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風雲]清末立憲派的開明專制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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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雪華綺晶發表日期：2007-11-25 13:42:00

試論晚清立憲派的政治信仰　　2004級歷史學基地班蘆佳佳 20041020024　　　　內容摘要：立憲派是中國近代一直不可忽視的政治力量，他們宣傳西方政治制度，力求推動清政府實行君主立憲，實現富國強民的夢想。清帝退位、南北議和、袁世凱上台等清末民初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立憲派都扮演了重大角色。傳統觀點認為立憲派以立憲作為其最終的政治目的，但本文從若干方面得出結論，立憲派的政治信仰實際是開明專制。　　關鍵詞：立憲派開明專制立憲　　　　　　資產階級長期以來是作為一個泛政治化的概念而存在的：即在近代中國，與封建勢力站在對立面，有一定財產的階級就是資產階級，再按其進步程度可分為大中小。所以，傳統的這樣一個定位是十分武斷和隨意的。清政府在《馬關條約》簽訂後正式允許民間投資設廠，在此之前，雖然民間投資的資本主義企業已經產生，但其規模數量均十分有限，並且在官府的欺壓下，步履維艱。即使是清政府放寬限制後，短短十餘年的發展能否使民間的資產階級強大到具有廣泛的號召力，並能對清政府進行一定的施壓呢？這令人感到懷疑。　　在史學界公認的二十位立憲派人物——梁啟超、張謇、鄭孝胥、湯壽潛、譚延、孫洪伊、蒲殿俊、湯化龍、梁善濟、林長民、吳景濂、袁金鎧、許鼎霖、雷奮、馬良（馬相伯）、張元濟、羅綸、孟昭常、羅傑、謝遠涵之中：「馬相伯系天主教世家，不考科舉；羅傑是附生，雷奮是秀才，袁金鎧是貢生；其他16人都有舉人以上功名（舉人8人，進士8人）。」此外，清政府1908年頒布的《咨議局章程》規定：凡屬本省籍貫、二十五歲以上的男子，具有下列條件之一者即有選舉權：一、在本省辦學務及其他公益事務滿三年以上並著有成績者；二、在國外中等以上學堂畢業得有文憑者；三、有舉貢生員以上之出身；四、曾任實缺文七品、武五品以上未被參革者；五、在本省地方有五千元以上之營業資本或不動產者。第三第四條明顯是給予官員和士紳的特權。而第一條中，創辦新式學堂不僅需要資金，也需要創辦者在當地具有一定的聲望，對民眾有相當影響，能夠使其較快接受新生事物。這是剛處於起步階段的資產階級所無暇或者無力做到的。新學制的實行並不久，畢業生人數十分有限，至於出洋留學，更是需要大量財力作為支撐，是普通民眾所無法企及的。資政院和咨議局的創製是立憲運動的重要成果，反映了立憲派的意願。其選民的身份不具備普遍性，大量中下層平民不能參選，民族資產階級又缺乏政治熱情，無法形成一支有影響的力量，選舉的主力軍非士紳莫屬。所以，「咨議局議員中，具有舉貢以上出身的人佔大多數，不具功名的人是極少數。」由此可見，立憲派大多是有功名的，但與保守頑固派相比，他們接觸了大量西方傳入的東西，對西方的一些政治制度表示贊同，他們應該是士紳階層，並且是士紳階層中比較開明的群體。　　