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的詩酒情節

在中國文人身上，自古有著濃重的詩酒情節。中國的詩酒文化，可以作為一個獨立文化體系加以關照。詩的形成到酒的出現，兩者即結合在一起，詩酒撞擊的燦爛火花，一直照耀著詩酒文化漫長的畫卷。

詩人綠原曾對詩酒從各自的內涵向對方伸延，說：「詩是水中酒，酒是文中詩」。早在三國魏晉時代，酒便成為與孤獨情懷相隨的良伴。「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惟有杜康」（曹操《短歌行》），借酒消除對朝露般短暫人生的憂患，在恍惚的微醺中抱慰在世的孤獨情懷，酒的意味不在於沉醉，而在於虛化弱小有限的個體與寬廣無限的宇宙之間的距離。「故人賞我趣，挈壺相與至。班荊坐松下，數斟已復醉。父老雜亂言，觴酌失行次。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為貴。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陶淵明《飲酒詩》之十四），從酒中品到的「深味」，就是「漸近自然」的人性自由。蕭統在《陶淵明集序》中說：「有疑陶淵明詩篇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為跡者也。」「寄酒為跡」即借詩酒寄意遣懷，抗衡濁世，求得自身人格的清高與自為。從個人與現實而言，酒成為正直之士迴避政治的一種手段；從個人與宇宙而言，酒能夠消除勞生的不知其所從來亦不知其所去往的憂懼，使人暫得返歸自然的懷抱。「試酌百情遠，重觴勿忘天」（陶淵明《連雨獨飲》），惟有真正懂得酒的人，才能如此深微的描摹出漸入佳境的飲酒次第，一語道盡酒的兩重功用。飲酒的目的，在於識得酒中之趣，在於達到「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境界。

在酒醉詩情，詩美酒醉；詩借酒神采飛揚，酒借詩醇香飄溢，詩與酒，相映生輝的絢爛文明景觀中，蘇軾綻放著他巨星的光彩。蘇軾之愛酒堪稱一個「痴」字，三百餘首傳世的詞作中，單「酒」字就出現了九十多次。例如「浮名浮利，虛苦勞神」「幾進歸去，作個閑人，對一張琴，一壺酒，一溪雲。」（《行香子》）「身後名輕，但覺一杯重」（《濁酵有妙理賦》）「酒醒還醉醉還醒，一笑人間今古」（《東坡樂府.漁父》），所表現的名利於我如浮雲的曠達情懷;「酒酣胸膽尚開張」，「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密州出獵》)中描繪的千騎奔涌如潮，傾城圍觀如堵的壯闊場面，酣酒為樂、殺敵報國的干雲豪氣。更有「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水調歌頭》）等千古絕唱見證蘇軾愛酒之深。美酒點燃了蘇軾文學創作的火花，激發了他橫溢的文藝才華。他的詩章詞作中飄溢著美酒的芳香，閃現著詩人如醉如痴的身影。

作為一個在文學藝術的各個領域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堪稱中國文學史上的全能天才，蘇東坡自然是一位解飲者。

然而最耐人尋味的是的是，解飲者未必善飲能飲。他自己曾說：「天下之不能飲，無在餘下者；天下之好飲，亦無在予上者。」在東坡志林中有一則很有趣的紀錄（《題子明詩後》）：「吾兄子明，舊能飲酒，至二十蕉葉，乃稍醉。與之同游者，眉之蟆頤山觀侯老道士，歌謳而飲。方是時，其豪氣逸韻，豈知天地之大秋毫之小耶？不見十五年，乃以刑名政事著聞於蜀，非復昔日之子明也。侄安節自蜀來，雲子明飲酒不能過三蕉葉。吾少年望見酒盞而醉，今亦能三蕉葉矣。然舊學消亡，夙心掃地，號然為世之廢物矣。乃知二者有得必有喪，未有兩獲者也。」我們從文中知悉，東坡的酒量甚小，從「少年時望見酒盞而醉」，到後來「亦能三蕉葉」似乎已經很了不得。更令人解頤的是其後黃魯直的跋文：「……東坡自雲飲三蕉葉，已是醉中語。予往與東坡飲一人家，不能一大觥，醉眠矣。」這段文字的耐人尋味之處在於，東坡對於酒的嗜好，不在其美味也不在其特殊的交際功能，他所嚮往的飲酒之樂，全在於「方是時，其豪氣逸韻，豈知天地之大秋毫之小耶」。

《石林詩話》中云：「晉人多言飲酒，有至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酒，蓋方時限，人各懼禍，惟托於醉，可以粗遠世故耳。」此論晉人不錯，就東坡而言，酒的意義已遠遠超出這一境界。

