機、信息處理、媒體、自動控制系統以及按照類象符碼和模型而形成的社會組織，已經取代了生產的地位，成為社會的組織原則。儘管媒體也造成事件，媒體製造熱點媒體也忽略那些不應忽略的價值，甚至媒體也製造虛假和謊言。人們所凝視的僅僅是事件與其它媒體之間不斷參照、傳譯、轉錄、拼接而成的「超真實」的媒體語境，一個「模擬」組合的世界，一個人為的「複製」的世界。

　　不難看到，博德里亞已經洞悉後現代傳媒在社會心理和個體心性的健全方面所造成的威脅，並進而對傳媒在「文化工業」生產中消蝕意義的功能加以清算，是頗具獨到眼光的。尤其是他對後現代傳媒的審理，進入到後現代理論本身的審理，認為其理論模式已經被「後現代化」——理論不再是反思和劃定邊界，而是為了迎合當今時代的快速、時髦、膚淺和片斷化特徵。理論在這種自我蒸發中變成了一種「超級商品」，成為無思時代兜售和宣揚最時髦消費意識和人生態度的一種謊言工具而已。

　　這位後現代主義者指出，在超真實的符號生產和媒體謊言中，大眾傳媒(mass media)一方面對經濟利益的全面追求，另一方面又對大眾文化播撒苦心經營。大眾傳播打破了表層與深層的二元對立的深度模式，以一種「真實的內爆」使出現於屏幕的真等同於在場的真，這種「真實」使人停留在畫面的切換上，鏡頭代替了任何批判理論模式，因為符號已不再指涉外在的真實世界，而僅僅指涉符號本身的真實性和產生符號體系本身的真實性。就本質而言，人們需要傳媒是因為人們需要彼此間的信息交流。傳播與回應的不均等關係，使權力屬於能施予而又使對方無能償付回應的一方。就這一關鍵性問題而言，傳播是對接受者自由選擇的限定，因為說到底，大眾傳媒的受眾只有收看或不收看的自由，而沒有對答回應這種平等交流對話的自由。

　　從更深一層看，電視的確使我們與世界的距離拉近了，它通過編輯好的「實況」的真實世界，使人看得遠(tele-)並更為多樣地觀看這個感性世界；然而，人與世界之間因為有了媒體而「遠視」的同時，看的方式卻因媒介的中介作用而被限定。然而，信息的傳播並非是均質的，而是少數信息發送者支配著文化象徵符碼的運作權利。這種新溝通系統的多重模式及易變特性，使其成為一種虛擬的真實，並在指涉不同權力利益、價值範圍，象徵想像和社會衝突中，具有權力呈現和阻隔二重性。弄清這個系統中的互動者及其權力支配系統，殊為重要。[43]

　　對完美的罪行的分析、對仿像世界和指涉關係的批判，和對消費社會的審理，使博德里亞注重後傳播時代仿像流中運作的權力關係和意義消解問題。因為這種不斷複製傳播的、內爆的、虛假的仿像，使得世界上的政治經濟文化消失了界限，社會萬象處於目眩神迷的變幻流動之中，哲學話語、社會理論、大眾傳播理論及政治理論的邊緣正在侵蝕消融，甚至不同社會形態和意識形態結構都不再壁壘森嚴，而是在消費主義中內爆為一種無差別的仿像流，一種現實與仿像彼此不分的新狀態。[44]但是這種現實與仿像部分的狀態中的問題卻相當複雜。法國「五月風暴」後，資本主義社會中傳統正統的、官方的價值觀倫理觀受到前所未有的質疑和消解。解構主義後現代主義對當代電影、電視、小說、社會新聞等文化商品加以權力運作，不斷顛覆著各種社會秩序文化禁忌，張揚造反的文化嬉皮士和大眾丑學。如此一來，影視傳媒中的黑道大盜、冷麵殺手成了時代的英雄和人們仿效的對象，鏡頭的血腥感成為刺激都市人惰性生活的興奮劑，慾望寫作和激情戲成為感官壓迫和解放的動力，傳媒調動一切手段刺激人們放縱自己的慾望，挑動身體感覺、本能情緒、形下器官的後現代手法日漸滿足人們的窺視欲。於是，文化頹敗不可避免地推倒了自己的第一塊多米諾骨牌，文化的商品化和文化的世俗化並沒有消解官方主流文化，而是日益消解著知識分子的精英文化，並常常打著「主流文化」的招牌或者與之合流，進行世俗文化擴充和當代文化的混雜，使當代社會在全面繁榮的假象下，誕生出內在的意義危機，並播撒著文化商品正使社會價值系統崩潰的文化細菌。