封建社會中的士紳階層，因為有科舉功名或者做過官，又有較強的經濟實力，所以在地方上具有崇高的威望和巨大的號召力。另外，他們在政府眼中也相當有地位，相當被人尊重甚至可以免稅減刑，出入官廳參與政事、闡述己見。對於立憲派來說，他們的傳統優待和特權是來自於清朝，所以他們對推翻清朝是有顧忌的，同樣原因，他們的優越地位也是他們產生了對自己的自信，相信憑藉自己的努力，清政府的政策會為此產生一些改變，甚至實現自己在最高權力機構中佔一席之地。明確了立憲派的階級屬性，對他們行為的諸多疑問以及對清政府、革命派、袁世凱的真實態度問題的解答均大有裨益。　　　　儘管清政府於1901年就發布上諭，宣告了新政的開始，並在隨後的幾年內，在教育和軍事制度的變革上邁出了較大步伐，但被認為最為重要的憲政改革卻遲遲未能展開。日俄戰爭的爆發，給立憲派一個宣傳立憲、推動改革的機會，立憲運動驟然高漲。立憲派把日俄戰爭看成是封建專制和君主立憲的戰爭，俄敗日勝的結局說明了國家的強弱不在於人種而在於體制，日本的君主立憲優於俄國的封建專制。在立憲派的熱情宣傳下，君主立憲成為了力挽狂瀾的唯一良方，給清政府產生一定的輿論壓力。另外，孫中山、黃興的多方奔走，同盟會成立，革命運動進入了新階段，開始有了比較統一的領導。一面是革命運動的持續高漲，一面是立憲派在統治階級和社會上層的影響力不斷擴大。清政府在這兩方面勢力的共同推動下，緩慢地邁出了預備立憲的一小步。　　 1905年10月，清政府派載澤、端方、戴鴻慈、李盛鐸、尚其亨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擇善而從之」，隨後又命政務處設立「考察政治館」，研究選編各國憲政資料。1906年8月，出洋考察政治的五大臣歸國，密陳立憲有「皇位永固」、「外患漸輕」、「內亂可彌」三大好處，主張定國是詔，仿行立憲，而「實行之期，遠可寬立年限」。清政府的立憲有抵禦外侮、救國存亡的願望，這也是立憲派的最終政治理想，也就成為了立憲派預備立憲期間與清政府持合作態度的政治基礎。但「清政府所以宣布『預備立憲』，主要是為抵制、消弭革命，而不是要在中國真心實行立憲政治。因此，從一開始它就借口長期『預備』而拖延立憲的時間。」正是因為清政府狹隘得把「皇位永固」當作第一要務，並不惜毀掉與立憲派聯合的政治基，當清政府暴露出它的最終目的後，不對立憲派加以安撫，反而對其到後期越來越迫切的權力分配要求置之不理，更加千方百計地加強皇室集權，最終導致了立憲派與清政府漸行漸遠，並在辛亥革命到來時與革命派站在了一起，共同埋葬了清王朝。所以，清政府與立憲派的摩擦是貫穿整個預備立憲始終的。　　 1906年9月1日，清政府正式宣布「預備仿行立憲」，但在隨後的官制改革中未有開明士紳所關心的國會選舉、設立責任內閣等事宜，並且軍機處仍未被廢除。軍機處的設立標誌著封建皇權發展到頂峰，值班大臣只是跪受筆錄、傳達戰報，無權對軍事指揮作任何干涉，軍隊的指揮調動大權全有皇帝掌握。軍機處不廢，舊有的軍隊指揮體系未有任何改變，不利於對清政府的約束。此外，又新設陸軍部，由滿族貴族鐵良、壽勛、萌昌充當尚書、侍郎，意圖將地方軍權，使清政府直接控制全部軍隊。這一改太平天國起義後，清政府依賴漢族督撫掌控軍隊的政策，這既是要防止漢族督撫尾大不掉，也是要削弱支持立憲的地方實權派的力量。但清政府任用滿族貴族填補實缺，就逐漸激化了滿漢矛盾，造成了漢族官僚的離心，這使得立憲派更加迫切得要求加快立憲以期阻止清政府繼續集權於皇室。　　 