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記者時代」：官方和民間存在隔膜

大公網記者程姝雯 尤蕾　　4月20日，四川省雅安市蘆山縣發生里氏7級地震。

　　「烏合之眾」坐到電腦前，或者僅僅通過手機刷屏，搶先發出信息，成為災難救援的另一條「生命線」。跨入「全民記者時代」後的中國，經歷一場信息傳播與溝通的全新體驗。《烏合之眾》的作者勒龐，早已對社會崛起的群體力量洞若觀火，而當下中國，以微博為代表的自媒體所迸發出的群體播報與圍觀力量，或許已經超出勒龐的估計。微博直播：第一條微博距離地震發生僅53秒

　　4月20日8點02分，蘆山地震。

　　8點02分53秒，成都高新減災研究所發出蘆山地震的第一條微博，距離地震發生僅53秒。

　　隨後近一小時內，1300餘條微博都發布了地震消息，發布者中，包括身處災區的居民、企業和名人。

　　面對地震災情，通過網路，災民利用定位等方式自救。地震72小時後，輿情專家、武漢大學教授瀋陽在微博中限定地域搜索，發現可搜到雅安發出的微博達24857條。

　　「地震信息傳播、救援快速展開，都得益於微博、微信發揮的作用。」瀋陽說，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四川的政務微博信息發布及時，連中國軍隊也迅速跟進開設微博，原生態呈現救援進展。同傳統媒體相比，微博、微信，幾乎起到了直播地震的作用，將散落在各個角落的細節，呈現在網上。

　　伴隨地震消息發布和救災進展披露，「微公益」同步進行。

　　災情發生後，很多網路達人、明星通過微博發起各種的微公益，募捐物資款項，送往災區。在社會網路平台上發起的民間慈善，給網友提供實現愛心、奉獻力量的機會，「汶川地震發生後，大家只能看報紙、看電視，這次我們雖然不在現場，通過微博、微信，情感上、物質上，都參與到抗震救災中。」

助戰救災：人人都能是記者

　　微博等網路社交媒體平台，並非首次「助戰救災」，近些年來，諸多重大事件都是由微博等自媒體「首報」，傳統媒體才隨後跟進。

　　「水災、停電，幾乎一幢樓的人們都圍在這燭火旁。」19個字的微博下，附有一張燭光搖曳、幾人圍坐在一起的照片。這條微博發於2010年8月8日凌晨3點23分的舟曲，短時間內，網友「kayne」的這條微博就被轉發了5000餘次。隨後幾天，「kayne」的微博成為外界了解舟曲泥石流災情的重要渠道之一。

　　「kayne」是國內圖文報道舟曲泥石流災情第一人，他並非職業記者，僅僅是災區倖存者中少數熟悉微博的人之一。他是一個大二學生，舟曲泥石流中，也扮演了「公民記者」角色。

　　其後宜黃事件、甬溫線重大交通事故、「表哥」、「房姐」等事件中，中國龐大的網民群體，一群「烏合之眾」的合力報道，彰顯出「全民記者時代」人人都能是記者的特點。

　　《2013年網民數量及互聯網狀況報告》顯示，至2012年12月底，中國網民規模達5.64億，全年新增網民5090人，互聯網普及率為42.1%，較2011年底提升3.8個百分點；微博用戶規模為3.09億。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吳文虎接受媒體採訪時曾提到，中國網民龐大的基礎使其從發郵件、看新聞等實用主義者轉變成為一種有互動參與意識的共同的社會身份認同，這加速了全民記者的誕生。

　　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副院長張志安將「公民記者」分為兩類：

　　一類是重大事件的目擊者，通過社交網路播報的舟曲泥石流災情和英國倫敦地鐵爆炸案的網友均屬此類。「這類公民記者具有臨時性和偶然性，傳播目的就是為了公開。」張志安說，通常這都是碎片化的信息，優勢就是快和現場感強。但該類信息傳播不持續不深入，難免流於表面化。

　　另一類公民記者其實是某事件當事人。2010年9月10日上午，江西省撫州市宜黃縣鳳崗鎮發生因拆遷引發自焚事件，自焚者親屬在微博中播發親人傷情。「很多土地拆遷的微博也是如此，傳播的目的更多的是為了動員，做社會抗爭，為個人或某個群體爭取社會支持。」張志安指出，這類公民記者通常帶有私利性，難免會對信息進行篩選。

　　張志安坦言，自己樂見公民記者的發展，但因其先天不足和現實制約，公民記者的前景並不樂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