聯繫蘇軾的際遇遭逢和其思想的變化過程我們來看看酒在蘇軾的創作思想中所表現的豐富內涵。

蘇軾學識才華宏博通達卻一生仕途蹭蹬，命運多舛，人生體驗飽經憂患，他的思想、內心情感和人格精神在中國古典文學大師中呈現出獨具特色的豐富性和複雜性。

在政治上蘇軾既反對王安石比較急進的改革措施，也不同意司馬光盡廢新法，因而在新舊兩黨間均受排斥，仕途生涯十分坎坷。他二十一歲以儒道入仕，不久即受排擠為遠禍自求外任。先後通判杭州，知密州、徐州和湖州。復因「烏台詩案」獲罪，身陷囹圄，險遭殺身之禍。後貶至黃州。晚年更遠謫嶺南惠州、儋州。他的思想出入儒道，雜染佛禪。蘇軾以儒者入朝，通過闢佛斥老的階段逐漸融合儒釋。蘇軾早年推崇一代文宗韓愈標舉儒家道統，攘斥百家。中年以後尤其是被貶黃州之後，逐漸多佛老表現出濃厚的興趣。蘇軾學佛以儒家思想為根底，能「理性追求」「習佛而不佞佛」。蘇軾在《祭龍井辯才文》中云：孔老異門，儒釋分宮，又於其間，禪律相攻。我見大海，有北南東，江河雖殊，其至則同。……如一月水，如萬竅風，八十一年，生雖有終。遇物而應，施則無窮。（《蘇軾文集》卷廿一）這是典型的儒道釋三教融合的思想。蘇軾既關注朝政民生，保持獨立的見解，又能隨緣自適，達觀處世。蘇軾正如他以前的中國士大夫們一樣，早年抱有一種執著的積極入世情懷，自幼「奮厲有當世志」（蘇轍《東坡先生墓志銘》）。嘉佑二年（1057年）金榜題名後，他更覺得「致君堯舜，此事何難」，「丈夫重出處，不退要當前」，（《和子由苦寒見寄》）表現出一幅豪邁進取、風節凜然的儒者面目。被貶黃州，近於流放，家財散盡，一貧如洗。黃州五年，一方面他沒有放棄儒家經世濟民思想，繼續關心國家政局，因壯志難酬而苦悶；另一方面他閉門思過，消極彷徨，又時時向佛老思想去求解脫。此間蘇軾「馳騁翰墨，其文一變，如川之方至，而轍瞠然不能及也。」（《東坡先生墓志銘》）文學上取得了極大的成功。

由此可以看出，東坡一生跌宕起伏，其思想和創作也經歷了一個極其豐富和複雜的變化過程，蘇軾的詩酒情結始終與他燦爛的生命歷程相聯繫，展現出豐富的情感指向。

一、「惟翁醉中知其天」

從蘇軾三十八歲自求外任杭州通判，到四十五歲謫居黃州，志意的挫傷，對於一個有著強烈入世追求的傳統士大夫來說，無路實現的熱切理想是無法在歌舞昇平的日常情事中輕輕釋懷的，因此而產生的強烈的內心衝突，遂表現為時光飄逝不居，以及心理與現實錯位的時間感。

生命有限，時光不永，這是個無法規避的事實，面對「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的時光流逝，古往今來的知識分子對短暫個體生命的終極價值的追問，往往伴隨著深沉的感傷和悲哀。

「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斗酒相娛樂，聊厚不為薄……極宴娛心意，戚戚何所迫。」（《古詩十九首.青青陵上柏》）里的及時行樂是一種醉生夢死，迷醉中使自己暫時忘卻生之有限和對死亡的恐懼。

「將進酒，杯莫停。……鐘鼓饌玉不足貴，但願長醉不願醒。」（李白《將進酒》）「窮途千萬端，美酒三百杯。愁多酒雖少，酒傾愁不來。」（李白《月下獨酌》四）「窮通與修短，造化夙所稟。一尊齊生死，萬事固難審。醉後失天地，兀然就孤枕。不知有吾身，此樂最為堪。」（李白《月下獨酌》三）李白以其超逸洒脫的精神氣質，不願將生命安放於人間，直要衝出塵寰的「謫仙」懷抱，展現的是另一種飛揚蕭散的及時行樂方式。