1908年9月，清政府頒布了《欽定憲法大綱》和《議院法選舉法要領》，並宣布九年後正式召開國會。《欽定憲法大綱》以《大日本帝國憲法》為藍本，將君主權力以法律形式合法地固定下來，君主總攬行政和司法權，民眾的實際權利十分有限，並且在《議院法選舉法要領》中對議員的資質和許可權都作了大量限制，規定資政院和咨議局做出的決議都必須在經朝廷和督撫的裁奪，使議會變成了一個諮詢機構，沒有在西方君主立憲框架下應有的立法權。但在立憲派眼中憲法的頒布，畢竟表明君主必須按照成文法典進行統治，也是一種進步。所以並未受到立憲派的太多抨擊，而且他們中的大多數法都將其視為實現立憲的重要一步。早在1904年，張謇就曾到日本刊印了日本憲法，回國獻給慈禧太后，被大加讚賞。由此可見，《欽定憲法大綱》是立憲派所主張和歡迎的， 1909年10月，各省咨議局相繼成立，在絕大多數省份，立憲派都佔據了咨議局的絕對多數。「他們中的頭面人物，如江蘇的張謇、奉天的吳景濂、湖北的湯化龍、湖南的譚延闓、四川的蒲殿俊等，聯袂當選為議長」　　立憲派在議會選舉中大獲全勝，但議會的實權已被剝奪殆盡，而清政府在立憲上的拖沓也令立憲派開始滋生不滿情緒。立憲派逐漸對清政府喪失信任，選舉結果，是他們認為自己是民心所向，可以號召大眾，過高估計了自身的力量，以為可能迫使清政府向他們妥協，接受他們的全部政治要求。當年10月，江蘇咨議局成立後，張謇發表《請速開國會建議責任內閣以圖補救書》，呼籲清政府縮短預備年限，於宣統三年（1911年）召開國會，成立責任內閣。緊隨其後，立憲派於1910年1月、6月、10月組織了三次大規模的請願活動，各省咨議局代表、商界、學界代表、在野士紳，甚至部分督撫都參與進來，但還是無果而終。「立憲派企圖通過和平請願的形式，迫使清政府放開政權，迅速轉入民主政治軌道，但他們確實沒有干犯皇室尊嚴的用心。可是，『頑冥不化』的清朝統治者卻不理會他們的忠心耿耿，從而使立憲派極為痛心。」三次請願的失敗證實了清政府對立憲的消極態度，「清政府企圖以預備立憲為幌子，欺騙人民，抵製革命，而立憲派認為，只有真立憲、真改革才能達到抵製革命的目的，以假行騙只能加速革命。」當1911年皇族內閣推出後，預備立憲被證實是一場徹頭徹尾的大騙局，立憲派徹底放棄了對清政府的忠誠，在武昌起義後紛紛起事，與革命派站到了一起　　民國建立後，立憲派在公開鼓吹的政治觀點上的轉變是證明其開明專制思想的有力佐證，譬如嚴復，革命前積極宣傳自由民主，革命後不但如其他立憲派人士那樣支持袁世凱獨裁，甚至還組織籌安會，復辟帝制，成了立憲派中轉變最為徹底的人物。辛亥革命，立憲派與革命派的結盟，是清朝統治在如此短時間內土崩瓦解的重要因素。革命後的形勢，給立憲派一個實現自己政治理想的絕佳機會。同盟會領導了革命，但南京臨時政府的統治基礎卻十分薄弱。同盟會在國內的活動重心一直放在會黨和新軍上，沒有更加廣泛而強大的支柱。孫中山自1906年以後就將革命的直接領導權轉讓給黃興，轉而負責在華僑和列強中尋求支持。孫中山在革命派中威望崇高，但在國內並沒有統馭全局的資望。所以剛成立，南京臨時政府就面臨著既無財力、兵力，又無人能駕馭分離傾向越來越嚴重的獨立各省的困窘局面，它遠不能起到穩定局勢的作用。立憲派能與革命派暫時結盟，是因為清政府的「新政」真實目的的暴露，滿族親貴佔據要職更是激怒了漢族官僚。他們有救國救命的共同理想，但在清朝滅亡前後的種種行動、論戰中又顯示出他們在如何建設國家、實行何種制度上有著無法彌合的分歧。