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的狹隘與胡適的超然大氣 作者：航億葦

在中國20世紀，魯迅與胡適是兩個特殊的人物，也是完全不同的人。魯迅為人尖酸刻薄，一直和人罵個不停。在思想傾向上，他與梁實秋、陳西瀅、楊蔭榆、章士釗那些人格格不入，那與左聯的朋友總走到一條道上吧。可左聯時期，他又與馮乃超、馮雪峰、周揚等人又勢成水火，鬧得要中共領導人來調解魯迅與左聯的矛盾。魯迅與親弟弟周作人之間，更是鬧得絕情絕義。反觀胡適，他在世時，誰都以胡適的朋友為自豪，「我的朋友胡適之」是胡適時代最熱門的流行語。胡適即便與他人思想觀念上完全對立，但爭論歸爭論，日常生活里還是朋友。最有意思的是胡適和陳獨秀在思想上完全對立的，兩人爭論總是非常激烈。但陳獨秀落難時，胡適一定設法營救。兩人的人生路徑不一樣，友誼卻是終生的。有人說胡適對錢穆可不怎麼厚道。實際上，這其中有錢穆的孤傲成份，錢穆不僅與胡適對立，也與傅斯年等一大批人對立。胡適與錢穆互相看不起，胡適至多影響到錢穆的晉陞，那也只是小節，並沒有胡適利用自己特殊地位刻意刁難、打壓錢穆的情形，錢穆的學術研究沒有受到什麼影響，照樣成為「國學大師」。錢穆一生沒有遇到陳獨秀那樣的大難，胡適也就沒有機會顯示他的友情。事實上在學界，除了陳獨秀以外，胡適營救過和幫助過很多人，如王若飛、顧頡剛、林語堂、陳寅恪羅爾綱、吳晗、周汝昌，等等。最近有這樣一個評論，不知出於何人之手：「魯迅專找人性的惡，胡適專找制度的惡。魯迅顯然沒有胡適眼界寬，沒有胡適思想穩健，魯迅是落伍的，是狹隘的。讀魯迅的結果是怨天尤人，讀胡適的結果是思考和抗爭，是批判和改進。人性就像水，容器不同，水便呈現不同的形態。制度就是容器，制度決定人性。」老航基本同意這一看法。將魯迅與胡適放到一個天平上比較，胡適的重量就遠遠不是魯迅所能企及的了。胡適是倡導白話文的第一人。白話文的興起，徹底改變了中國人的思想與生活方式，也是對舊制度一次最成功的挑戰。胡適不僅倡導白話文，而且也是白話文寫作的先行者與領路人。在這基礎上，魯迅、徐志摩、朱自清、周作人及後來的沈從文等現代文學旗手（未必是大師）才脫穎而出，成為社會公眾人物。在那個時代，胡適是最紅的演講大師。他的白話文演講，不少也成為文學與思想精品。胡適被一些人非議的是學術研究不夠深入。這是錢穆等人看不起他的重要原因。但非常具有歷史諷刺的意義的是在「問題與主義」、「玄學與科學大論戰」、「老子與孔子先後之爭」、「梁啟超《墨經校釋》之爭」、「中國本位文化論戰」等一系列大爭論中，歷史證明胡適往往都站在正確的一方，令那些反對他的學究派和認死理派泉下有知，不得不使勁揪自己的鬍子。「老子與孔子先後之爭」，胡適與錢穆、馮友蘭、梁啟超、顧頡剛等一大堆大師幹上了。比較有趣的是在北大上課，錢穆與胡適在課堂上一個公開諷刺對方「胡說」，一個挖苦對方「錢說」，互不相讓。在學界，胡適堅持認為老子生於孔子之前，但其他學界大老搞出一大堆證據反駁胡適，胡適舌戰群儒，認為他們的證據並不具有說服力。在胡適與他的論戰對手均作古之後，考古界最終給出定論證明胡適是正確的。先是1972年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帛書《老子》甲乙兩本，證明了胡適。然後1993年湖北荊門郭店的楚墓出土一批竹簡中有發現《老子》抄本，再證胡適。胡適對中國思想、文化、文學的貢獻是全方位的，有過一些小缺失，大的方面都沒有問題，經得起歷史檢驗。魯迅主要的歷史貢獻在思想與文學上。但思想上，魯迅不在學術方面，而只是在觀念方面，並沒有形成全面的思想體系。魯迅的一些思想理念，卻又有不少是草率的，意氣用事的，比如他主張全般廢掉漢字改用拉丁文，主張不要讀任何古書，對中醫全盤否定，他認為「中國根柢全在道教」，聲稱他看二十四史看到的都是「吃人」兩字。