同樣借酒放縱、及時行樂的情懷，東坡的做法就既不同於《古詩》那麼拘檢無束，也不同於太白參透人生真相之後的放達。蘇軾在《醉翁操》一詞中，以傳神之筆，描畫出《醉翁亭記》中歐陽修樂游山水之間的神態：「惟翁醉中知其天」，此所謂「知其天」，即是與宇宙天地化而為一，脫離個體生命某一層面上的價值，而取得整個生命的大真實，由此從時間感上傳達出一種無所不在的「任化」狀態。東坡對於這種態度是極為推賞的。

「一尊酒，黃河側。無限事，從頭說。相看恍如昨，許多年月」（《滿江紅》「清穎東流」）「酒闌不必看茱萸，俯仰人間今古」（《西江月》「點點樓頭細雨」）「酒醒還醉醉還醒，一笑人間千古」（《漁父》「漁父醒」）等都是從不同的側面說明酒是引起人們這種對於日常時間感進行另向思維的媒介。「賣劍買牛真欲老，乞漿得酒更何求。原為同社宴春秋。」（《浣溪紗》傾蓋相看似白頭）「寒食後，酒醒卻咨嗟。休對故人思故國，且將新火試新茶。詩酒趁年華。」（《望江南》）「天氣乍涼人寂寞。光陰須得酒消磨。且來花里聽笙歌。（《浣溪紗》四面垂楊十里荷。）傳遞的就是光陰荏苒而逝，不如及時行樂之意。飲酒的起因是「天氣乍涼人寂寞」，雖然景象還是夏季勝景，但天氣的變化是詩人已經敏感的察覺到秋之將至，繁盛的時節即將過去，酒在這裡並非為天涼時籍以祛寒，而在於消解人心上的寂寞哀感，使人暫時忘卻時間流轉的無情、人生將逝的短暫。與酒相隨的還有「花里聽笙歌」的行為，即行樂及時。「任酒花白，眼花亂，燭花紅」（《行香子》昨夜霜風）在眾人中覓醉，以放蕩不羈來對抗步步迫近的時間感。

二、樂天委命、超曠閑適

「烏台詩案」促成了蘇軾拋開一切外物的決心，但良知並不意味著須用遁世的方法來解脫，相反，蘇軾在對人生的探尋和對古賢的追慕中找到了一種方式，那就是對「閑」的妙境愈來愈深的體味。「閑」之境與他飲酒的行為方式相伴而生：

「尊酒不空田百畝，歸來分得閑中趣」（《蝶戀花》「雲水縈迴溪上路」）「幾時歸去，做個閑人。對一張琴，一壺酒，一溪雲。（《行香子》「清夜無塵」）「身閑惟有酒」（《菩薩蠻》「天憐豪俊腰金晚」）「自笑浮名情薄，似與人間疏略。一片懶心雙懶腳，好教閑處著」。（《謁金門》「秋池閣」）「用舍有時，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閑處看。身長鍵，但優遊卒歲，且斗尊前」。（《沁園春》「孤館燈清」）「君看今古悠悠，浮宦人間世。這些百歲，光陰幾日，三萬六千而已。醉鄉路穩不妨行，但人生，要適情耳」。（《哨遍》「睡起畫堂」）。

「閑」之境，在「無事自適為得此生，則凡役於物者，非失此生耶？」無事，則身閑；自適，則心閑。身心兩閑，才算獲得的了真實不虛的人生。理解到個人之時限的自然而然，樂天委命，是「閑」的最深層內涵：「命則不可勉，時則不可力，知者歸之於天，故坦蕩恬忽（王充《論衡.命祿》）。「閑」境包括了坦蕩的人生之樂，同時又含有敬畏天命的成分，二者並行不悖的存在於人生的現有時間中。

最能體現蘇軾這種「閑」境的是《定風波》一詞：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 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瀟洒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此詞作於黃州時期。東坡在小序里記載了作詞的緣由：「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狽，余獨不覺。已而遂晴，故作此詞。」途中遇雨，而無所遮蔽，生活中的小事在東坡心上引起了對人生的感悟。「同行皆狼狽」是常態，「余獨不覺」，是別有所獲，詞中說的分明：「一蓑煙雨任平生」，人生中也多有這樣的不測風雨，以常情觀之，似不免於怨怒；以閑心觀之，則順乎其所當然，即不以當下的判斷、而以較長時段觀之，終有晴時，又以終極的大時間（宇宙天地）觀之，則歸於無雨無晴，那麼「無喜亦無懼」安時處順，方為人生的真實態度。

蘇軾的「閑」境提示著人生清醒的真實態度，同時又虛化了有限現實與永恆的界限。使得在閑中所求之大寧靜之樂非為一般意義上的轉瞬即逝之快樂而成為不避世事艱辛之苦、樂乎其所常在之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