兩派的具體政治觀點，除了推翻滿清外，極少能產生交集。尤其是孫中山的民生主義，已超越了純粹的資產階級革命範疇，對下層民眾利益的維護，這是立憲派，甚至是革命派中很大一部分人所極力反對的。清朝雖然滅亡，但立憲派的財產、影響力猶在（尤其在地方）。他們中的部分官紳，更是富有政治經驗。他們對革命派總體來說是蔑視的，從一開始就決定拋棄他們，南京臨時政府得不到強力支持，孫中山不得不在就職後不久就稱將以臨時大總統的位置虛位以待袁世凱。　　最後立憲派選擇了袁世凱，並且全力支持袁世凱實現獨裁，並非去致力於建立一個民主共和國。在清朝滅亡前，立憲派為實現君主立憲而進行了近十年的不懈努力，當清朝推翻後他們卻對建立民主共和國隻字不提，而是竭力維護以袁世凱為首的獨裁政權。早在戊戌變法時期，康有為進獻《日本變證考》、《俄彼得變證考》，其用意不言而喻，希望光緒帝能成為像明治天皇、彼得大帝那樣的強國之君；1906年，梁啟超在《開明專制論》一文中，連篇累牘地闡述這一觀點：「與其共和，不如君主立憲；與其君主立憲，又不如開明專制。」再回想起立憲派在預備立憲中的種種行為，有跡象表明：立憲派追求的並非民主，而是開明專制！他們出生士紳，他們接受的啟蒙教育是封建式的，他們有官位，財產有受到政府保護，他們接受了西方的一些政治思想，把發展資本主義作為自己的奮鬥目標，但不表明他們把民主當作自己的理想。他們反對共和的重要理由是中國民智為開，可見，他們對民眾是蔑視的，不願意把權力交給他們。他們認為眼下時局動蕩、面臨亡國的危險，要抵禦外侮、穩定時局決不能依靠民主的方法，只有在一個強有力的統治者的領導下才能做到。所以，他們從一開始時就在尋找一個既能體現立憲派的意志，又是強有力的人物。光緒帝曾是他們竭力支持的開明君主，實行新政後的慈禧太后也給他們某些希望，但宣統年前，載灃任攝政王，政策全面趨向保守，漢族官員被排擠，越來越多的滿族親貴充斥在要害部門。立憲派不相信這些腐敗無能的貴胄子弟能有助於他們實現理想，帶著中國走向富強，他們就開始越來越多得和清政府在召開國會、設立內閣等事務上發生摩擦。只有當清政府無法如立憲派所願地施行「開明專制」時，立憲派就轉而鼓吹立憲以期限制清政府的權力，甚至希望能夠和平奪權，將其架空。　　辛亥革命後，立憲派就重新致力於建立開明專制，1911年6月，張謇就特地到彰德去拜訪袁世凱。在他們眼中袁世凱是最佳人選：一、袁世凱掌握的北洋新軍堪稱清末軍隊中的精銳，他的政權可以有強大的武力保障；二、袁世凱長期擔任清朝官員，漫長的仕途生涯使他富於政治經驗，又與大多數立憲派領袖關係緊密，並且在原清朝官紳中享有崇高威望；三、袁世凱思想較為開明，在清末學制軍制改革中做出很大貢獻。從這三方面看，袁世凱是當時最具實權的人物，並且能被各方面廣泛接受。立憲派眼中，袁世凱就是強有力的開明人物，只能他才能貫徹立憲派的主張，帶中國走出危機。並且他們相信，他們能夠在袁世凱政權中佔有一席之地，他們的聲音是不會被忽視的。他們對待袁世凱就像當初對待清政府一樣，當袁世凱貿然稱帝，立憲派和北洋將領群起反對，不僅是受到了平民和共和的影響，更主要的是，帝制所蘊含的危險：最高權力的世襲必然將帶來最高權力者才能的退化，這是致力於中華崛起的各界人士所不願看到的。　　　　立憲派雖然在對救國的方式和中國的政體選擇上與革命派有截然對立的觀點，他們選擇了開明專制和「立憲」的道路，是基於他們對中國前途的獨特認識，對民族安危的憂慮，對救國救民的熱忱和責任，也在救亡的道路上做了屬於自己的嘗試。　　