按照魯迅的極端觀念，中國實際上一無是處。他的晚年，正好日本已經佔據了我國東三省，成立了「滿洲國」，並且正在不斷顯示出更大的侵華野心。魯迅長期與日本人做鐵杆朋友。按照他的思想，中國一無是處，進一步推論，那還不如做日本人了。有人曾因此懷疑魯迅是日本的「文化漢奸」。但這一直沒有證據可以證明。對政治，胡適與魯迅都卷進去了。兩人都對國民黨批評得非常厲害。但有一個明顯的區別，魯迅可以罵國民黨，可以罵國民黨方面的許多軍政要人，但從來沒有罵過、頂撞過蔣介石。但胡適卻可以當面頂撞蔣介石。胡適批評蔣介石和國民黨，也從來不是用罵的方式，而是說理，幾次搞得蔣介石非常生氣。1930年代，國民黨以「馴政」為由，稱要一切權力歸本黨，「以黨治國」，胡適寫了著名的《人權與約法》，挑起了一場人權運動。1931年，清華大學提請委派胡適任校長，蔣介石批示：「胡適系反黨，不能派。」 1958年，胡適回台灣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長。蔣介石親自出席胡適的就職典禮，並發表祝賀演講詞。蔣談到「五四」、「反共」等問題，胡適聽了，在答辭時當即反駁，搞得蔣當場下不了台。蔣在當天的日記中，認為自己是「平生所遭遇的第二次最大的橫逆（侮辱）」，罵胡適是「最大的橫逆」。蔣介石還曾在日記中罵胡適「無道義」「無人格」「狹小妒忌」「猖狂」「狂妄」「狐仙」「無賴」「可恥」「可恥之極」「無恥政客」「反動派」「反對革命之學者」「最無品格之文化買辦」等等。但蔣介石卻一直沒有氣瘋了殺胡適，最多就是組織一些文人來批胡適，卻又批不倒胡適。胡適去逝後，蔣介石卻送上了「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這個輓聯。對日本的態度，胡適與魯迅又有明顯的區別。魯迅罵這個，罵那個，卻從來沒有罵過日本。從「九一八事變」到熱河淪陷，胡適對張學良從勸告變成痛斥。1932年日本承認「滿洲國」時，胡適即怒斥這種行徑是「破壞九國公約、非戰公約和國聯盟約，是向世界的輿論挑戰。」只不過在1937年一段時間中，胡適基於國力弱的考慮，不主張輕率向日本開戰而已。抗日戰爭爆發後，胡適不再堅持只搞學術不參與政治的學者架子，擔任中國駐美大使，利用他的影響力換取美國對中國抗戰的支持。胡適在抗戰期間所作的貢獻有很大成效。至今，研究二戰史，美國有學者甚至認為日本偷襲珍珠港，與胡適「挑撥」美日關係有關。在家庭生活問題上，胡適與魯迅也不一樣。胡適思想解放，但卻與小腳女人江冬秀相守一生，甚至還「怕老婆」。他與其他女人有過現代戀情，但放棄了。魯迅1906年與朱安成婚，那是包辦婚姻，他不滿意。後來他與許廣平「好」上了，並沒有認真處理好與朱安之間的關係，然後也沒與朱安離婚就與許廣平結婚了。再後來，似乎又與女作家蕭紅產生了情愫。最重要的還是胡適在民主政治上的追求，用理性與希望看待中國的未來，這是魯迅無法企及的精神高度。如果沒有魯迅，中國20世紀只是少了一個愛發牢騷、愛罵人的作家，但沒有胡適，中國的思想文化就空乏許多，少了一個大智大賢的偉大人物。當然，魯迅也不需過度貶低，他的小說雖不是世界一流，但已經有較高的藝術成就。他的小說雖有概念化的硬傷，但「阿Q」「趙家人」「祥林嫂」等概念，放到思想文化上來看，卻又具有特別的內涵，顯得比較形象和有趣。總的來說，魯迅的精神世界是灰暗的，沒有胡適尋般陽光，給中國和未來總是能夠積極向上的東西。魯迅有些淺薄，胡適有些深邃卻又能簡白。幾十年後的現在，更有意思的是讀魯迅文章，對年輕人越來越困難，但是讀胡適的文章，一下子就能讀得進去。一個看得小，只有小境界，一個看得大，能夠穿越歷史時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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