　　進入80年代，博德里亞面對現實的尖銳問題而更加勤奮地寫作，出版了《致命的策略》（1983）、《扭曲的神性》（1987）、《美國》（1987）、《冷靜的回憶》（1987）、《痛苦的昭示》（1990）等著作，其大量論著被譯介到英語世界，並不斷確立其後現代文化理論「精神導師」的地位。在反響很大的《致命的策略》中，他依照西方主流學界提出的「主體的消解」論，進一步貶低主體地位和存在價值，要求主體放棄它要求主宰客體世界的籲求，使自己成為一個堅定的客觀主義立場的後現代客觀物質主義者。從某種意義上說，那種文藝復興時期以來的主體的人，那種具有絕對主體價值的大寫的「人」，那種被整個西方傳統鍛造成主體神話「人」，在後現代後殖民時期缺席了。於是「個性化」填充了這個缺席的「人」的地位，並且以其日常生活的方式使任何想重建主體的人的想法歸於落空。應該說，博德里亞的文化研究理論對「個體身體」私人空間的重視，對過去那種唯理性的否定感性生命的做法，確有糾偏作用。但是這種「跟著慾望走」，又使當代消費主義在個體的狹窄空間中不斷播撒非主體意識，從而使當代個體膨脹中，少了一種社會價值的內在焦慮感而重新被物化為白色的「客體」。

　　於是，「致命的策略」就成為——將任何邏輯推導極限，從而使其走向自身的反面：消費社會的極限就是無止境地瘋狂消費，傳媒的極限就是徹底拋棄形而上學而追逐世俗化，從而使這個理性社會走向反面——非理性。在我看來，博德里亞已經面對後現代傳媒社會的病灶卻無力開出藥方，這種所謂極端的「策略」本身是「致命」的。因為全球化所帶來的消費的全球化，不是通過慫恿和推到極限就可以復歸的，相反，這種喪失了人文知識分子精神籲求的非理性做法，可能是雪上加霜，後果不堪設想。這裡也可以看到博德里亞理論的內在困境。

　　五 博德里亞文化理論的意義與局限

　　同福柯、德里達、拉康相比，博德里亞的思想影響的深度和廣度都不能與之比肩。但80年代後期，博德里亞的主要著作被廣泛譯介到英語世界，參與了後現代譜系的重新修訂，並很快確立其後現代理論大師的地位。儘管在社會知識譜系分析、形而上學的顛覆、話語心理無意識結構的剖析上，博德里亞理論缺乏原創性深度性，但在對消費社會、傳播機制、文化心理制約、後現代文化權力運作等方面的研究，無疑具有獨得的創建性和啟發性，並成為當代十分熱門的「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評」的理論基礎。因而，博德里亞學說具有不容忽視的當代意義：

　　其一，在對商品拜物教的分析中，博德里亞的分析仍然超越了霍克海默和阿多爾諾的西馬分析模式，而採用後現代式的話語權力分析方式——不僅否認直接經驗之下有任何實在意義存在，而且不再希望在表層後面能夠尋到深層本質，虛擬的形象後面有任何的真實闡釋「深度模式」。其所繪出的後現代社會大眾傳媒的圖景，在某種意義上提供了一種闡釋後現代社會鏡像的新視角。

　　其二，在後現代時期，政治經濟文化哲學和藝術美學上轉變是根本性的，無論是從經濟上清理跨國資本運作與文化霸權的關係，還是從政治上看全球化中的東方主義與西方主義的權力角逐，無論是從文化上看數碼複製時代的平面化問題，還是從大眾傳媒和消費社會的種種問題看人類話語泡沫中的失語，都能發現某種新視角和新問題。具體地說，(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